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燕山东麓，西面群山重叠，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 秦城监狱其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南桥北秦，指的就是提篮桥监狱和秦城监狱。两座监狱都是以囚禁高官与名人而着称于世。1955年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重新选址修建；在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的兴寿镇秦城村，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习惯称呼为“秦城监狱”。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公安部直属一处（预审）管辖，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这里先后关押过国民党首要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监狱前身
历史演变
秦城监狱图片
秦城监狱前身是功德林监狱，功德林1号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所以这里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建造的。
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日本侵略军等反动统治者占领北平时都曾管辖和利用过这座监狱。这座监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御用工具，也是反动派关押和迫害革命志士仁人的历史罪证。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烈士当年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并在此英勇就义的。监狱大墙外面就是反动派处决人犯的刑场。解放后，在“功德林”大墙外面的地下，发现掩埋着一层层白骨。
进城后，攻德琳监狱由两个部门（华北军区军法处和华北社会部审讯科）管辖，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分是审讯科管的犯人。犯人们由两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东西监房内，各自管理。办公室也是一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1952年，军法处搬走后，所有房屋全部移交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
1952年在“功德林”的大墙外边盖了一部分简易平房，作为监狱干部的家属住房。但由于数量很少，有一部分干部和家属还得住在监房中。
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犯人也陆续增加。除了审讯科入城时带进的几百名在押犯以外，以后又先后收押了一些“三反”、“大镇反”等运动中清理出来的犯人以及一些专案犯人，监房显得愈发紧张。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设施介绍
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每个监舍的面积很小，还不足2平方米。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形，每一个八卦角是一栋监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很少，每扇门都是设在“八卦”的角上而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生活条件
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较大，有的还配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和洗衣机。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一般集中在晚上7点到9点。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犯，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监狱虽有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近些年秦城监狱还关进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统计数据
统计资料显示，2004-2014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等。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发展历程
秦城监狱
公安部预审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内部局，其序号曾多次变化。1958年12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十九局（预审局）改为十四局。1961年2月20日，公安部预审局的序号由“十四局”改为“十三局”。1989年3月5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印发公安部“三定”方案的通知》，将各局、司重新编排序号，其中预审局仍编为“十三局”。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94年3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45号”文件，印发了《公安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其中“三、内设机构”中，“（十四）预审局指导全国公安机关的预审工作和看守所、拘留所、收审所的监管工作，承办党中央和国务院交办的重大案件，管理秦城监狱。”1998年8月11日，《公安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发布，原“预审局”的编号“十三局”改为“监所管理局”，“预审局”这一局名消失。
文革爆发后，1967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鉴于公安部预审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1967年11月，该监狱被北京卫戍区军管。1967年11月19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军事接管十三局的情况报告》，内称，担任军事接管的同志10月27日正式进入，10月28日开始交接，11月7日基本完成（包括秦城监狱）；十三局建立军管会，原十三局的大部分同志撤出，参加公安部学习班。1969年3月上旬，公安部在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原劳改农场、湖北省沙洋原劳改农场成立五七战校（国务院各部委中，惟有公安部称“五七战校”，即相当于其他部委的五七干校），公安部千余名干部连同部分干部家属及子女共近两千人被下放五七战校。秦城监狱原监管干部也全部下放五七战校劳动，至1972年11月才有第一批两位原监管干部调回秦城监狱。
1969年4月13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批准，撤销公安部十三局，将“十三局军管会”改为“秦城监狱军管会”，改归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建制，对外称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第七大队”。6月移交工作完成。
1972年7月20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在探视丈夫后写了一封信，反映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关押在秦城监狱时遭受虐待。她通过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把信交给能和毛泽东直接接触的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由她们转交毛泽东。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将刘建章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
1973年1月8日，周恩来审阅了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周恩来在该报告上亲笔批示，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床位以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1月13日，公安部开始接管秦城监狱，历时3个多月办完交接手续。经过这次整顿，秦城监狱在押人员的饮食、居住和医疗条件均有改善。
