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
《国史大纲》《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则待教者读者之自加参考，自为引伸。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基本介绍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国史大纲》成于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作者简介
钱穆
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
其代表着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着者毕生着书70余种，约1400万字。着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写作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正式交兵。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跟随西南联大众师生一路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转移到昆明。靠着宜良县长帮忙，在岩泉禅寺落下脚来。联大南迁所带图书并不多，若继续研究旧题，找起参考资料来不免捉襟见肘，钱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此前断断续续作为笔记摘写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中国通史的写作上。
《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作于国难之秋，同时也是钱穆事业的低谷期：参考资料奇缺，生活困窘，在战火纷飞、物资紧缺的时代，大后方的社会结构却发生着激荡与交融：川滇的淳朴乡民和时髦的“下江人”互视，，东部迁来的工业、学校给贫穷的西部注入崭新的生活形态。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全书始末，最终凝成眼前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很显然，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杀青，立时以其博大的体例、细致的考证、迭出的创见成为当时中国各大高校通用的国史讲义，奠定了钱穆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直至今日，岩泉寺依然将“钱穆教授著书处”作为镇院胜迹，立碑纪念。
钱穆撰写此书的目的可见《国史大纲》的《引论》。表达了着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钱穆认为凡读《国史大纲》须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内容特点
着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国史大纲》
着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着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钱穆《国史大纲》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国史大纲》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国史大纲》
钱穆《国史大纲》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此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周边民族侵略中原，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倒退，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消极的作用。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
钱穆的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这与他有关部门史（如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与他有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亦相互发明。通过本书，可以了解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之互动。阅读本书，可以配读著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其修订本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印本。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历史观点
《国史大纲》这本书将中国历史断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论大概情况，而后分章详论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经济、军事、时代特貌（如宗教门阀等）。很明显，作者观察历史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矛盾着手的习惯，也不同于年鉴学派从物质生产及流通着眼的套路。
《国史大纲》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积累考证出所谓空桐、熊湘、阪泉这些地名实则都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汾地区，从而将传说人物炎帝、黄帝的活动范围与古文献看似不经的记载精确地对应起来，大大提高了传说的可信性。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记诵流”、“考订流”和“科学流”三大治史传统在中国史界激荡。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力主“层类堆积”之说，斥中国古史悉属杜撰。钱穆硬是凭借对古文献甚至神话传说的扎实考订，主张古文献未必不可信。
举唐宋为例，最出彩处在政治和经济史。今人为了重塑民族自信，喜欢轻易称颂唐朝，而实际上盛唐之盛和晚唐之敝都令人震惊。钱穆用户口表、赋税表等翔实的数据资料证明，由于北朝汉族世家出色的政治使命感、治国理念和南朝盛极一时的文学风流交融汇合，隋朝缔造的繁荣甚至可与开元盛世持平。而唐几乎完全继承了隋朝的建制。着墨犹多的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这两项日后积重难返再难恢复的著名制度在翔实的数据下，富民安民的效果跃然纸上。而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期的病因分析，很显然，今天的通用教材刻意忽略了唐代藩镇军阀绝大多数系为胡人这一点，而勇武有余、不懂礼义教化恰恰被钱穆归结为藩镇乱国的要因。在藩镇、宦寺和回鹘吐蕃外患的合力下，唐末黄河流域遭受的灾难和文化倒退也翔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宋朝作为繁荣与积弱兼备的奇怪朝代，被作为重点标本详细解剖。唐宋之际社会大乱，世族门阀损耗殆尽，宋人不得不大兴科举，从平民阶层中取士养士，最终造成了一个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自律的平民政府。而同时北宋冗员的结果又造成财政高收入、高支出、高赤字。为说明其财政之弊，钱穆举出了两宋两百多年间诸帝收支情况、养兵岁费众多数据。整体而言，他把吏治得失与士人的责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与帝王私家的内廷相抗衡视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后者意味着钱穆把传统社会政权裂作帝王贵族私家的“私”与平民的“公”，两者分权并治的这种阐释很有西方宪政的味道。
《国史大纲》和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而今日教材几乎只论朝廷腐败一点。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
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国史大纲》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
除断代章节外，钱穆还很有针对性地写了《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这类纵向比较的章节。这些其实是每个处入历史门槛的人都会有的疑问：为什么汉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宋以后却不得不仰仗江南一地？为什么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如今黄河流域却反而欠发达？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钱穆又提出了创见。一般人们喜欢把这一“地气东南倾”的历史地理现象归结到客观因素上：气候变迁、黄河水患、外族入侵。钱穆一一否定了。今天的历史地理学已经证实，历史上气候冷热、干湿是周期波动的，北方占优的年月也有寒冷期和温暖期，因此钱穆否定气候说已获支持。而黄河水患，钱穆援引史料证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一是因为军阀诸侯争相决河堤淹对方，二是因为数千年来壅塞水源，宋后水患完全是因为漕运，历代政府“逆河之性，强使南行”，结果屡次改道，还把淮河弄坏了。除了漏说破坏植被、水土流失一点，均被今天的史学家接收下来。至于外族入侵，钱穆说，其实中国处处崇山大川，利于防御，每被外族侵略都是因为内政失修，“中国易受外族入侵”是为了警醒国人，毕竟言过其实。很显然，中国作为四大古文明唯一活到今日的一个，本身证明了它并不容易被侵犯。钱穆进而论证道，北方贫弱，正是因为唐末藩镇破坏了历代水利，并逼走了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来到原本多涝、不适合耕种的江南，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这才造就了鱼米之乡。所谓地气东南倾，纯粹是人气东南倾的结果。这个论断的启示就在于，中国的兴衰与灾荣，根子都在人事和内政，精英分子能否起到核心的指导作用，尤其重要。这层意思放在当时倭难临头的当时，无疑极具意义，放到今天，依然切中要害。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相关词条
佛教绘画《黄帝内经》《九章算术》《春秋公羊传》毛文龙唐朝官制《四书集注》《天工开物》《春秋左氏传》朱彝尊楼兰遗址《白虎通义》《五经正义》《明夷待访录》韩非子中国神话《船山遗书》《梅花易数》《伤寒杂病论》南五祖
国史大纲_《国史大纲》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
3、郭齐勇.汪学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4、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46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