爱华网西安事变真相之西安事变杂谈
高崇民
前言
西安事变迄今已届三十年，当时的情况，大体是可以回忆起来，但事情的先后和其错综复杂，很难一一序列，故名之为杂谈。
西安事变的大体情况，虽尚能记忆，但某月日的时间，有的已记不太清。本篇所谈，凡不能记出时间的，只好铺陈其事，甚或有时间颠倒亦所难免。
本篇所谈，是着重在事变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其事变前之背景，与事变的结局，只择要一谈，不作为重点。同时，关于红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的很少，因而本着不知为不知的精神，谈的也很少。
关于群众爱国团体，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东北群众抗日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等组织，它们的活动，对于西安双十二事变亦有很大的推动力，但其实况，应有待于当时负责人的叙述，我除对于请愿援绥一事而外，都谈不出来。
在谈具体情况时，或多或少，有些夹叙夹议之处，只是表达本人当时的甚至到现在的观点和立论，见仁见智，当然有所不同，但并不自以为是，欢迎指正。
本篇所谈都是就本人当时亲自参加的，或出于别人参加说给本人事后知道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作夸张语，亦不为贤者讳，因此可能引起有立场不同的意见，亦所不辞。
所谓原始材料，除凭本人记忆而外，只有翻旧报，查档案，而旧报和档案亦有与实际情况相出入者，即皆当时亲身经历的人，今天亦言人人殊。本篇所谈是提要性质，并不全面，只能略供研究史料的参考，说不到都是原始材料。
西安事变中，各方文电甚多，但多属假象，不尽真实。无论一般性的不便抄录，即其重要的，亦只录其一、二，无必要完全抄录以占篇幅，况电文俱见于当时各报纸，随时可以翻阅。
本篇所谈，根据事情内容，有详有略，每节的文字亦有长有短。长者逾千言，短者或仅数百字，甚或数十语，不勉强求其平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一从九一八谈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用军事行动入侵中国。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热河，先后沦亡。当时张学良将军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同时又是国民党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因此通常对张以副司令称之)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先是东北挂的旗帜，是辛亥革命以后，旧民国制定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于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因与蒋介石合作，改换青天白日旗，即国民党执政时的旗帜(蒋介石现在台湾仍挂此旗)。
对这件事，一般简称为易帜。东北之易帜，是表示取消张作霖时期的军阀割据，而服从国民党的所谓统一政府。因此，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不能不向国民党政府有所请示。当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准东北军加以抵抗，将由他们的所谓中央，作为地方冲突事件处理。这样，便使日本军队长驱迈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费吹灰之力，囊括东三省的全部，掠为己有，使当时吾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遂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沦陷以后，张学良将军无论如何，是失土有责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蒋介石的乱命起见，把不抵抗的失策，又完全归之于张学良。
张只好忍辱负重，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听蒋介石的摆布。因而奸险狡猾的蒋介石，用苦肉计的手段，使张学良将军下野，出游意大利。张在意大利为时虽不到一年，但受法西斯的感染甚重，欣赏他们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作风。故张回国后，高唱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一切惟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其动机不过想以此激发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把国家搞好，以便收复失地，重整山河。殊不知蒋介石以流氓市侩之资，沐猴而冠，根本没有国家人民的观念。他为了巩固其反动的势力，不惜勾结洋人祸国殃民，以自残杀。所以，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始终贯彻不抵抗政策，对国内革命则坚决镇压。张学良将军目睹这种情况，已觉事与愿违，内心感到不安。然而张此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无正确认识，还以旧历史的眼光，看作是“流寇”。故仍追随蒋介石，以解决共产党为前提。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在豫、鄂、皖“剿共”之后，又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在西安设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为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蒋之阴谋在于使东北军与共产党红军互相冲击，结果两败俱伤，或伤某一方面，他都坐收渔人之利。张对于蒋是信服的，意想不到蒋有这样居心，于是毅然接受“剿共”之命。当时有一插曲，即妒贤嫉能器小易盈的陈诚，企图到西北立功，欲亲自挂帅，对于任张为副司令表示反对。而不知蒋的阴谋深刻，别具肺肠。后来西安事变发生，陈诚颇以有先见之明自负。实则当时是嫉妒张学良，争权夺利而已。
二张学良之于蒋介石
张学良将军承继乃父张作霖封建割据的遗业，掩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盘，加以热河，察哈尔之辅助力量，基础相当巩固。当时国内其他军阀的实力，无出其右者。
一九二八年，因父亲张作霖被日寇炸死于沈阳，急于报父仇，并为保全东北起见，不惜违反乃父誓不与蒋介石合作之意气，仓卒易帜(后来枪杀杨宇霆，主要因杨反对易帜，有勾结日寇之嫌)，而对于蒋介石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未加思考。不了解蒋介石之为人，不明白国民党的真相，只从主观愿望出发，遂在一时的形式上，成就了蒋介石以武力镇压国内各军阀，统一了混战的局面。从此蒋介石也就更进一步实行反人民的战争，在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坚决“剿共”达十年之久。先是张作霖进入北平当大元帅，因早年在东北曾与孙中山先生一度合作过，对蒋介石以后辈视之。迨革命军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节节胜利，此时日本军阀，阴谋使张作霖实现袁世凯出卖东北的二十一条，因出兵山东济南，阻止北伐军前进，以表示助张。
同时日本即由驻北平的芳泽公使，对张作霖威胁利诱，迫张承诺，被张严厉拒绝。日本因计划失败，乃令日军由济南撤退。后有人提议与北伐军讲和，以保全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亦不许，严令张学良反攻(时张学良为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长)，决与北伐军战斗到底。但当时张学良是不欲打内战的，因暗中策动东北三省法团，推举代表到北平请愿，哀恳张大元帅退保家乡。张作霖不得已，始允退回关外，不料而遭到沈阳皇姑屯车站爆炸之变。这是日本军阀因阴谋未遂，乃下此毒手。事已至此，张学良益不得不屈服于蒋介石，惟蒋介石之命是从。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唆使张学良借口收回中东路管理权问题，与苏联红军发生局部战争，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旅长梁忠甲、韩光第等战死。一九三○年，蒋介石又诱使东北军入关，击败反复无常之石友三和摧毁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所谓扩大会议，以致东北边防空虚，加速日寇入侵，而有“九一八”炮击沈阳北大营之变。接着东北亡于日寇，达十四年之久。张学良在收复失地与报父仇的思想下，一而再地受蒋介石的欺骗，直到“九一八”之奉命不抵抗，下野出游意大利，回国拥蒋为领袖，入陕“剿共”等等，无一不在蒋介石的阴谋摆布之中。张学良由于无正确的政治方向，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遇事每多感情冲动，西安事变之一起一落，就吃亏在无沉着坚定的魄力，缺乏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以轻率冲动之少年，与一奸险狡猾无耻流氓相共事，自不能不事与愿违，身遭祸败。然其为国家牺牲个人的精神，颇为国人所钦仰，尤其东北旧人，每谈及此事，对于蒋介石之背信弃义，忘恩负德，未有不愤慨扼腕，欲炙其肉而撕其皮者。余怀张诗有“咤起风云留正气，白山黑水忆将军”，是写实也。
三红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东北沦亡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遵义会议)，恰值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错误路线领导时期，使中国红军和红军根据地，受严重损失，红军乃由各根据地退出，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保持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必须北上抗日。于是爬雪山，过草地，备经艰苦，坚决奋斗，才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即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并发表宣言，建议国民党团结御侮，号召全国一致抗日，乃蒋介石反动派顽固拒绝，而全国人民都一致拥护，这种政治影响，更感召了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和流亡在关内的东北进步人士，都愿望停止“剿共”，解除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因而非情愿入陕“剿共”之东北军，兵无斗志，士多反蒋。而蒋介石则一味骄狂自负，对此实际情况，昏然不省，只认定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损伤甚大，不使其有喘息机会，遂急命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与西北实力派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合力“围剿”。张学良初亦以红军此时已无多大力量，错误地认为可以用东北军的优势兵力解决红军，然后再实现其“抗日”和“收复”失地的目的。迨与红军接触后，在陕北大小劳山及直罗镇等战役，遭到严重惨败，牛元峰、何立中两师长阵亡，中下级官佐以及士兵多数被俘，方觉悟兵在精而不在多，况且战争胜利主要决定于正义，而不决定于武器。在此重创以后，张学良面临两种不同的对待，即一方面，红军优待东北军被俘的官兵，他们号召被俘官兵，去留随其自愿；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乘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对于牛、何两师的番号，公然撤销，不再补充。这原是合乎蒋的阴谋，不足为怪。但在这两种情况对照之下，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无待犹豫。此时，张学良一向对蒋介石的信服，自不得不发生变化。
