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苍生》《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苍生_《苍生》 -简介
《苍生》以苍生百姓生活的独特视角，全方位地展示农村变革，绘制了一幅宏阔的农村改革图。循着这一特定的视角，作品将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和现实生活纷繁复杂的矛盾，凝缩在普通的农民家庭之中，以男婚女家这一古老命题的线过，贯穿改革所激起的层层涟漪，从而形象地展现出封建残余的彻底动摇和解体，传导出改革的逼人势头，表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小说的焦距牢牢对准了田家，以及由其旁骛牵扯到的邻里乡亲，重笔描写农村改革在婚恋回音壁上所激起的反响，铺染了一帧帧优美的农村风俗画。苍生_《苍生》 -作者简介
浩然《苍生》作者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生，河北宝坻人。5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已出版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杏花雨》、《花朵集》、《碧草岩上吹来的风》，中篇小说《百花川》、《浮云》、《高高的黄花岭》、《嫁不出去的俊姑娘》，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晚霞在燃烧》、《苍生》等，另有《浩然选集》和《浩然文集》。浩然小说创作从京郊农村生活取材，把歌颂京东平原的新人新事，新的时代风貌作为主旋律。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质朴明快，弥散着浓郁的泥土芬芳。虽然创作一度走入过误区，但检视他的全部创作，不能不承认，这位地道的农民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苍生_《苍生》 -评价
《苍生》
《苍生》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写农村、写农民的作品，一窝蜂地赞美改革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农村描绘成了天堂，写农民是多么得富裕，简直富得不知姓啥了。出版社也喜欢出这类东西。《苍生》却真实地触及农村的现实，大胆（说“大胆”也是相对的，浩然说，他写时虽非“战战兢兢”，但也是“小心翼翼”）写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写了乡村基层干部的腐化与蜕变，具有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识，也流露出作家在新时代面前的某些困惑、苦恼和忧虑。
《苍生》出版后，反响强烈，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亲自给各大媒体打招呼，要求对这部作品作正面宣传（背景是有某位作家到胡乔木面前告状，认为宣传浩然“不利于彻底否定文革”，引起胡的反感）。据《苍生》责任编辑吴光华回忆，十几年前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评委们都认为《苍生》写得好，但最终这项大奖却未授予《苍生》，理由是作家在《苍生》中流露出对改革的不理解。殊不知，这正是《苍生》独有的价值所在。当年浩然的许多忧虑，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都被证实了。20多年过去了，现在农村与农民的状况又怎样呢？那时，一窝蜂似地肤浅地赞美改革，应时讨好而已，顺便捞一把可观的“润笔”。可贵的是，《苍生》真实地反映出这种时代的忧虑。这部作品的落选说明，作家与作品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认识（比如“评奖”这种形式），同样也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苍生》后来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浩然和他的作品，属于“大众”。
苍生_《苍生》 -作品鉴赏
浩然
就题材、创作动机和创作背景而言，《苍生》属于“改革文学”。但和一般的“改革文学”作品相比，它有两大特征。首先，它不是正面写改革、塑造改革者的高大形象，而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背景，来表现改革的年代社会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小说取名为“苍生”也就是这个意思。作品的主人公田大妈、田成业、留根、保根等是中国北方山村最小的小人物，作品叙述的故事是建房子、娶媳妇、送彩礼等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其次，当时的许多“改革文学”作品往往从既定的观念出发，自觉地扮演政治传声筒的角色，一味地为改革叫好，从而流于简单化、概念化和主题先行，流于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浩然创作《苍生》的时候，由于他长期深入生活，对改革时代的农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够用理性的、冷静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对农村的改革作出一分为二的客观判断。