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的作者 《论衡》 《论衡》-作者介绍,《论衡》-内容特点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些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有所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

王充论衡_《论衡》 -作者介绍


王充王充(公元27-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店铺)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仕路隔绝”不得通显。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疾(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忧伤)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痛感)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晚年作“养性之书”。
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85篇,20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两刃相割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天造谴告,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
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天人感应”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冻凝”而成的。先是“云气发于山丘”(《感虚》),而后“初出为云,云繁为雨”(《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天怒”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太阳之激气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驳斥了所谓“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以上引文见《雷虚》),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商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天罚说”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论死》),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博学奇儒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元称。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职名)董勤征聘他为从事(官职名),改任治中(官职名),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里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自纪》)其子班固,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固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充“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累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哲学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
王充作品与陵墓
王充作品与陵墓(3张)
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三)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四)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充论衡_《论衡》 -内容特点


浙江名人王充

《论衡》一书,分为30卷,85篇(除《招致》一篇外,其余84篇都保存了下来)。全书共计20余万字。

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元气”的说法是在西汉初期提出的,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刘安等人的《淮南子》中,在这两部书中,“元气”被解释为一种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不过真正在中国思想界,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元气论的思想家还是王充。《论衡・自然》篇反映了王充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在《自然》中开篇说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在这里,王充阐述了关于“元气”的基本观点。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庄子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宇宙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的实体。元气不同因而各种事物的类别也千差万别。王充还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点,有力抨击了董仲舒及其著述中所鼓吹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充和儒家所展开的辩论,首先是围绕天是有为还是无为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故生人”、“故生万物”,意思是天是有意识的天,天特意创造了人,并创造了万物作为人们生存的依赖条件。与之相对立的正是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否认天的意志,认为万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天不是有意识地生出五谷丝麻来供人们吃和穿的,这和天出现灾害和异常情况,并不是想用来谴责和警告人们是一个道理。元气的运动和变化是自发的,而非依靠什么天的意志为动力。王充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现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然性,从而否定了董仲舒的荒谬而带有神秘主义的思想。

论衡的作者 《论衡》 《论衡》-作者介绍,《论衡》-内容特点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是高于万物的,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由天制造出来的,服务和服从于人类。这种观点将人与万物的关系定为从属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强调封建等级观念,董仲舒特意将君王的形象神话,以示皇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他的天人感应也是为宣扬君权神授而创造出来的。董仲舒在“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基础上,进而指出皇帝是为了替天行使最高权力而被天创造和安排到人间的。儒家还为君王的诞生也蒙上了一套相应的神话色彩,使得他们区别于普通人,例如讲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被人们视为吸取天地之精华而生的露水、灵芝等物体,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吉祥神圣之物龙凤、麒麟等,都被他们用来作为神话帝王降生的道具。不难发现董仲舒等人的意图,即将皇帝的出现和存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制造“替天行道”的歪理谬论。然而王充却将人和万物摆在同等的地位,人属于万物,同是元气所产生和构成的。在肯定人是动物的基础上,王充又肯定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即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是万物中具有智慧的群体。


东汉・陶戏楼

在关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两者关系的问题上,王充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是必须依附于形体的。《论死》、《道虚》、《辩崇》等篇章,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论文。王充在《论死》一篇中首先纠正了社会上所说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观点,指出人死之后不能变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王充这样说道:从天地开辟、有人类以来,人们有的寿命终结而死去,有的中途夭亡,这些人多得可以用亿万来计算。比较起来,当前活着的人不如死了的人多,如果(按照)人死后就会变成鬼的观点来推论的话,那么在路上岂不是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鬼,鬼肯定多得满屋满院,满街满巷。王充依照人们的这种迷信说法,进行了假设推理,从而论证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形式,机巧而有力地驳斥了“灵魂不灭”的迷信鬼神之说。

东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于是就将这些理解为上天即鬼神的意志和安排。许多人认为人之所以遭遇生病、死亡、刑罚、破产、意志失常等灾祸,都是因为办事时没有挑选合适的时间(即所谓的吉利的时辰),触犯了主管灾祸的鬼神,鬼神便降罪于他们。王充认为这些都是谎话,他认为人在世上,就不能不做事,所谓的好时辰、坏时辰之说,不过是那些从事迷信职业的人故弄玄虚,鼓吹自己法术,借以骗取钱财的伎俩。王充的思想研究,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进行的,他推翻了当时普遍承认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指出自然寿命到了尽头,即便品行再优良的人,也不会被延长生命;寿命应该很长的人,品行再恶劣,也不会因此而被折寿。