同时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抵御蒋介石的所谓围剿；一方面巩固革命政权，并进行各式各样团结御侮的政治活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例如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标语，揭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谬论，皆深得人心。故共产党之威望日隆，尤其进步青年之景仰，若大旱之望云霓。虽当时红军的人数有限(约二万五千人左右)，而由于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其实力之坚强，远胜于反动派号称百万的所谓国军，虽因反动派的拦阻，未得正式与日寇接触，但实已打下后来抗日胜利的巩固基矗四张杨合作“九一八”后在关内之东北军，约有三十万左右。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共四个师驻河北保定一带，另有黄永安(号大定)之炮六旅驻防洛阳未开入陕甘而外，其余包括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共三个师，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后由缪澄流接充)共六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共四个师，另有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一个师(后由霍守义接充)和刘多荃的一个师(即百零五师，共三个旅，实际他每个旅等于一个师，亦即三个师的兵力)，加以何柱国的骑兵军共五个师，再加上三个独立炮兵旅和一个辎重大队、一个工兵团等，总共约二十万左右，均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末，先后开入陕甘边境，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同时西北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是一地方实力派，故蒋介石外示优遇，而内实嫉之，杨亦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既愿嘤鸣求友，又恐齐大非偶。而东北军初次入陕，对于西北的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加以带兵的军官们自以兵多饷足，此行大可以战胜共产党红军，不自觉地有些骄气，在小的事务上，言语态度，给人以不良的印象。因此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对于东北军和张学良之间，有些误会。蒋介石也怕张、杨会在一起真正合作，将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利用其特务分子在西北散布谣言，谓张学良失掉东北，有取西北而代之的企图。这样就更增加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对东北军的疑忌。张学良为解除误会，避免冲突起见，曾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先后见杨虎城主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加以解释。但未收效果，反而增加误会。迨后高崇民在上海经胡愈之、杜重远等计议，应劝阻张学良，不要随蒋介石打内战，要保全实力，联共抗日，才能解除张、杨之间的误会。高由一九三五年的九月，从上海回到北方，经过天津、北平，分别和陈先舟、王梓木等商谈以后，于同年十一月间到达西安。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把杜重远致杨虎城的亲笔信，通过杜斌丞，由杜斌丞介绍见杨虎城将军，由此与杨相识。迨张学良会毕回西安，高始向张学良副司令力陈红军之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的道理，并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完全是一种阴谋。张表面虽未接受高的说法，内心实甚满意，乃首先告高以西北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误会，必须解释开，方可共图大事。当即授高以解除误会的使命。高于是代表张学良再见杨虎城将军。高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气习。是日，留高午餐，请其夫人谢葆贞作陪，三人围一火锅，边吃边谈，尽欢而散。高以后即留西安，作些宣传抗日活动，例如出一本小册子，名为《活路》，鼓吹联共抗日，散发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杨主任一度同杜斌丞带高到三原，见孙蔚如、赵寿山等高级将领。同时，中共地下党人在十七路军里，又作了许多推动团结的工作。从此十七路军对东北军逐渐谅解，张、杨取得一致抗日的意见，走上合作的道路。此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安乱行捉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和张的职员某，先后被绑架。张为拿到国特的把柄，以资镇压起见，乃以武装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抄出特务对于张、杨造谣诬蔑的文件甚多。不过为避免蒋介石看出张、杨合作的破绽，故意表示两方有矛盾存在，以麻痹蒋介石派在西安之大员如邵力子、晏道刚等和其他特务分子。这是张、杨明白蒋之挑拨阴谋以后，将计就计之策。所以西安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事前毫无察觉。特务头子戴笠事后向张、杨表示，因以张、杨为自己人，故未加防备云云。此无非掩饰其特务工作之失败而已。
四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指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共产党红军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种新形式。这三位一体的所以形成，第一，是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其次，是由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红军接触之后，在西北各战役中，俱遭受重大损失，张、杨在军事上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在政治上也提高了新的认识。尤其十七路军杨虎城，一面与共产党对立，一面为了防备蒋介石的压迫，表面佯为不知，内里有意的涵养一些革命党人和进步的军政人员，如张汉民、阎揆要、张希钦、赵寿山、杨明轩、杜斌丞、王炳南……等。故十七路军素有进步之名。至于东北军经受红军惨痛的打击后，张学良鉴于红军之不可“剿”和“剿”不了的事实，为了保全实力，准备抗日，不再受蒋介石的阴谋摆布起见，亦思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所以当时通过在上海的李杜将军，请共产党员刘鼎以李杜将军代表的名义，住在西安张的公馆，作为顾问；同时张还拟走国际路线，密派栗又文赴新疆联系盛世才，实际是为通过盛以接近苏联。但当时苏联对中国的看法，认为国民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特别重视蒋政权，而不重视地方实力派。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具体情况，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娶分化、打击、削弱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以便彻底实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即以张学良、杨虎城两个地方实力派为主要统战对象，分别进行工作。运用与张、杨有联系的青年和进步人士，如刘澜波、宋黎和高崇民等，在张、杨之间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起到他们一定的作用。最收成效的，是释放被俘的东北军中级军官如高福源等，与张学良将军直接通气。因此张、杨两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已经与红军形成默契，尤其张学良将军与中共负责人李克农、周恩来先后在延安会面协商以后，对红军不但不进行“围剿”，而且暗中接济金钱和军用物资等。所谓“剿共”只是蒙蔽蒋介石的耳目，作些假象。这种协定之成功，实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可是张、杨虽皆与红军暗中有联系，但彼此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互有戒心，以防泄密。因此，张学良将军作进一步的努力，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当时张驻洛川，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二位将军在极端慎密的商谈以后，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合作的意见，并由张担任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当时共产党亦放弃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这是形成三位一体的初步经过，亦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所以应张学良之邀请，推派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飞赴西安，参与其事之由来。以后张学良亲身送蒋回南京，蒋介石竟背信弃义，又反手扣张学良于南京，不放张回西安，就是为破坏这三位一体。更加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文大可等，受托派和国特间接直接造谣挑拨的影响，制造内讧，惨杀了东北军的核心王以哲军长，无意地作了蒋介石破坏这三位一体的内应。
幸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正确的和平解决，终于走上抗日的道路，终于达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
五由劝蒋到扣蒋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实际上既已和红军有了默契，成了三位一体的友军，张学良又担任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责任。张、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乃多方面进行各种准备措施。第一、培训中下级抗日干部，组织抗日同志会，在王曲建立军官训练团，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组织学兵队；第二、联络各省实力派，一致主张联共抗日，分别派代表到广西、四川、山东、冀、察(冯玉祥系)等地征求意见；第三、张亲自飞往太原见阎锡山，交换了劝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杨虎城亦派代表分赴山西、山东、四川等地。以后都得到各地方同意的反应，如广西的李宗仁，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且各派代表驻到西安(广西代表刘仲容，四川代表黄慕颜，山东代表裴某)。张、杨这样布置后，张遂亲赴南京，当面劝蒋。继之又用书面向蒋陈述利害得失。张初以为有各方面的后盾，可以得到成功，而不知反动阶级的本质是不变的。故蒋介石不但顽固拒绝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对张大加斥责，认为张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同时蒋既知张学良对于“剿共”已有动摇，加以红军过河东征，蒋即以援绥为名，陆续派其中央嫡系军队十几个师，先后开赴西北，飞机二十余架进驻西安。布置安毕以后，乃亲到西安以示镇压。是年为蒋的五十岁生日，阎锡山因有张学良的预约，以祝寿为名电蒋来西安晋见，实际是应张学良之约，来西安共同劝蒋。蒋知其来意，乃以避寿为名，转赴洛阳。于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又同赴洛阳祝寿。蒋在洛阳军校召开大会讲话，痛诋中国共产党，并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为无知。他指着张学良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为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必须彻底消灭。