此后，秦城监狱一直由公安部管理。在行政建制上，秦城监狱自建成之日起，便隶属公安部十三局。在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中，随着“法制”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检、法系统也实行了体制改革。1983年6月，依照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预审，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改造的分工原则，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秦城监狱属例外。1998年公安部预审局（十三局）改为监所管理局（十三局）后，秦城监狱属监所管理局（十三局）管辖。现设监狱长和政委，皆为副局级。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监狱改造
秦城监狱
“文革”前监狱盖有4幢带审讯室的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专供犯人放风的空地。每间监室有2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当时属十分先进的洗衣机。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管理人员才会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临时使用。但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囚犯撞墙也不能自杀。
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大，距地面两米多高，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在大约有3.5米高的天花板上，安有一个光源微弱的灯泡，它被磨砂灯罩罩住，灯罩外包有铁丝网。如此层层包裹，灯光自然十分暗淡。它的开关在牢房外，由看守操纵。
1967年，又加盖了6栋楼阁、6座监狱大院，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关押人群
秦城监狱从1960年建立，至2013年已有53年了，它在国内外是比较知名的，在国内也是比较现代化的高级监狱。从整体来说，它的部局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坚固、实用、严密。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公安部直属一处（预审）管辖，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
如：沈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汤尧、文强（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等人。
（2）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
如胡风（1955年）、冯基平（1966年，原北京市公安局长，曾主持修建秦城监狱）、王光美（1967年）、陆定一（1968年）、金敬迈等等。
（3）第三阶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
（4）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如陈希同（原北京市市长）、成克杰原人大副委员长、郑筱萸（原国家药监局长）、陈良宇（原上海市委书记）、刘志华（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军（原铁道部部长）、薄熙来（原重庆市委书记）等。
当然也关押过魏京 生、鲍 彤等政治犯。
澄清传言
2011年12月6日，据党建网报道，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但据调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内，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的刘晓庆。张俊以等人在出狱后还声称“在监狱放风时曾见过刘晓庆”，这说明他也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犯人待遇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犯人初到秦城时并不能立即享受放风待遇。每次放风时
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的放风圈，一道高墙又将这个放风圈一分为二。两个放风圈可同时使用，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可一览无遗地观察两边格子中的情况。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墙，谁也看不到其他犯人。
平时，除国民党战犯接触过相对较重的体力劳动外，犯人在秦城监狱多只有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秸编织草帽，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秦城监狱的犯人在接受审讯时，先由一名看守通知，然后将他带出囚室，前往审讯室。来到审讯室门前，将犯人送入室内，看守即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室外等候。
进入审讯室后，犯人被带到一张凳子前。据国民党战犯沈醉回忆，这张凳子与一般的凳子相比，有着特殊的讲究。它的形状像一个腰粗、两头细的圆鼓。他认为，做成这种形状，是为了防止犯人拿它当武器，袭击审讯人员。
在犯人被允许坐下之前，提审员首先向他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文革”期间，则代之以朗读墙上贴着的毛泽东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
在犯人的对面，有个半圆形的平台，台上有几张由木桌拼起来，上面铺着白布的审讯桌，审讯员和记录员分别坐在桌子两边。在这里，犯人还可以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就座。
犯人接见家属的地方设在同一幢监舍的接见室中。那是一个被中间的一堵墙隔断的两个小房间，中间墙上开有一个小窗口。在一般情况下，接见者和被接见者分处两室，在小窗口处交谈。
犯人家属送给亲人的物品必须在审讯室内交给管理人员，在一本接见人送物单上登记。被审定不能交给犯人的东西，在会见结束后立即责令带回。接见完必须有管理人员在会见单上签字，否则就不能走出监狱的铁门。
秦城监狱图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秦城监狱犯人的待遇不尽相同。
在1960年监狱建成后，直至1967年监狱被北京卫戍区军管前，监狱四个监区犯人待遇均较高，特别是最高级的204监区。204监区每间监房约达20多平方米，铺有地毯，设沙发床。犯人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由狱方到北京东华门“三十四号供应部”采购。早餐提供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饭后每个犯人可得一个苹果。这些苹果是都是刚从冷库运来，放在稻糠中以保鲜。该监区犯人还能配发固体饮料，每盒12块，每块可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则分咖啡色的和白色的两种。以上供应日日如此，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负责给204监区犯人做饭的是特地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他做的菜里包括鱼翅、海参。每天由204监区管理员何殿奎给该监区15位犯人送饭，每个犯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四层分别装有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季里饭盒还要用棉罩保温。各个饭盒的颜色都不相同，以示区分。监狱设有医务室，有保健医生和护士。
文革期间，1967年监狱实行军管后，原来的所谓“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犯人遭受虐待和殴打，生活待遇大不如文革前。文革前曾住204监区享受高级待遇的潘汉年，文革后被重新逮捕，仍关押在秦城监狱，每天只能吃窝头白菜，没有肉吃。直至1972年毛泽东在刘淑清的信上作批示后，工作组进驻秦城监狱进行整顿，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这段犯人待遇恶劣的时期令当时的在押犯人印象深刻。
文革时的关押待遇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坐“喷汽式飞机”，打骂也是家常便饭。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的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冯基平，在文革中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对监狱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著名犯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力、关锋、戚本禹曾先后入狱。