在《苍生》里，既有随改革而来的红旗大队的集体富裕、田大妈等老一代农民观念的变化、保根这类新型农村青年的诞生，也有随改革而来的道德的堕落、乡镇基层政权的腐败、封建宗法势力的复活、新的剥削关系的产生、某些农民的陷于贫困。历史性的进步与历史性的倒退得到了同样的展示。上述两个特征是不容忽视的，这既使小说具有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认识价值，又使小说有可能呈现富于真实感的生活形态、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艺术上看，小说塑造了田大妈、田成业、保根、留根、杜淑媛、邱志国、郭云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人物的语言生动、传神，对农村生活的展示富于乡土气息。
苍生_《苍生》 -艺术创造性
浩然
这些成功之处在浩然过去的小说《艳阳天》中早就达到了，并不是《苍生》的独创。《苍生》的艺术创造性主要在于它的典型化技巧。它总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和概括力的事件来揭示生活的本质，塑造人物性格。在表明田家命运的时候，作为描写中心的是田家后代的婚姻问题。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农民们来说，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他们的价值观、伦理观、经济状况乃至社会地位，都集中体现在这件事情上。应当说，作家从婚姻问题入手来表现田大妈一家乃至8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是选择了最佳角度。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与婚姻问题关系最大的不是爱情，而是房子与彩礼这两样东西。小说正是通过房子与彩礼（对于田家人来说彩礼主要就是那块158元的进口手表）写出了丰富的性格内容与社会内容。为了建房，田成业和留根背石头累得吐血，田大妈去寺院给和尚拆洗衣服，愤世嫉俗的保根对父兄的这种生活方式又厌恶又怜悯，但为了让父兄少受点苦，他又耍手腕利用陈耀华对他的好感，让陈耀华支使那些喜欢拍干部马屁的人给他炸石头、运石头。为了房子建成后能顺利地接水管、拉电线，他们还得借钱请村干部吃酒席。一个建房，既表现了田家的经济困境，又揭示了田家四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还揭露了农村领导阶层的阴暗。小说围绕那块定婚手表所作的描写揭示的内容更丰富：田大妈的善良与坚韧――卖大蒜、卖鸡蛋给儿子买手表；田留根的朴实与痛苦――他爱杜淑媛、为了不使杜淑媛受委屈而去偷窃：保根的仗义与狡猾――借钱给哥哥去买表却说是自己的存款；农村人婚姻中的买卖成分――杜有志被未婚妻勒索；杜淑媛的善良、软弱与自尊――为了弟弟违心向未婚夫开口、真相暴露后因为内疚而想自杀；等等。房子和手表不仅是表现社会生活、揭示人物性格的核心，而且是小说组织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小说是从初春的一天中午田成业在山上开建房用的石头写起，至小说第十九段房子才建成；小说第二十九段至第五十五段的情节发展，主要是那块手表推动的。小说写到中秋节保根一个人回家、由手表引起的许多误会消除，就结束了。
苍生_《苍生》 -影响
《苍生》
“社会主义新人”及其转变
在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并非截然断裂的，而是既有“断裂”，又有联系，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既与意识形态的转折有关，也与文艺思潮和作家的创作道路有关，需要做细致的分析，这在《苍生》中有着鲜明而集中的表现。
《苍生》里的邱志国一开始分明就是与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一样的人物，“搞农业合作化那年，邱志国也是最先认清方向、选准道路的农民先进分子，带头在田家庄办起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邱志国脱光膀子，跟社员一起拉犁耕地，肩膀头让粗麻绳子勒得冒血珠子，褪下几层皮。真是一条硬汉子！农业社开市不利，头一年就赶上旱灾，闹饥荒，好几家社员都断了顿，躺在炕上不能动弹。就这样，邱志国既不泄气，不退缩，也不跟着叫苦，不朝上级伸手。他从自己一家人的嘴里匀出粮食，一升一碗地给没吃食的社员送到家里，帮扶着众人渡过难关。……邱志国的名字当当响，打鼻子香；出席过地区的劳模会，当过县委会的委员，谁提起他不竖大拇指！？”
这是合作化初期的邱志国，但在小说内容所展开的80年代中期，他却完全变质了，“支部书记有权，能干，在家里家外都说了算，这几年他只管自己发财，不再管老百姓，田家庄有三家跑买卖的和孔祥发的窑场，他都入着‘权力’股子。他象个老太爷子一样坐在家里，只管开介绍信、盖公章、陪客人吃喝；门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时候就‘劈红’，……”