“剿共”是我们既定的政策，也是国家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这十足代表蒋的反动阶级立常但他毕竟是流氓出身不吃眼前亏的，在平时尽管装腔作势，吹大气，说大话，一旦面临横尸二人、流血五步的紧张情况下，即软化如泥，此西安兵谏后，蒋所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阎锡山与张学良在洛阳听了蒋的训话后，出了会场，阎拍着张的肩膀说，汉卿(张学良的别号)，大家只好另想办法。以后，张学良再接再厉地晋见蒋介石，反复谏劝，并说明若继续“剿共”，他对于东北军是无法指挥的。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同时知道张、杨已不可靠，乃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蒋介石将亲自督战。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予以改编，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张学良将军由洛阳回到西安与杨虎城紧急商议，认为若服从蒋的命令，他二人与红军的协定计划，根本被破坏，而自己的实力，皆将被瓦解。在这种间不容发，万分紧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作法，对原来联合西南、西北、山东、冀、察等方面，胁迫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的计划，已嫌迂缓无济于事。因而张、杨才秘密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行兵谏(扣蒋的主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里，都有人向张、杨建议过)。换言之，把蒋介石扣起来，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这种非常手段，完全是由于蒋介石暴戾恣睢，临时所激成。这是由劝蒋到扣蒋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当时如何扣的，已有人专文记载，兹不赘述。
六扣蒋前后
(一)扣蒋前的预兆。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丧失东北三省以后，更加反动，大举“剿共”，实行内战。当时除少数反动分子而外，莫不痛心疾首。尤其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当日本军阀继续侵略华北，勾结内蒙的所谓德王进攻绥远时，无不义愤填膺，要求援绥。所以各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展开了“一二九”之示威游行，纷纷请愿的爱国运动。陕西各学校学生，同样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二九”那天，聚集一万余人，列队游行，要求援绥。因蒋介石住在临潼县华清池，距西安约五十里，大队遂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电话中有，如不服从，即严行镇压的乱命。张学良为爱护学生，赶紧追至灞桥，加以劝阻。张将军被学生的爱国赤诚所感动，在寒风凛冽中，声泪俱下，不自觉地向学生们告以我在一星期内，当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们听到张的讲话，看到张的态度，也受了张的感动，乃整队高呼而返。
(二)扣蒋时的分工。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之倒行逆施，既决定用兵谏的手段，只有先把蒋扣起来再说。当时蒋住在临潼，而跟蒋来西安的文武大员邵元冲、陈诚等约二十余人，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城里还有蒋的中央宪兵团和警察特务等机关。为了实现兵谏的任务，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能不分工执行。因此前往临潼捉蒋的任务，即由东北军刘多荃负责指挥，实际是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等人执行的。
尤其孙铭久，首先率领士兵，于晨昏之中，冲进华清池。蒋的宪兵，予以抵抗，旋被击溃。经搜索到蒋的寝室，发现蒋已逃出，但被褥尚温，知逃出不远，必逃上骊山(华清池在骊山下边)。于是刘多荃请示张副司令，令军士们包围了骊山。
军士们搜索到半山腰一个巨石的旁边，终于把蒋捉到，其形象甚为狼狈。其次，西安城内的任务，则由十七路军赵寿山负责指挥，实际是由宋文梅、孔从周、王劲哉等人，分别包围西京招待所和省政府宪兵团以及警察等机关。除警宪稍有抵抗，旋被缴械外，其余均顺利解决。在西京招待所的所谓文武大员，一一扣押起来。其中邵元冲在逃窜时，被流弹射伤，流血过多而死。最狼狈的是陈诚上将，躲在秽物箱里也被搜出。在分工之前，张、杨两将军各自告诫执行任务的将士们，只是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和其仆从人员。这就说明，张、杨是逼蒋联共抗日，而不是如其他军阀反蒋争权。至于事变中，偶有些人的伤亡，如钱大钧、邵元冲以及蒋的仆从人员等，那是仓卒间不可避免的事情。至于杀害青年、恶贯满盈之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之死，乃是当时由刘多荃命令就地枪毙，是大快人心的处理，非与其他误被伤亡者相同。
(三)扣蒋后的临时措施。事变发生以后，对内对外都要有负责机关执行一切任务。因此，将原有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重要军政事务。加上“临时”二字，是谦虚的表示，用意是等待全国各方面的统一意见。当即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以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
另外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同时在军事方面，又成立一个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两军的将领在内，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以何柱国为主任。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和西北的政治人员，以及共产党方面的同志如南汉宸等，以高崇民为主任委员。这两个设施，均是研究讨论性质的组织，而不是决策执行的机构，是由张、杨负责领导，可以说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民主形式。另外杨主任任命民政厅长王义山暂代省主席，以后由杨报请南京政府改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其余专员、县长或局长等官吏，完全由陕西省政府负责任免。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得过问地方人选，因此，张学良颇得好评。
七西安事变的中外反映
(一)内奸蒋斌的通敌。蒋介石既突然被西安扣押起来，为了使国内和国际很快的明白真相，张、杨乃议定八项爱国主张，用文电通报全国。八项内容是：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文电大意是，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指外交部长张群勾结日本)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指蒋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伪造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讨伐，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二)阎锡山的背约。一九三六年一、二月间，红军为抗日援绥，由陕北过河东征，进入山西省境内，阎锡山感受威胁。当时虽有蒋介石的大军援晋，但阎锡山前怕狼后怕虎，更加忧心重重，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乃同意张副司令联共抗日的主张，故张约定阎锡山共同劝蒋。迨张、杨扣蒋实行兵谏时，阎是知道张、杨的意图如何，而竟背弃前盟，始而发出四个“乎”字的电报(从略)，表示其暖昧姿态，继而以争权夺利不可告人的野心，电请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他召集会议解决。此种投机取巧，卑鄙无耻的态度，实与南京亲日派何应钦等相呼应。
(三)盛世才的反复。盛世才当时以亲苏联共为手段，伪充进步，他是因缘时会，据有新疆地盘。苏联欲利用盛世才有所企图，故支持这个地方实力派，使其形成半独立的局面。
盛原属张学良的旧部，在张联共抗日开始时，拟采取西南、西北大联合的计划，特派秘书栗又文赴新疆与盛已取得联系。乃西安事变发生时，盛世才竟通电表明他对西安事变事前毫无闻知，表示中立的态度。他这是受苏联对于西安事变错误看法的影响，一则不得罪国民党反动派，二则也表示他是与苏联一致的。其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亦断定其必为蒋介石所俘虏。
(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的叛变。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驻防洛阳，事变前夕，张副司令分别密电甘肃于学忠、洛阳黄永安，将所在的中央文武官员全部扣押，或全部缴械，并电令驻保定之东北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配合黄永安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于学忠遵令完成任务，万福麟则按兵不动，黄永安竟拒绝受令，投降反动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叛张学良于洛阳。西北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受南京孔祥熙的勾引，又怕打仗，遂率部叛杨虎城于大荔，冯的队伍是驻在潼关、大荔、朝邑一带。万、黄、冯之叛变，使洛阳、潼关两地的防线不待敌之进攻而自破，所以使南京之所谓讨伐军得长驱直入，其先锋部队桂永清竟进到华阴县，幸被我方击溃，反动派始收敛其凶焰。以后东北军的骑兵师长檀自新，叛张学良于蒲城，十七路军的团长王劲哉，叛杨虎城而出走，犹其小焉者。这些将领之叛变，不是忠于蒋介石，更不是有爱国思想，完全是由于个人一时权利之争的表现(细节从略)。
(五)苏联对西安事变的错误看法。苏联当时对中国一向是重视蒋介石的政权，而轻视所谓地方实力派，故对于西安事变之发生，误认为是一种军事阴谋，非正义的举动，甚至认为可能与日本军阀相勾结。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六)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态度。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向是在中国的华东和华南，故其对日本的侵略东北，是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迨鉴于日本军阀得寸进尺，由东北而华北，有侵吞全中国的企图，才感到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不能再袖手旁观，于是唆使买办阶级宋子文、宋美龄等，包围蒋介石，阻止日本南进。恰值西安事变发生，更表示支持蒋介石，以打击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敢于和亲日派作斗争，正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的斗争作其背景。蒋的外国顾问端纳之去西安，热心赞助和平解决，完全是站在英美的利益上。故就当时西安事变来说，英美的态度表面是同情的。而日本则极力鼓动何应钦掀起对西安的战争，以便大举进攻中国。张、杨扣蒋之举，初以为除少数反动派而外，必成大快人心的事(实际上是大快了人心)，不料适得其反。但张、杨不知道，反对西安事变的各方通电，都是出自南京的加工伪造，应该自信兵谏是正确的，久而自明。但张却因此失掉信心，而未沉住气，遂致考虑不周，未妥善安排，即仓卒放送蒋介石，因而未能得到更圆满的结局。
八被扣后之蒋介石与南京