秦城监狱还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战俘（如：沈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人）、四人帮、班禅喇嘛、陈希同、张东荪（1968年）、金敬迈、魏京 生、成克杰、陈良宇等“高级别”的囚犯，特别是政治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746万余元，最终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位居副部级高位，张春江是中国电信行业“落马”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2011年8月1日是张春江10天上诉期期满之日，张春江的辩护律师周新广表示，张春江目前已放弃上诉。据悉，张春江目前羁押在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关押囚犯
秦城监狱犯人的编号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960年监狱建成起，犯人编号大多为两位数字。如潘汉年编号64，袁殊65，杨帆66。饶漱石的编号在全监狱独一无二，为0105。文革开始后，1967年监狱实行军管，犯人编号改成4位，其中头两位为年份，后两位为关入监狱的顺序。如戚本禹为6821，王力为6822，关锋为6823，他们即分别为1968年入监的第21、22、23个犯人。这种4位编号法一直沿用至今。如吴学灿的编号为8929，王宝玉的编号为9004。
秦城监狱建立之初，关押过原中国国民党战犯（如沈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及满洲国战犯。与此同时，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及党外高级干部也被关押于此。早期关押的犯人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及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胡风等。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底监狱实行军管后，监狱犯人猛增。著名的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于1968年先后入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东荪（1968年）、金敬迈等也在这一阶段入狱。文革中，林彪的亲信（文革后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等在九一三事件后先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文革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即四人帮也进了秦城。
1979年后，监狱犯人除了政治犯如魏京生、鲍彤等外，随着高级干部贪污案的不断揭发，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高级别贪官也被关进了秦城?。
秦城监狱地址_秦城监狱 -监狱轶事
农场里的“体育学院”
秦城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58年10月，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到京郊小汤山的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据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回忆，他们到达农场后发现，一块地皮上围起了高墙，还拉着电网，里面正在盖房子。一些战犯好奇地问带队的公安干部：“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正在修建一所‘体育学院’……这是很先进的‘体育学院’，是跟苏联人学的。”
1960年春，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这里。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所谓的“体育学院”，原来就是他们的“新家”秦城监狱。
第一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战犯，共有200多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级别在军长以上的将领、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将官以上的特务。
刚走进秦城监狱，战犯们就发现，这里的设施比功德林监狱好得多。当时，监狱大院里有4栋楼，他们被关在离大门最远的那栋里。每间牢房都很大，装着白色的玻璃，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内有卫生间、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还配有洗衣机。
战犯们很快又发现，在秦城监狱，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监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由他们自己选出的学习组长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只在犯错误时才被关禁闭；可以在监区内走动，参加劳动时还能到监狱外活动……甚至还有专人为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战犯洗衣服。
不过，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在外出参加劳动时发现，从牢房门口到监狱大门，要通过9个大小不同的铁门。他们因此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
犯人们的“别样”生活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1981年1月，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宣判。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间小屋内接受检查，不适合带入牢房的东西，如鞋带等，都会被扣留。紧接着，他们会领到统一的黑色“制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脸盆、牙具、饭碗、手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带着他们进入相应的监区，移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左右，需自备饭盒；到了吃饭时间，管理人员会通过专门的送饭窗口，将饭菜送进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否则就会被叫醒接受训话。此外，犯人们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乱写乱画、唱歌、做鬼脸等。
秦城监狱对犯人放风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高级犯人每周都有1－6次单独放风的机会，每次20－60分钟。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个个用高墙隔成的方格。放风时，一名犯人在一个方格里活动，而看守则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四郎探母”事件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明显是在发泄心头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第二天，监狱里召开对汤尧的批判会，让他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一开始，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我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效仿‘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种检讨显然无法过关。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汤尧最终承认他想早日逃到台湾，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管理干部们听罢点点头，随即结束了批判会。
这一下，汤尧犯起了嘀咕。其他战犯也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我们相信最后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不久，其他战犯发现，他有了积极的改变。
“劳动积极分子”
“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但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
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但自认为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不参加。
对于这一办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没有几年活头了，再劳动也还是一个战犯！”但也有态度积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
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请求处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