邱志国在“合作化”时期是带头人，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如果我们将这一人物的“堕落”与作家对另一些人物的推崇做比较，或许能从中发现时代的一些变化。
浩然的《苍生》出版后，不少评论家对小说中的田保根形象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认为他是新时代的理想人物或“新人”。曾镇南指出，“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的时代背景来看问题，保根这样的新人物的出现，压根儿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刘白羽也认为，“在这一个受着改革大潮冲击的新农村里，栩栩如生的诸多人物中，我知道田保根是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新生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书中主宰农村命运的主角，敢于闯出一条新路的闯将。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这一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形象。”
在小说中，田保根的形象是复杂的，他的婚姻、爱情观念与父母及其哥哥田留根完全不同，他走出了传统的观念，但他反抗的方式却更多的是欺骗与滑稽；他一心想考上大学，却没有成功；他反抗邱志国，自己却善于偷奸耍滑。最后，他与别人“一块儿拉了一拨子从农村出去的临时工，搞起一个民办的联合企业建筑公司”，成了“新新建筑公司的副经理。”在小说中，如果说邱志国是代表了“堕落”了的过去的“新人”，那么田保根则既与田留根等旧式农民不同，也与邱志国不同，他是新时期的“新人”。
值得注意的是，田保根的形象也是一个“倒影”，他与赵树理的《卖烟叶》中的贾鸿年很相似。只不过他原先是“堕落”的，现在却成了“新人”。《卖烟叶》是赵树理的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农村知识青年贾鸿年不安心农村生产,倒卖烟叶终于触犯法律的故事。这篇小说当时还因为写“中间人物”受到了批评，“……赵树理正迷在《十里店》里，心不由己地继续推敲着剧的语气、词句哩，没想到霍雷闪电批判的冰雹敲到到他头上。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提出了什么‘中间人物论’，赵树理就是写‘中间人物’的代表，《卖烟叶》就是罪证。有的人说：‘我很怀疑这篇故事有半点真实性。在我们的时代里，青年人都是有志气、有抱负的，像贾鸿年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少数，赵树理在这篇作品中把农村写成一片乌烟瘴气，把青年人塑造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的典型，无法使人相信，这是赵树理对生活的丑化，对青年的歪曲……’”
在小说中，贾鸿年也是一个一心想考大学而没有成功的青年，他也是为了爱情而幻想自私而美好的未来，被比他思想先进的意中人识破了，后来他偷卖烟叶，“投机倒把”，最终被抓进了公安局。与田保根相比，贾鸿年性格中倒没有那么多奸猾，但他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而赵树理因为写出了这样的农村青年（尽管是批判的态度），也受到了批判。
但在新时期，这样的青年不但可以表现，而且可以正面表现了，甚至成了代表时代方向的“新人”。除了浩然《苍生》中的田保根，这样的“新人”也更多出现在了新时期青年作家的笔下。
在《苍生》中，“社会主义新人”、“资本主义新人”、“旧式农民”三者之间的矛盾有着复杂的纠葛，以邱志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堕落了，但作为暗线的“红旗大队”却依然活跃着，这显示了作者对合作化道路与“社会主义新人”既有否定，又有所眷恋；对于田保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新人”，浩然在其身上寄予了未来，但在道德、人品上却又持保留的态度；对于田大妈、田留根所代表的“旧式农民”，作者对他们落后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持批评、反思的态度，但在行文中也流露出深深的同情、理解与尊敬。这样多重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既显示了作者对现代化本身的复杂态度，也显示了作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复杂态度。
苍生_《苍生》 -参考资料
[1] 听派网http://www.tinpai.com/book.asp?id=1370
[2] 北京日报http://epaper.bjd.com.cn/rb/20080318/200803/t20080318_445767.htm
[3] 大众网http://shrb.dzwww.com/shrbxw/ylxw/200802/t20080221_3211932.htm
[4] 《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鉴赏辞典》 辽宁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