(一)蒋介石的丑态。在由临潼押蒋解往西安的途中，蒋在车里探问孙铭久，这件事张副司令知道不？孙回答我是奉副司令之命来请委员长的。蒋始明白，他被捉原是有计划的行动，既不是他所想象的东北军兵变，也不是共产党的红军打来。他知道张对他无恶意，故蒋到西安绥靖公署以后，张学良去见他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张说，如果你还承认你是我的部下，你应立即把我送到洛阳，否则你就把我枪毙吧。张说，我是不是你的部下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资格，对你说几句话。蒋摇头说，你不必说，说，我也不听。于是他就合衣仰面躺在床上，用被把头一蒙。张只好退出。蒋在被扣之后，南京方面大肆宣传说，蒋已绝食了，实际是头两天，蒋因为一口假牙，在华清池仓皇逃跑时遗落在寝室的茶几上(被一士兵拾到)，口中无牙，不能咀嚼，无法吃饭，只好喝些流质，到了第三天，经我们悬赏得到了假牙，蒋立即大吃而特吃。这说明贪权怙势的人，是不会轻于自杀的。把蒋解到西安以后，无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里的中下级官佐，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故颇有人主张把他枪毙。十七路军中，原属于冯玉祥旧部的人，如李兴中等，尤多报复思想。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已与杨虎城说好，命令孙铭久把蒋移到金家巷张的公馆对面，高桂滋的住宅里。孙铭久到绥署去请蒋时，天已昏黑，身上还带着手枪，蒋以为要枪毙他，就战栗发抖地说，这是公家的地方，我死就死在这里。孙铭久百般解释，蒋也不相信，于是他又一次合衣仰面卧在床上，用被把头一蒙。
孙铭久无奈，只好回报张副司令。在蒋的思想，以为他此次被扣，有共产党参与其间，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子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给宋美龄的遗嘱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汝。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此外，对所谓党和国事无一言及之，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他的国民党和他的国家机器都不爱，只是爱他的老婆孩子，丑到极点矣。
(二)南京的内部矛盾。扣蒋的第三天，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乘飞机到西安，我们才知道南京反动派们还有一幕内部矛盾，即何应钦与宋美龄的斗争。端纳到西安后，先见了张、杨，了解了实际情况，然后，由张学良陪他见蒋介石，这才由端纳说明张、杨对他迁居之好意，陪着蒋乘车移到金家巷高桂滋的住宅。蒋介石自被扣以来，一直认为东北军与张学良已被赤化，害怕共产党要他偿还血债。端纳对蒋把他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实际情况，向蒋作证，绝不是象南京所传的情形，因劝蒋不要坚持成见，要采纳张、杨两将军的联共抗日主张，如能这样，你的威望将是更高而不是降低。同时，将宋美龄亲笔给蒋的信递给蒋。信中的大意是说，你(指蒋)平时，总不听取部下的意见，因而发生今天这样事情，但我相信张、杨不会对你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我希望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要以党国为重(这对蒋是何等讽刺)。信中最后一段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戏中有戏(指何应钦下讨伐令，白衣誓师等事)。蒋看完信，不自觉地发了感触，流下眼泪。端纳又趁机说，他来的很不容易，何应钦不主张他来西安，说西安城墙上都挂着红旗，去有危险，力主讨伐，何说委员长纵然为党国牺牲，也是光荣的。惟夫人(指宋美龄)极力反对何的态度，特召集黄埔军官开会说，你们要想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能讨伐西安，若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死命。端纳又说，何应钦如何急电汪精卫回国，准备联日“剿共”云云。先是在蒋被扣的第二天，张学良即曾向蒋请宋子文来西安，而蒋不允。以后南京到底下了讨伐令，分成五路讨伐军，任命刘峙、顾祝同、卫立煌等为各路总司令。张在蒋面前故示愤慨说，要打咱就打，但其后果应由中央负责。至此蒋乃亲笔写所谓手谕，嘱张命蒋鼎文(从扣押中提出)持赴南京制止，但以三天为限。这是蒋介石想利用军事，迫张、杨迅速解决事变，使他早日回到南京的阴谋手段。于是蒋鼎文随同端纳乘飞机返南京，张这时又提议请宋子文来西安，蒋亦首肯。
(三)宋子文初次到西安。端纳、蒋鼎文回到南京，说明西安事变确如夫人(指宋美龄)所说，是出于爱国思想，惟采取的手段是不对的。因此宋子文争取以私人关系到西安探蒋，宋美龄首先表示同意，亲日派何应钦亦无法阻拦，宋才得第一次到西安。盖当时南京中央既下令讨伐西安，何应钦又亲自挂帅，表面上是营救蒋介石，骨子里是借机会推倒蒋介石，迎汪精卫回国上台，故对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夫人派，是公开的矛盾。所以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首先声明他只是来看一看委员长，并无其他任何使命。宋告张、杨说，如果求和平解决问题，能代表蒋方的人选，非宋美龄来到西安不可。于是宋子文得到蒋和张、杨的同意，返回南京，报告说张、杨与共产党实无危害蒋的意图，均愿和平解决。这样，何应钦虽掌握讨伐大权，但争执不过，只好命令前线暂停战斗，在两军对峙之下，进入和平商谈。
九和平商谈
(一)宋美龄到西安。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龄负着和平的使命而来西安，蒋的特务头子戴笠亦随机来西安，戴下飞机后，腰中插的手枪，被我方战士缴械，到金家巷见张学良时泣诉其事，张立即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赠戴。戴大为感动，叩谢之余，口称副司令伟大不止。平日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特务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于此极，大为可笑。
(二)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西安事变的消息到了陕北以后(时中共中央尚在瓦窑堡)，经党中央研究讨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与张、杨争取蒋介石，一致对外，奠定抗日大计的基矗这个正确的决定，是贯彻在西安事变的始终。故在西安事变过程当中，虽一度处于危疑震撼的局面(指张学良被扣和二二惨杀事件)，终得安稳渡过，和平解决。因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伟大的表现，蒋介石才不得不俯首就范，放弃安内攘外的政策。按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革命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何止万千。共产党的这一决定，其伟大正确，福国利民，表现无产阶级政党之大公无私，感人至为深远，古今中外绝无先例。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决定，应张、杨之请，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派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员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乘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下飞机后，即与张、杨会晤。到此，三位一体的抗日策划，始由秘密而公开化，当即由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这个意见，与张学良不谋而合，因此，张学良非常高兴。张的内心，唯恐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十年仇恨，不能忘怀，或有不同的意见，故听到代表团的谈话，感到万分惊叹，说不出他内心的钦敬。以后周恩来即与蒋介石会面。见面时，周第一句话，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十分尴尬，诺诺连声，亦说不出什么话来。那时蒋之腰痛、脚伤未愈(因在临潼从华清池往外跑，跳墙跌的)，不能直接与他商谈问题，遂由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进行协商。
所以和谈的形式是二宋代表蒋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三位一体。
(三)和平商谈的内容。和谈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临时提的六项原则为基矗会谈了三天，结果蒋对协商的条件表示完全同意。其中主要有两项：1.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改组政府，把南京的亲日派政府改为国防性质的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把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如何应钦、张群等，都拟送出国，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方面担任正副主任；2.在军事问题上，原来东北军每月军饷是二百万元，仍由中央负担，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加至一百五十万，红军军饷由中央拨给五十万，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分别发放。把当时以缓绥名义调进西北的中央军，共十几个师，除留十二个团驻陇海铁路线上以外，其余均撤出西北，在陕西的飞机队和随蒋来西安被扣的文武大员，自应放回(张学良送蒋时，在飞机场即面嘱杨虎城把大员们放回。张送蒋抵洛阳后，又给杨电报，嘱释放大员，经三位一体讨论，同意释放。只有少壮派们，认为应扣作人质，以换取张副司令，反对释放)。八项主张中的一切政治犯和被捕的七君子，都明令释放。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从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兵谏至此，算是胜利。但这只是蒋介石口头上的允诺，他且要求对协商的内容，双方不准公开发表，意思是待蒋回南京后，召集国民党开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才好实现，实际不过为了保持面子。
蒋介石到洛阳发表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训话如何如何，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能够欺己欺人地写出“西安半月记”的狡猾手段。张学良为了维持蒋的“领袖尊严”，也就不主张采取书面保证的形式，于是就这样达成了和平协商。
十和谈后之蒋介石与西安
(一)张学良放蒋与送蒋。和平谈判的条件，既经大体商定，张学良又鉴于外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多数是反对的，内心惶惶不安。更加宋美龄之纠缠，说她与蒋都是基督教徒，最好于圣诞节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回去，取个吉利。同时宋子文亦诱惑说，打铁趁热，联合政府应早日进行(张且拟以宋为行政院长)。张在思想上也深恐夜长梦多，演出别的事故，遂主张赶急放蒋。据他说此事和周恩来、杨虎城都提议过，已得周的同意，只是杨尚有顾虑。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张召集卢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放蒋问题(但未提出送蒋的话)，应德田根本不赞成放，他说，放就是纵虎归山。高崇民主张放也可以，必须有把握。张当场一一解答，最后大家基本上都表示同意放蒋(后来听说周恩来同志亦是原则同意)。在当天午前，由于张的指示，有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卢广绩和十七路军方面负责人杜斌丞等，与宋子文会面，谈到商定的问题必须实现时，宋子文拍胸脯，竖大姆指，表示负责担保。在当天晚间，高崇民给张写一封长信，大意还是主张有条件的放，比较有把握，例如中央军队撤出西北和释放七君子沈钧儒等事，都可不待蒋回南京开会决定，即能办到的。二十五日早八时左右，张到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高是住在绥署)，匆匆忙忙地说，你的信我见到了，我告诉你崇民，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态度非常坚决。高心平气静地对张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