王充论衡_《论衡》 -主要思想


东汉铜车马出行仪仗

《论衡》一书中,作者为了驳斥迷信思想和各个学派的谬说,使得本人的论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采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来澄清事实,并对人生老病死以及对比如云、雾、露、霜、雨、云、雷电和潮汐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做出了符合科学的解释。例如王充在《论死》一文中说道:枯骨在野地里,有时会发出呜呜的呼鸣声,就像在夜里听到的哭声一样,有人说这是死人的声音,这是错误的。接着王充就从人依靠口舌咽喉发声和笙箫靠管孔发声的科学原理,指出了人死后,口舌和咽喉都腐烂了,怎么可能再发出声音呢?王充明确指出了“生无不死”,“有始者,必有终”。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士们宣扬的人可长生不老,甚至不死等蛊惑人心的言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如儒家的书籍上记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大致内容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了天下所有通晓道学的人帮助自己学道成仙,最后终于得了道,不仅全家都升天成仙,甚至连鸡犬这样的牲畜,也因为吃了剩下的仙药,一起随着淮南王上了天。王充驳斥了这种得道成仙的荒唐谣言,他在《道虚》一文中说道: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即便是身份尊贵的王侯也不例外。只要属于万物之列,就没有不会死去消亡的,那么人又怎么能够不死而成仙呢?鸟有翅膀能飞,但也不能升天。人连翅膀都没有,靠什么飞起来呢?这是对神话邪说的反问,更是对其荒谬性的沉重一击。


汉・骑兵石刻

王充对儒术的批判和揭露是符合实际的,更是惊世骇俗的。他将锋利的思想匕首直刺儒学的中心―――孔子及其论述《论语》,震撼了整个封建正统社会。他考察所谓的贤士圣人的言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上下抵触,他们的文章有不少地方前后矛盾,而后来的学者们对此都没有察觉。王充清楚地看到:“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论衡・问孔》)即认为圣人所说的话,并非都能让人理解,圣人说讲的道理,也未必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王充又说道:“凡学问之法,不畏无才,难于拒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告诫人们做学问,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没有才干,而是缺乏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见,难得的是抵制老师的错误引导,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听信老师的教导,应该学会分清是非,考察事物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王充的思想里具有进步的因素,他批判儒家宣扬的“今不如古”的倒退思想,反对落后的复古主张。为此,王充结合实际,强烈抨击了这种片面的认识。王充的观点认为人们如此推崇孔子的70位得意弟子,但他们的才能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儒生如果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他们之中也会出现颜回那样的学生。如果当时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这七十弟子也就与现在的儒生一样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言行制定了一系列繁杂的伦理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被孔子训斥为: “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也。”在王充看来,孔子对宰予的厌恶是毫无道理的,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说道:“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认为白天睡觉只能算是小缺点,但孔子却将朽木、粪土这样令人厌恶的东西来形容宰予,试问一个人在白天睡觉,怎么就能败坏品行呢?一个品行败坏的人,即使白天黑夜都不睡觉,难道就可以因此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


王充习书图

当然,《论衡》中也反映出了王充思想上的不足和错误认识。第一,由于受到当时某些流派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着一定的神秘主义成分,例如他提出了“五常之气”、“善气”、“恶气”、“仁之气”等概念,并认为这些气是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的。第二,王充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排除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某些神秘现象,并割断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及终结,都完全由自身决定,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

王充的思想及观点,虽然没有彻底地摆脱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但的确有了很高的反神学的觉悟,具备了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由于《论衡》一书的言论,极大地触怒了东汉的封建贵族及官僚大地主们,王充因此被诬为“躁人”,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论衡》一书更被视为“妖变”。而后人,恰恰从《论衡》一书中,看到了作者可贵的唯物主义斗争精神。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和无神论者范缜、唐朝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等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王充思想及观点的影响。

《论衡》一书,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书写了两汉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篇章。

王充论衡_《论衡》 -全书目录

卷1 逢遇篇 累害篇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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