高当时尚未意识到张当天即放蒋与送蒋，于是即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放蒋的问题。正在讨论中间，秘书处处长洪钫到会议室，附高之耳告以副司令已送蒋起飞了。高立即向与会的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李维城、吴仲贤、卢广绩等十余人正式宣布，大家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杜斌丞愤然说，竖子不足与谋。当时高的心里却认为，张急于送蒋，是有他的想法，一则张还是拥护蒋的；二则他为顶住亲日派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他必须以光明磊落、束身归罪的态度，亲身送蒋，以示拥蒋爱国，别无他肠，使亲日派等，无话可说。所以高当时对大家说，张一个人送蒋去南京，可顶住五十万大军，西安方面可保证平安无事。李维城立即说，这是替张先生辩护。但是后来如果三位一体不被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少壮派破坏的话，张之送蒋去南京，虽蒋介石阴险毒辣，但他不能不考虑三位一体的力量，从而也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张亦可能不至长期被扣。张曾对西安去南京的代表鲍文樾说过，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可以回去的。应德田、孙铭久和卢广绩等，不明白撑住的意思是指三位一体能团结住而言，有三位一体的健全存在，当然可以争取张回到西安，绝不是要用兵力，向南京旷日持久的威胁，以争取张回来的意思。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少壮派，借口撑住二字，坚决主张在张未回之前，反对进行一切和谈，而和谈好了的撤兵问题，他们也坚决反对。却不知道，我方若不按照和谈好了的约期撤兵(与蒋方代表顾祝同谈定的二月四号撤兵，六号撤完)，让出渭南，势必与中央军冲突。但我方在渭南前线的兵力，只有刘多荃、霍守义两个师，缪澄流是在渭北高陵，而中央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在渭南成一扇形，包围着我军，冲突起来，我军首先吃亏。战斗一起，不但不能争取张回西安，反于张不利，盖蒋不会在战斗情况下放张回西安的。故当时东北军的上层，虽其主和的动机各有不同，尤其红军的代表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总都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是张副司令的本意。不幸的是，少壮派们，无政治头脑，无军事常识，他们不知道亲日派何应钦与心怀报复的陈诚，是不顾国家人民利益而坚持讨伐西安的，仗是能打起来的。东北军的少壮派们，竟主观断定仗打不起来，若打起来，也能战胜。十七路军的少壮派，竟主张若和也得打一下再和。
于是打一下再和的声浪，叫喊一时。实际当时无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少壮派，都受了托派的影响，甚至受了托派的操纵。
红军代表，事前不知道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更不知道张亲身送蒋。杨虎城可能在张说服他的时候临时知道的，故与张送蒋同时到的飞机常随后刘多荃也到了飞机常只听到张告诉杨，释放中央大员。迨周恩来闻讯赶到时，飞机已经起飞。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后来蒋介石竟毫无羞耻地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宋美龄也觉对张、杨太说不下去，又以半推半就的说法，写一“西安回忆录”附在蒋的“西安半月记”后边。他们这是利用在西安和平商谈以后，内容未公开宣布的原故。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还把蒋的“西安半月记”印在小学教科书上，想欺骗下一代，然而事实毕竟不能用欺骗所能济事的，曾几何时，中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之放蒋与送蒋，还是拥蒋抗日的表现，有公而忘私、牺牲个人的精神。但送蒋至南京毕竟是个错误。蒋介石回南京后，组织军法会审，以李烈钧为审判长，宣判张十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蒋又引咎自责，请求政府特赦。这种弄虚作假的形式，都可以原谅。乃最后，附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就是由蒋介石直接看管)，这就等于把张判成无期徒刑了。蒋之所以扣张不放，就是为了要拆散西安之三位一体。蒋认为把张扣起来以后，对于东北军加以挑拨和诱惑，三位一体，必然起分化。他知道杨虎城代替不了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而东北军之高级将领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这四个人，如果张学良在西安，均能以服从为忠仆，张学良既不在西安，谁也统率不起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到底。蒋介石之不放张回西安，就是看透这一点，才阴谋破坏三位一体，才敢于背信弃义，宁使我负人，不使人负我。蒋直到抗日战争时，亦不准张、杨参加战斗行列，这表示抗日是由他蒋某主动，而不是由西安事变推动的。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始终认为是破坏了他的安内攘外政策，对他的反动统治是不利的。不过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不报复他，大公忘私，仁至义尽之声，洋溢乎中外，蒋鉴于国内外对他的压力，不得不勉为一时地停止内战，然而内心却怀着隐恨。因此在抗战期间，以胡宗南为主力和其他嫡系部队，约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破坏共产党红军抗日的后方。又勾结日本和汪精卫伪组织的军队，包剿共产党在江南的新四军，以泄隐恨。这些事实，都是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和共产党之背信弃义的铁证，也是他反动阶级本质的再一次大暴露，然而这也就给他自己掘下了坟墓。
(三)南京扣张与西安的动态。蒋介石背信弃义，扣张学良于南京，西安人心大为震动，尤其东北军集团最为愤慨。蒋介石既对张报复，一方面派大军进逼，使西安早日就范；同时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三位一体。红军代表对此看的最为清楚，乃以冷静态度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一歌电，表示抗议。电文大意是，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当蒋委员长在陕时，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决不任再起内战等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约十个师的兵力集结至潼关华阴县一带，筑垒布阵，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昭直笔等语。这个抗议发出以后，对于蒋介石是一严重的打击。同时西安的三位一体，亦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南京鉴于西安的强硬态度，形势又不容许蒋介石掀起内战，于是立即派东北名流吴翰涛、王化一持蒋介石、张学良的信，来西安进行劝和。接着蒋又令驻潼关之顾祝同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的试探，提出南京对于西安三方军政所拟的甲乙两案，由西安自由选择一个方案执行。西安对这两个方案，因与蒋介石在西安时所谈的条件，不大相符，开始表示都不接受。祝绍周回洛阳之后，王以哲、何柱国，即派米春霖赴南京见何应钦，并探问张副司令。米回西安时，带有何应钦给王、何两军长的信，内容大意是劝东北军接受乙案。米更带有张副司令给杨虎城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文武官员一封亲笔信，内容也是劝大家以国家为重，要考虑接受甲乙两案，和平解决问题，不要从他个人着想，爱之是所以害之云云。同时，杨虎城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奉蒋介石之命回西安，带给杨一封亲笔信，令杨接受甲案。这是蒋与何应钦，分别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孤立红军的诡计，亦即破坏三位一体的阴谋。接着王以哲又派刘振东为代表，何柱国派徐良为代表，赴潼关见顾祝同，表示愿意接受乙案(这对于三位一体已开不团结之端)。因为他俩已知道蒋介石一时不能放张副司令回西安，故即不强调先争取张回来，这就与少壮派有了矛盾。但东北军的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等，亦并非忠于张副司令。以后三位一体商议，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派鲍文樾、李志刚为代表，迳赴南京面蒋交涉(王以哲军长即于送祝绍周上飞机场时，因受凉中了感冒，以后便卧病在床)。鲍、李两代表到南京，被何应钦扣留三天。何乃先报告蒋介石说(这时蒋已回到奉化)，西安不服从命令(指拒绝甲乙两案)，仍主张讨伐。蒋与何当时在讨伐问题上，意见是矛盾的，蒋恐何借事生非，嘱令鲍、李到奉化晋见。迨二人面见蒋时，蒋不待鲍、李说话，即以盛怒的姿态，严令西安接受甲案，鲍、李都未敢发一言。鲍文樾抱头而返西安，下飞机到绥靖公署，大家围了一群，听鲍的诉说，无不气愤填膺。鲍且声明，此后他再不去见蒋，因蒋不容人说话。接着他又说见到张副司令时，张秘密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可以回去的。鲍由南京回西安第二天，王以哲在他家里，就病榻前召集董英斌、缪澄流、刘多荃及少壮派等开一会议，主张先求解决事变问题，不必先争取副司令回来。王安慰大家说，副司令暂时不回来不要紧，有他负责云云。这就是少壮派应德田等借口说，王以哲有取张而代之的野心。这是一种诬蔑。当西安人心愤慨时，南京方面为了缓和西安的空气，通过宋子文，宋美龄用欺骗手段，特派东北名流阎宝航来西安，宣称张副司令很快就回西安，劝大家不要急躁，务必服从中央命令和平解决事变问题。阎返南京后，始知受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欺骗，盖张是回不了西安的。
以后和谈由南京移至潼关，蒋介石命令西安有何意见，可直接与顾祝同商谈(顾此时已被南京任为西安行营主任，当时住在潼关)。因此西安方面由何柱国用电话与顾商谈，而此时之何柱国，不知照顾少壮派的情绪，甚至连民主的形式都不采龋何每天与顾祝同说完电话，是否与杨虎城或到王以哲家见面，是否与红军代表商议，我不知道，总之他和杨虎城对于设计委员会与参谋团两个组织，都置之不理。例如派米春霖去南京，又派徐良、谢珂等先后到潼关谈些什么，以及何柱国每天在电话上与顾商定些什么，都没有把问题提出，让大家知道或讨论过。大家都不清楚，这样自然招致少壮派们的疑惑。更兼王以哲久病不愈，也引起少壮派之疑，认为王是装玻因而托派和国特趁机造谣，遂形成东北集团上层主和，是投降蒋介石，是出卖张副司令；少壮派主张反抗南京是爱国，是忠于张副司令的现象。否则的话，蒋介石之扣张，经西安抗议之后，蒋立即派人到西安劝和，且把谈判由南京移至潼关，这虽然是蒋介石与何应钦唱双簧，也确有他们内部矛盾的表现。蒋之强令西安接受甲案，对西安来说，还是三位一体的形势。一方面暗示何应钦不要再坚持讨伐，另一方面，使红军和十七路军，能够接受甲案。但杨虎城主任，对于接受甲案有些顾虑，因而与东北军少壮派共鸣，也主张争取张副司令立即回西安，否则，他认为没有把握。
在南京扣张时，西安方面坚决要求放还是对的，但不能因张一时不还，就坚决反对与南京和谈。实际当时蒋已不能放张立即回西安，杨是知道的。乃偏支持少壮派的意见，压着和平通电，而不执行谈好了的方案，甚至放纵少壮派之叫嚣。例如孙铭久、宋文梅等特务团营的士兵，然然臂缠布章，上写反对和平(王炳南二二早晨到孙铭久处亲眼看见的，王劲哉对申伯纯亦亲口承认臂章是由十七路军制发的)，在张被扣时以此威胁南京，岂不正合南京反动派的下怀。
(四)所谓甲乙两案。南京老早即提出甲乙两案，主要是推翻西安的协商，表示蒋在西安并未答应张、杨和共产党什么条件；但又不敢一笔抹杀蒋在西安的诺言，于是才提出甲乙两个方案。若只是一个乙案，恐西安不肯接受，便成僵局。
因为乙案是很明显地把三位一体拆开了，乃以甲案诱之。因为甲案还是三位一体的形势，红军与十七路军易于接受，惟东北军由于把张学良扣在南京，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等四个军长，均不会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他们都是升官发财的思想，都不愿意走革命的道路，随着共产党吃苦。所以东北高级将领的内心是乐于接受乙案，希望东调以就食于中原。这样，西安的三位一体，自然不能持久，剩下红军仍是红军，十七路军仍是十七路军。蒋认为只要无东北军在内，中央就不难控制其它两个少数。因此何应钦、陈诚辈对西安主张讨伐，而蒋介石始终不允。不过南京这种分歧，是偶然的情况，其要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完全是一致的。
但蒋介石的这种阴谋，如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少壮派制造内乱，发动二二事件的话，他是实现不了的。盖西安三位一体，为了争取全面和平和张副司令的回西安，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等，虽内心不愿接受甲案，亦不敢公然表示不接受，况且有蒋介石的命令，谁能不执行？乃恰巧少壮派们制造内乱，张学良既被敌方扣住，王以哲又为自家杀掉，东北军先自瓦解，三位一体自然就不成形了，当王以哲未被杀害之前，高崇民鉴于杨虎诚对于和平解决问题动摇不定，加以杨对高有失言之处，高乃于于学忠最后到西安那天(一月二十九日)搬出绥靖公署。三十日下午高到王以哲家，告诉王说，他要到渭南把握军队去，并嘱王要注意杨的动摇和少壮派的行动。王主观地认为不要紧，说，他们还能打死我吗？高当时也未想到少壮派们能到杀人行凶的地步。
高主要不满杨的动摇，认为杨既受张副司令的重托，应与红军代表和衷共济，不应有所动遥故高认为少壮派敢于杀王，是与杨当时的动摇，有相当关系。
当时所谓甲乙两案者：甲案即把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摆在甘肃省，另一部分摆在陕西省之豳州以西地区，与兰州相接，十七路军摆在泾河、渭河以北的地区，红军仍返回陕北原地，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铁路线上驻十二个团，陕政府主席以十七路军方面的人选充任；乙案是把东北军全部移驻安徽省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省，红军仍驻陕北，中央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由东北军方面的人选充任。当时传说以何柱国为安徽主席，于学忠为江苏主席，以后又说以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二二事件发生以后，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等，根据自己的愿望，符合蒋介石的阴谋，放弃甲案，接受乙案，部队全部东调。可是东北军撤出陕甘以后，乙案亦未实现，这是由于冯玉祥、卫立煌等安徽人通电反对。至所传的江苏主席，豫皖绥靖主任，因刘峙致电蒋介石，不应奖励叛变而罪有功，遂皆取消，而改任于学忠为淮海警备司令。高崇民由高陵回到北平，见乙案亦未实现，乃亲赴河南到开封，因刘多荃的联系，面见陈诚，谓甲乙两案均未实现，仅予于学忠以淮海警备司令，对于东北流亡人士及一些军属，恐无以安置。陈诚立即允向蒋电请，以后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至此所谓甲乙两案，遂成为西安事变中昙花一现的名词而已。
(五)托派与国特的挑拨离间。托派张慕陶在西安的活动，是受国特头子戴笠的指导，以后因为张搞胡宗南的军队，又逢人乱说，戴为灭口起见，毙张于陕西的沔县。一般说来，托派分子的特点是，过左过激，专讲破坏不讲团结，专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效劳；另外一个特点是，狂妄自负，专门说大话，扯大谎，大言不惭。由于他们的过左，往往被一般人误认为是革命者，也确有混进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的，不过常常是被开除出党的。西安事变中混进一个张慕陶，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张慕陶是陕西人，被开除出共产党后，依附在阎锡山部下，阎是利用他反共产党和进行一套欺骗山西人民的假革命。托派分子在中国，除叶青等人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成为反共专家而外，张慕陶也得算一有名的反共的托派分子。他的信徒赵彦青，在杨虎城部下常吹嘘张慕陶是陕西人才，而杨虎城在早即闻其名而识其人，故在西安事变于张学良送蒋走后，曾邀张慕陶来西安。张即伪称阎锡山代表前来西安，先住宋文梅家，后搬到陕西省银行李维城处。张既由杨邀请而来，当然有资格对杨进言，也有条件与杨的亲信如王菊人、宋文梅等相接触。宋是陕西富平人，黄埔军校毕业，与戴笠先后同学，属于军统。宋和许权中都素与张慕陶友好，同时国特又把托派分子，即张慕陶的党羽徐维烈、张子奇等招到西安，包围杨的参谋长李兴中。李是冯玉祥的旧部，他与徐维烈、张子奇都是在冯玉祥时期的旧相识。张子奇是山西人，留学过日本，曾在天津伪组织当过电话局长，因而也受国特头子戴笠的赏识。所以张子奇是敌特兼国特，受日伪双层领导的奸匪。这几个托派分子，通过杨虎城主任、李兴中参谋长的关系，导演着十七路军的少壮派宋文梅、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等，起破坏三位一体的作用。十七路军方面，当时除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杨明轩、王炳南、申伯纯和其他革命军人如阎揆要、张希钦、孔从周等而外，直接间接几乎都在托派煽动之中。同时直接间接影响了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应德田、孙铭久、文英奇、陈旭东等，况应德田、苗剑秋、文英奇等人的思想和表现，根本与托派分子就没有多大区别。应、苗等一直主张杀蒋，反对放蒋，反对放中央大员，反对放中央飞机，实际就是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苗剑秋是常往来于陕西省银行与张慕陶晤谈，孙铭久又与宋文梅常相接触，这就不能说不受托派的影响。李维城、李兴中二人，听到张慕陶似是而非的谬论，一直认为蒋介石是不能抗日的，拥蒋抗日等于与虎谋皮，他们是反对放蒋的。总之，托派于张学良送蒋以后，窜入西安，进行各种煽动，并伙同李兴中、李维城包围了杨虎城将军。例如，李维城对高崇民转述张慕陶向杨主任说的话，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蒋介石是不能抗日的，你不要信共产党的错误主张。为今之计，只有西安与南京打一下再和，打胜也和，打败也和，这是你立功的机会。否则的话，你在西安事变中，杀人连血都未赚到。老实说，张学良捉蒋也是他，放蒋也是他，送蒋还是他，这样蒋是不能把张怎样的，但蒋不会原谅你的，你们的三位一体，是临时的结合，到必要时，这两个朋友不一定肯牺牲自己来帮助你。况且甲案，你是在关中，首当其冲，中央军在陇海线上驻十二个团的兵力好象十二把尖刀插入你的腹中，你能受得住吗？现在西安若与南京打一下，胜是不必说，可以保住西安，也可以争取张副司令回来；如果败的话，东北军大部分还存在，红军又不能坐视，蒋是不会打下去，一定也愿意和。所以你主张这个和，表明打仗并不是你的意思，蒋对你会谅解的。这一套鬼话连篇的谬论，不但迷惑了杨虎城，更煽动了十七路军的少壮派，主要是参谋长李兴中同意托派的主张。甚至申伯纯当时也说，打一下再和，也可以吧(是背地与高崇民商量)。这可见当时托派鼓动少壮派，主战的气焰之高与压力之大，到了何等地步。
(六)东北少壮派的由来与企图。东北军这个庞大的封建集团，从他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内部矛盾。远在张作霖时期，东北就有吉林派与奉天派之争，后来以张学良为中心的新派，与张作霖的旧派如汤玉麟、杨宇霆等的矛盾，就更加厉害。这时新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有郭松龄、高纪毅、黄显声等。以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黄显声与保定军官派王以哲又闹矛盾，黄、王的对立，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还未结束。这就种下西安事变之前，东北军新旧的斗争。例如董英斌被撤职，遗五十七军军长缺，少壮派主张由黄显声将军接充，王以哲乃力保缪澄流担任。缪是辽宁省开原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其家出过翰林，自称儒将，王以哲以此重之。少壮派因军长问题失败，乃请张以黄显声为王曲军官团教育长，以代替王以哲(先是王以哲为该团教育长)。张为调和起见，终以黄代替了王以哲。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学员，年岁都比较轻，一般人呼之为少壮派，自此而有东北军少壮派之名。少壮派除个别投机分子而外，开始还表现积极和进步，颇受人器重。此时所谓旧人，即指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缪澄流是顽固无知，尚不够在旧人之列。而于学忠、何柱国之在东北军系统，都是外来户，只是资格比较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高崇民与王以哲、刘多荃相友善，每劝王、刘二人要亲密团结，要成为东北军的核心，王、刘颇以为然。高与缪虽是小同乡，但对缪的愚而自负，与王以哲的看法相反。
后来西安事变，缪在不少人面前，说张副司令是给共产党做豆腐，高当面斥之(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所叙对高崇民的不礼貌小风波一节，与事实有出入)，由是两人不睦，外间夸大其词，谓之文武不合。王以哲以此短高于张学良之前。张有意的压高，一日在绥靖公署杨主任小客厅内，为委任某一人员事，张在杨面前声色俱厉地斥高。越日在金家巷张的办公厅，高立于张学良之侧，看刘健群来的电报，张当吴仲贤、卢广绩、洪钫等面前，又斥高说，我并未让你看，你为什么看。这是张故意表示他并不重视高。
高自九一八后到关内，即作救亡运动，曾向张声明，除经济生活由张支持外，不作任何官吏。故高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立即离开金家巷，不再问事。张旋即亲笔写一纸条，令卢广绩持以挽高。卢涕泣陈词，责以大局为重。高起而见张，张让入他的小客室，以双手握高之手说，吾非真辱你，只是目下正需要他们(指缪、王)，不能不有些迁就。遂举他委一营长事竟被王等拒绝为例说，这在东北军是空前没有过的例子。张把话说开后，高乃问事如常。故在少壮派眼中，认为高并不算旧人。高和苗剑秋先后留学日本，有同学之雅。苗回国后，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曾一度被张学良拘押过。西安事变前，一度在王曲军官团反对蒋介石对受训军官的讲话，苗说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张学良恐他遭祸，星夜把苗放回天津，表示驱逐出境。苗在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之后，由天津重来西安，卢广绩坚请把苗加入设计委员会，经杨主任许可后，苗遂在西安事变的末期，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参加活动。苗除与应德田、孙铭久相得益彰而外，与栗又文、刘澜波、卢广绩亦都友好，因为在当时，苗毕竟是反蒋抗日的。
托派张慕陶到西安后，苗是惺惺惜惺惺，频与张在陕西省银行抵掌而谈，兴会淋漓，放声高歌，旁若无人之态，犹可想见。孙铭久那时，是一单纯个人英雄主义的少年军人，他与何鉴吾先后由日本士官毕业，归国任张学良侍从参谋，对于留学美国的应德田和留学日本的苗剑秋，特别友好，尤其对于应德田言听计从。应是有政治野心的，想包围张学良以成就其野心。应的主观愿望，是消灭东北军的旧人，变成以他为主谋的新东北军。他这个去旧换新的企图，曾向张学良公开建议过，张在新陈代谢的理论上，基本上同意应的主张(这就伏下后来应敢于谋杀王军长的因素)，但张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应之性格是刚愎阴狠，敢于胡闹。这种有政治野心无政治方向的人，倘如得势一方，亦不过如盛世才之祸新而已，并非真进步的。
张学良被扣不返，应德田、孙铭久都大为恐惶，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本反对，尤其对于蒋介石的扣张，更顾虑个人的前途无保障。孙铭久亲口向高崇民说，大哥，“和”完了，我们怎办？高知道他们这种心情后，即与王以哲、刘多荃、卢广绩等商议，成立一个包括应、孙等在内的核心组织，相互团结，相互保障。以后因王以哲卧病在床，又因应德田不愿与旧人合作，事遂搁浅。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为培植抗日干部的一种临时性的政治团体，在高崇民因《活路》事件，蒋介石令行逮捕(误捕郭增凯)，一度离开陕西，后被张、杨秘密接回，住十七路军王军需处长家，张把抗日同志会的章程交高，嘱重加修改一下，未及完成，而事变发生。所以抗日同志会，在西安事变中并未起到组织作用。以后张既不返，以应德田、孙铭久为首的暴行，完全是个人别有用心的行动。他们主张与南京反抗，先由苗剑秋到部队里进行签名运动，带兵官们当然都表示不怕打仗，于是大家在签名簿上签了名。应、苗等即据此对杨虎城、何柱国、王以哲说，东北军全体将士一致主战。
杨对于和平方案根本无信心，认为东北军士气如此激昂，打一下也好。王、何两军长不同意少壮派的主张，认为西安与潼关进行和平谈判，已经议定了，打是违背和平解决的方针。
以后参谋长董英斌建议，用王以哲军长的名义，在渭南召集东北军官会议，让大家讨论。王因病不能亲往主持，由参谋长董英斌代表王主持会议。临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坐一辆车，应在车上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所以在会议上高一言未发，只是何柱国与应德田争论很多。何的发言，是根据西安和潼关讲好了的执行甲案，东北军应让出渭南，撤到指定的驻防地点，以便中央军和顾祝同进驻西安，这是先解决事变问题，然后再争取副司令回来。而应德田则坚决反对撤兵，他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能撤兵，因不撤兵而至于打仗，亦在所不惜，况且也不会打起来。应德田认为中央军只是威胁，决不能真打。应德田的这种说法，是与张慕陶一致的。由于他不清楚中央军在渭南前线是陈诚作指挥，陈为了报复，从西安回去是一直主张讨伐西安的，只是无蒋介石的命令，他不能大举进攻。如果我们不按协议好了的方案实行撤兵，正好给陈诚以口实，他必进兵无疑。当时刘多荃虽出席会议，亦未发言，其他带兵官们也很少有发言的，会上简直没有讨论，更无人肯把前线实际情况加以说明。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故最后决议先不撤兵，等副司令回来再说，于是大家又一次在会议书上纷纷签名。然而这都是一种假象，实际渭南会议与签名运动的假象，不能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应德田后来硬拿这种假象，说王以哲、何柱国不遵守渭南决议，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杀王以哲军长，是尊重那个决议和多数的意见呢？二二惨杀事件使三位一体瓦解，使张副司令更加不得回西安，这决不是东北军多数的意见。杀王以哲后，应德田开始还不肯撤离西安，想利用孙铭久、刘启文的两部分军队，负隅反抗。幸而孙铭久等这时稍有顾忌不同意应的主张，西安才免于延长混乱。应和苗为势所迫，不得已同孙铭久离开西安。但到了红军地区，由于不满意共产党，不肯长留下去，坚决要求出来。最后他三人走的道路是，苗剑秋投降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迄今在日本反共；应德田、孙铭久投降汉奸汪精卫的伪组织，作了汉奸官。(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久任山东伪保安司令)后来孙铭久由汉奸又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于一九四五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大队被我军俘虏后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同志李兆麟投降。应德田、孙铭久到今天在思想尚未觉悟，他两人对于共产党还有戒心，故不肯老实的说出二二事件真相的经过。
(七)杨虎城的动摇与米宅座谈会。杨虎城将军赋性深沉而多疑，对人对事有时容易发生变化。张、杨合作之始，杨即以齐大非偶为虑，故边合边疑。例如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广东陈济棠拥兵反蒋，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加以支持。张为摸底起见，特赴南京访宋子文。张到南京见宋后，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已被蒋介石收买，叛变了陈济棠，陈的大势已去，张遂未立即返西安，而转赴上海逗留一些时间。
杨大为怀疑，恐张出卖他，急成眼疾。迨西安事变，张、杨对蒋的看法始终不一致，杨知蒋的为人不可信赖，而且手段毒辣，不扣则已，扣即不轻易放他。纵然不杀他，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张对蒋是拥护的，且认为蒋的实力还很大，不可与争锋。同时张对于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是不满的，惟恐他们上台执政，张宁拥蒋，而决不拥汪。张亦知蒋是勾结美帝国主义的，但张亦宁亲美而决不亲日。所以张虽扣蒋，始终未变拥蒋的思想，这一点是与杨不同的。扣蒋后，杨初以为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决不会轻饶他，结果大出杨意料之外，杨一方面敬佩共产党的伟大，一方面想到和平解决之后，十七路军和自己的前途保障如何，因此内心总是不安。但张副司令和红军代表，既都主张和平解决，杨就不能不被动地同意，然而内心却是边和边疑。正由于杨的这种不安的内心，又加上张学良之送蒋被扣，使他对于和平信心大为动摇，这才导致托派张慕陶带挑拨破坏性的谬论，乘虚而入，故杨的动摇，是先基于内因，然后又有外因加强。否则，张学良送蒋飞南京时，既付以重托，以杨的威望，东北军上下是没有不尊重杨的意见的。假如杨于张走后，关于重要问题，与红军代表和东北军上层人物多见面商议，再采取民主方式，运用政治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使三位一体有秩序地与南京方面谈判，少壮派是闹不起来的。尽管设计委员会不是很强的组织，但它毕竟是由于三位一体的成员所组成，应当予以重视。乃自张走后，杨对于设计委员会即不加理睬，亦不与东北集团上层人物商量问题。东北军原是封建集团，在张副司令不在家之时，应当把上层人物和高级将领看成是代表东北集团的力量，不能拿少壮派孙铭久等当作代表东北集团的力量。这是不合客观事实的作法。因此某日高崇民在米春霖住宅，请有杨虎城、鲍文樾、马占山、何柱国开一小型座谈会，座谈内容就是和战问题，米、鲍、马、何四人，都不赞成用战争方式营救张副司令，不过鲍还主张要撑住，他的意思是指何柱国在和顾祝同谈判上不要软弱，并不是如应德田所说不撤兵的意思。杨虎城在座谈会上竟不发言，只是听大家讲话。高针对杨的态度，表示要坚决主和，高说，如果因为我们上层主和，就是发生日本二二六事件，亦在所不计。高这时由于不满杨的动摇，竟未体会杨因为什么动摇，如何对杨进行工作，乃感情冲动，说些过激的话，致使杨对高亦复不满。米宅座谈会以后，杨对人说，高崇民过去对蒋介石恨的入骨，骂的狗血喷头，现在他居然对蒋特别原谅(指蒋强令西安接受甲案，高说无害，与张慕陶之言正相反)，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反常的人容易挨枪打。杨的这种失言，使高特别警惕，他想起在双十二扣蒋那天，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劫取国民党在西安的中交两行三十二万元现大洋，又枪杀东北边业银行经理王景越等事，高当时向杨提出反对，杨闻之颇为震怒，几乎枪毙宋文梅，因此宋文梅对高是有怨言的，高恐宋衔怨，借杨之言进行暗杀，然后拿主和主战的原故作为掩盖，把事情推到东北少壮派身上。高为防备万一起见，亦必搬出绥靖公署，在未搬之前，高先到孙铭久处说明此事，高对孙说如果出此事，他们一定把帐写在你的头上。孙说，不要紧，大哥，你搬到我这里来。高说我要搬到你这来，特务一定造谣说我被你扣起来了。孙又说，那么你搬到乃庚大哥家里(指卢广绩)。高说，我想搬到刘师长家(指刘多荃)。于是高在于学忠来西安那天，趁杨去飞机场接于的时间，离开了绥靖公署。
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但于学忠愿意和平解决事变，而不赞成主战派的意见，这是杨虎城与东北少壮派应德田未想到的。故王宅的高级会议后，主战派在大失所望之下，就破罐子破摔了。高崇民搬到刘宅以后，洪钫、南汉宸先后到刘宅，劝高回绥靖公署。高认为杨尚无好转的表示，不肯搬回去。本来在高出绥署前几天，杨对南汉宸是下过逐客令的，旋又好转，而南、洪去劝高时，杨对于和平的态度并未好转。所以高在刘宅住了两天，知西安城里已无他用武之地，同时高认为不管杨如何动摇，少壮派如何叫嚷，只要把握住前线部队，他们是闹不起来的，因即同刘多荃夫人急赴渭南(当时刘在渭南，因骑马坠伤，刘夫人带医生前往，高乃随去)。高临行前只到王以哲家去辞行，对杨虎城、何柱国和红军代表等，他都未去告辞。总之，当时在西安方面，杨虎城把协商好了的和平通电，压着不发表，而主张打一下再和。高认为杨是受托派的迷惑，不照顾东北军和整个的利益，对杨起了误会。最后和战问题，虽取决于王宅的高级会议，但此时少壮派已形成了有恃无恐，毫无忌惮的暴徒。故产生二二事件，决不能拿张副司令一走，东北军即成为群龙无首，谁也管不了谁，来说明问题。后来东北集团除了于学忠、何柱国两个外来户而外，几乎形成无真正代表东北集团的人物出面。为了放弃甲案执行乙案，于学忠、何柱国由西安就商于高陵的缪澄流、刘多荃两个高级将领，他们果然未出蒋介石的阴谋所料，东北军放弃甲案，而实行东调。至此则三位一体便即分散。
十一二二事件的后果
(一)应德田、孙铭久犯上作乱。应、孙两人，在前节中已略为谈及。应的作风一贯是当众眼面表示沉默寡言，背后则教唆鼓动。例如二月一日，孙铭久在西安城关扣留撤兵命令，经何柱国大加斥责时，已承认错误，至于哭泣，并同意遵照和平方案，将他所带的特务团和先锋队，撤至豳县。而二月二日早晨，竟发生惨杀事件，即是应德田鼓动孙的结果。
此点已由孙铭久口中透露，应德田现在则极力抵赖。故二二事件，表面是孙铭久实行犯上作乱，骨子里是应德田主谋策动，而且非仅东北军的少壮派单方面的行为，实际是与七十路军的少壮派共同的行为，甚至牵涉杨虎城主任，有纵容的嫌疑。具体事实，在前节中已略为叙及。
应德田经张学良送留美回国后，一直在张的培植之下，故在武汉任过“剿匪”总部的少校科员，在西安任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以及西安“剿总”的第四处副处长(即行政处)，颇得张的信用，遂产生了政治野心。本来整顿旧东北军，把封建集团变成进步的军队，是对的；但时机和方式方法，必须选择适当，尤其对人事的去旧换新，更不能鲁莽灭裂。而应、孙等年青躁进，以致被托派国特乘机挑拨利用，终于作出犯上作乱的行动，几乎祸国殃民，毁坏整个革命大业。西安事变过程中，纵然有张学良之放蒋与送蒋，以及张之一时被扣，形成曲折复杂的局面，但杨主任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如果信赖共产党，尊重红军代表的意见，西安有三位一体的存在，有久经斗争锻炼的共产党，有打不败的红军，蒋介石的任何阴谋，也绝对不能得逞，张副司令终必被放回西安，兵谏之举可大获全胜。最低限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至很快地就被蒋介石所瓦解，杨虎城、黄显声两将军亦不至遭到那样惨杀的后果，张学良将军更不至到而今还在被扣。故西安事变中的二二惨杀事件，不仅为当时的亲者痛仇者快，实更使民族民主革命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应德田、孙铭久等，从东北新旧人的斗争出发，不顾张副司令之安危，不顾东北集团之瓦解，不顾三位一体之破坏，坚决主张杀王、何两个军长，这不是忠于张副司令，而是拿营救张为借口而已。
当时他们为了要有杀王、何的理由，先在街上张贴除奸标语，然后再由应德田写一文告，宣布王、何的罪状。结果，孙执行了杀王的任务，而应并未写什么文告，只空口说王推翻渭南会议的决定，不要张副司令，有取张而代之的野心，又诬蔑地说，王出卖张副司令，受蒋介石的收买，得三百万元贿赂。这个诬蔑的谣言，是由于何柱国与潼关顾祝同在电话谈判时，何要求发给西安事变善后费六百万元，顾说不必限定数目，有帐的就算。意思是说，实际花了多少就开多少。何说，还是有个数目为好，于是减到三百万元。当时借着接于学忠的飞机，先给一百五十万元，以便办理善后。此款到西安时，即分别发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五十万元。而托派与国特，即据此散放谣言，说王以哲受贿。所以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起赃，结果除了在王宅抢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少数存款而外，并无什么贿款，于大为懊悔(于是王军长的学生)。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决定分头去枪杀王、何二军长及宋学礼副官长和徐方参谋处长等；同时又通知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孔从周等，也到他们家里开会，决定分别除奸，即东北军里，除掉王以哲、何柱国；十七路军里，除掉孙蔚如。但孙于双十二后，已被杨主任接在绥署住，何柱国因有人告诉他说街上有除奸标语，也于一号前夕，避入绥署杨的公馆，故皆幸免。一月三十一号，高崇民到渭南前线时，刘多荃当天接到由十七路军电台发的无名电报一封，大意是王以哲已毙，前线要服从命令。因高已将西安城内少壮派之不稳，与杨主任主张打一下再和的情形，告诉了刘多荃师长，并决定拒绝不撤兵的命令，而对这封奇怪的电报，竟未加研究是什么用意，也未进行追查，只是派刘的副官那伯刚持一封信和该电报原纸回西安送给王军长看，请他严加戒备。另一方面，用电话请杨虎城主任保护王的安全。这个奇怪的电报，高陵缪澄流军长也同样收到一份，缪亦只是电请杨虎城保护王、何及于学忠的生命安全。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从这个电报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到孙铭久、应德田家里开会来看，很明显地当时有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暗中作祟。这个小组织，是否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少壮派在内如宋文梅、许权中、苗剑秋、文英奇等(都有托派嫌疑)，还只是托派与国特在背后操纵，至今尚未得到真相。这个小组织首先是要搞垮东北军。所以王以哲死后，东北军已经东调到周家口，反动派又进行一次暗杀刘多荃事件，当时竟造谣说是共产党使孙铭久干的，后经高崇民到上海(刘在上海医院治伤)对刘多荃说破，刘始恍然大悟。刘与王以哲是东北军的核心，故反动派处心积虑，要除掉他们。同时反动派，曾阴谋使宋文梅营长在三原东里堡，也用兵谏的手段，威逼杨主任宣布反共，经人告密，杨先发制人，立即撤宋。以上两事，也可以说是反动派破坏三位一体之尾声。从王劲哉、李振西等人半吞半吐的材料来看，和应、孙二人深怕人说他们受托派影响，都坚决否认与十七路军少壮派有往来，应德田在前后写的材料对于苗剑秋亦一字不提。这可知他们到今天还有很大顾虑，故互相隐瞒真相。
实则应、孙除在二二早晨分头邀同十七路军少壮派开会外，同时派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派王协一连长到何柱国家，执行枪杀两军长的任务。但因何避入绥靖公署，孙铭久乃与宋文梅约好仍由王协一连长到绥署执行杀何。何请杨保护，杨乃出斥王连长说，你们能在我这里枪杀人吗，并示宋文梅告孙铭久，把王连长撤回。事后何柱国送杨虎城一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始终怨杨事前知道少壮派等的逆谋，而不加制止。且孙铭久杀王以后，与何鉴吾同到绥署，见杨虎城报告杀王的情形，并请下命令不要撤兵，应德田随后也到绥署开会。杨对应、孙说好吧，你们研究派人到前线阻止撤兵。按理说，应、孙惨杀王以哲后见杨主任时，已经是犯上作乱的罪犯，且变起萧墙怎能对敌，奈何还同意他们不撤兵的请求。这样能说二二事件与杨和十七路军少壮派没有关系吗？当时东北军董英斌参谋长闻讯赶到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应、孙事前不予闻知，一面与于学忠在绥署开一小型会议，在杨的命令和少壮派的胁制之下，研究阻止撤兵问题。因此派高福源旅长赴渭南前线，见刘多荃师长。高到前线看情势不好(这时刘多荃已命令一团人开向临潼，对西安作攻势)，亦未敢见刘师长，立即逃回西安，同时刘得报告说杀王军长时，是高福源在粉巷指挥的，刘遂密令其驻西安之葛团长暗杀了高福源。以上这些具体事实，应、孙不是否认，就说记不清楚。而王劲哉、李振西写的材料，亦均未如实把他们和应、孙开会的情形详细谈出来，更可疑者，王菊人的材料中，对托派在十七路军的活动竟一字未提。想见托派操纵的小组织可能有十七路军个别的少壮派，王故讳莫如深。现在宋文梅、许权中已死，只有王劲哉、王菊人尚在，不过二王能否肯实说，还要看以后了。因此以应德田、孙铭久为首的二二惨杀事件的真相，尚有待于深入的调查了解。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午前，张学良的特务团长孙铭久派其特务团连长于文俊率士兵一排人，到西安粉巷王宅枪杀东北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王因病卧床，不能自卫，身受九枪而死。同日王之副官长宋学礼，亦在寓所被枪杀。杀宋的口实，系说宋常常宴会招待马占山、鲍文樾等东北旧人，给王军长拉帮。另外杀参谋处长徐方，系说他事先把家眷送回南方，是对于张副司令不忠诚的表现。此外杀内奸蒋斌，尚有可说，但亦应依法处理才是。高崇民在渭南得到惨杀王军长等恶耗以后，立即给孙铭久写一短信，大意是弟等犯此重大错误，兄只有痛心，只有原谅，惟弟等必须速离西安，进入苏区。此信是托卢广绩带交。其后应、孙等进入苏区不久，又离开苏区，潜伏在北平和天津。高仍令卢转告他们，无论如何，要坚决站在抗日立场，将来立功赎罪，总会有出路的。不幸他们又犯了第二次罪行。原来二二事件后，张副司令有信，并发给应、孙等出国路费，嘱令他们到外国去，意在由中共把他们送到苏联。不料应、孙等竟违背了张的苦心和联共抗日的立常这亦可证明，应、孙等并非忠于张副司令者，否则，何至走上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而与共产党对立。
故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后来不为汉奸，即多半加入国民党反动派，很少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与应德田、孙铭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刘澜波归结说，西安二二事件，应德田是罪魁祸首。
(二)刘多荃师长在渭南的应变。惨杀事件发生后，在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和高崇民紧急研究对策，高认为必须先制止杨主任的动摇，然后令孙铭久等退出西安。于是刘师长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到临潼，向西安作攻势，估计杨虎城必冷静下来，不至再动遥我们这种动作，特务在西安造出谣言，说东北军要攻打红军，但共产党毕竟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很沉得住气地派刘澜波到渭南探明真相，误会解除，谣言自息。但有刘多荃部在临潼之攻势，犯上作乱之少壮派，必须离开西安。因此，周恩来代表到绥署与杨主任计议，杨此时对孙铭久等有些气愤，认为，他们应学日本武士道剖腹自杀，或者出面自首。周均不同意。认为事变是出于托派的阴谋，杨默然。最后决定令他们出走。故孙铭久等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杨虎城此刻，知道托派和少壮派打一下再和的意见，不可能实现了，始于二日晚间，派李志刚、鲍文樾代表，星夜赴潼关进行和平签字，马占山、鲍文樾亦即借机会回北平。西安既起内讧，中央方面当然立刻占据优势，顾祝同在和平文件上只签一阅字，其气焰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姿态，毫无平等协商的意味了。在二日晚十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队，竟乘隙进军，势将袭击，刘多荃用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打？打，我们就打。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已而该部队果然停止前进，顾且以电话告刘，适才前进部队是属民团。刘谓不管什么部队，停止前进就行。因此，高崇民主张我方军队可提前过河，与高陵缪澄流的五十七军靠拢，不必等到商订的日期(原订是四日)再让出渭南防地。故于三日即开始由渭南撤出，四号一天全师即都过河。我们提前一日，是为避免陈诚、樊嵩甫等之挑衅。盖此时不容前线上有任何冲突，有则便容易由小而大，因小失大。
刘多荃和高崇民到高陵后，刘以师长地位，一切只有尊重缪澄流军长的意见。缪对高素既不睦，当然不听高的任何主张。此时缪已决定放弃甲案，不再西进。他把少壮派之杀王军长事，归咎于红军，盖缪、刘内心均误认为应德田、孙铭久是共产党员。缪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青年，当即将进步青年军人万毅看押，更派兵追拿孙铭久等，欲得而甘心，但未获而返。缪恐红军或十七路军向他进攻，他面对三原作防御攻势。其顽固无知是不可以理喻的。此时高崇民鉴于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他在东北军中亦起不了作用，决定拟赴北平，由刘多荃亲送至临潼上火车，叹息而别。在高陵，于某日高曾接红军代表周恩来亲笔信，邀高回西安。高以本人实际上虽已背弃国民党，但表面上尚属国民党籍，他如回西安，国民党特务很可能以卑鄙手段绑架他，或以所谓国民党组织纪律加以拘禁，况且东北军缪澄流军长既不听高的主张，刘多荃又不能单独有所作为，高纵然回西安亦无能为力，故高于赴北平之前，只给杨虎城将军写一回信，大意是现在和局已成，我两人将来在抗日的道路上再见吧，对于周的信既未作复，亦未应邀去西安。问题是高当时对于共产党还认识不够，以后有人造谣说，东北军东调是高主张的，完全不是事实。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以后亦被刘多荃师长由高陵以密令处死，这种为个人复仇主义，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三)红军的矗立与事变的结束。东北军刘多荃部既按照和议撤出渭南防地，中央军宋希濂即进军西安布防以后，顾祝同入西安城内。此时杨虎城因三位一体已发生变化，对内对外均有戒心，故离开西安，回驻三原。顾祝同到西安，东北集团仅由米春霖出面，举行一次招待宴会，但对于善后商谈，除红军代表外，几无对方。顾乃提议派人赴三原欢迎杨主任回西安，于是派黄杰代表中央军，派卢广绩代表东北军，派王宗山代表十七路军，到三原接杨，杨乃稍释疑惧的心情，返回西安，又亲到卢广绩寓所，托卢到高陵，见缪澄流和刘多荃，解释误会，并诚恳表示，愿三位一体合作如初(时已晚矣)。同时请卢担负联络责任，委为绥靖公署高等顾问，月薪五百元。以后东北军放弃甲案，实行东调，杨又被派出国视察。西安绥靖公署撤销不久，孙蔚如由陕西省主席调为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李兴中，皆升为有名无实的军长，至此十七路军亦被分散。只有共产党红军，人数虽少，却屹然矗立，毫无变动。故西安事变之结束，当时所谓三位一体，只有中共之一体，由周恩来根据和谈原则与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折冲樽俎，不亢不卑地把震动中外、轰传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平结束了。从此中国历史，亦即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说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
结束语――西安事变意义
西安事变从总的来说，是胜利的，是中国历史转入新阶段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胜利。在事变过程中，尽管出了一些曲折复杂的现象，但并未影响这一总的胜利。张学良之放蒋是正确的，是符合和平解决的方针。至于送蒋，最多送至洛阳即回西安，也未为不可。既未深加考虑，也未有很好安排，仓卒送蒋至南京，实在是太轻率的一个错误，从而引起后来内部一时的混乱，并导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迅速瓦解，未能很好的发展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军队，实为遗憾。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只是无代价的供蒋介石牺牲而已。但张、杨两将军，为抗日救国，坚持不懈的意志，虽至牺牲其个人，牺牲其封建集团亦所不辞，这种精神，可告无愧，可垂青史，功在革命，故其小疵不掩大纯。至于有政治野心，无政治方向，被反动派挑拨操纵的少壮派，除根本就是反动分子混入我们队伍的而外，其初多半是出于热心爱国，但逐渐变成个人英雄主义者，甚至有变成个人利害的盲动者，因而一再犯严重错误，遂至身败名裂。另外蒋介石之背信弃义，国特和托派之造谣挑拨，从敌人方面来说，是尽其所当为，原不足怪。问题在于我们当时工作做的不够，警惕性不高，应当取得经验教训为是。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是一个转折点，但亦确是个冒险之举。因为当时红军的实力在长征过程中确被削弱，同时共产党的威信尚未普及全国，而东北军又是一个封建集团，数量有限的十七路军，也不是完全进步的力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所谓反蒋，目的都在争权夺利，而且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操纵。西安事变如果处理稍一失当，或事变时蒋介石身遭死亡，内则各军阀外则各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三位一体的力量控制不住当前的局势，中国必呈混乱状态。尤其日本帝国主义，有汉奸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为之傀儡，继续进行“剿共”，中国之革命，不知要推迟到若干年后，始能得到好转，国家人民之灾难与痛苦，将必不堪设想，故西安事变，中共与张、杨和平解决的方针，实为问题之关键。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与红军联成三位一体，亦是关键之关键。但主要在于党的伟大抗日民族统战政策，亦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总之，西安双十二之举，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正义的行动，说不到什么军事阴谋。结局尽管张、杨一囚一死，但两将军求仁而得仁，心安理得，只这一伟绩，已足千秋。
《西安事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