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是荀子的名作.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他是当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在《劝学篇》里,作者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要顺应自然规律,“善假于物”的学习方法,揭示了学习的内部规律是知识的积累,并指出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坚持不懈、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就能取得成效.这些观点,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劝学篇_《劝学篇》 -简单概述
《劝学篇》《劝学篇》是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其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张之洞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尤其强调"明纲",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他把西学概括为西史、西艺、西政三部分。他在维新变法前夕再次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政治改革,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反动性。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美国传教士Samuel Wood Bridge将之译为英文,题曰TheOnly Hopeof China。全书二十四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劝学篇_《劝学篇》 -全书要旨
《劝学篇》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分9篇,外分15篇,而以《序》概述全书要旨。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在民族危亡之际,天下有志之土何以救中国?张之洞首先呼吁的是国人的团结,即所谓的“同心”:“同心以救弊,齐心以捍患。”同心的基础是“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张之洞认为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不可偏废,“安危与共”(《劝学篇・同心》)。保国,就是保大清国。张之洞历数大清帝国之大仁政十五项,读来有些肉麻,但是当时大多数土大夫乃至维新派对清政府仍怀忠爱之心,希望清政府振作,确是实情。即使村野小民组织的“义和团”,还在一年以后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可见民心一斑。保教,就是保孔孟礼教、三纲五常。
因此,张之洞反对兴民权、废祭祖、倡男女平等之说,并且耻谈西国的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用以比附中国之三纲,其见识自然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保种,即保“三皇五帝声被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的“黄种”。
张之洞深切告诫国人国家沦亡之后种族所受之屈辱:“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矣。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劝学篇・知类》)因此,张之洞痛斥了两种人,一种是“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为此非发捻之比”,一种是“诋中国为不足有为,……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后一种人实际上是一批绝望的维新派,走上了歧路。
劝学篇_《劝学篇》 -作者简介
张之洞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自号抱冰老人,南皮人,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汉阳铁厂全景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劝学篇_《劝学篇》 -历史意义
清廷顽固派统治集团对《劝学篇》十分赞赏,认为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以重名教。此书的广泛流传,给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作了舆论准备。
《劝学篇》成书后即刻印于两湖书院。在清廷支持下,光绪二十四年各地纷纷翻刻。戊戌政变后,此书还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流传到国外。
劝学篇_《劝学篇》 -历史作用
评价张之洞《劝学篇》的历史作用,学术界通常采用两个标准,一个是戊戌变法,一个是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思想水平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一种思想的实际历史作用,往往不是取决于其达到的水平,而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性质如何,以及这些需要转变为历史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人们通常认为,戊戌变法是康有为等维新派积极奔走、呼号的产物,是在维新派指导下的一场政治改革,而把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于顽固派一起划到了戊戌维新的对立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固然受到了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起用了一批维新志士,但是,他所推出的所有政策,并没有超越《劝学篇》所设定的改革范围。在积极推行西方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对一些制度进行改革方面,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盟军。
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没有达到维新思潮的思想高度,但毕竟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在甲午战争以后新的发展,在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与维新派达到了共识,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改革中,仍有其进步意义。
劝学篇_《劝学篇》 -名人点评
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不具备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的条件。因此,《劝学篇》所揭示的更多的是与维新派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而不是现实的政治分歧。
对于《劝学篇》批评最透彻的是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在序论中,他们指出:“(《劝学篇》)之作,张公自言,规时势,综本末,以告中国人士。其志足嘉,诚今日大吏中之矫矫者矣。独惜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何、胡是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批评《劝学篇》的,颇有精彩之论,但在当时,他们的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读来不免有苛论之处。比如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无有以容悦之言,为固宠邀荣之计,而能不愧为大臣者”,言下之意,张之洞事君无“道”,光绪帝如不接受所谓之“道”,不如不说,免开尊口,这种论辩风格不值得欣赏。学者最常引用的"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一语,也是过激之论。如依此推论,大概不仅张之洞,连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也要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任何先进的政治思想主张,在进入政治运作过程以后,必然不得不退到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现实中来。在参预变法之前,康有为曾积极主张开设议院,但在实际参与变法之后,则马上改变主张,认为中国不能速开议院,谭嗣同、林旭要开议院,康有为反而“力止之”。议院只是一种手段,在“旧党盈塞”的情况下,即使开了议院,也可能为旧党把持,“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既然在政治上推迟了议会制的实施,那么他们在具体的新政政策上也就不可能没有与张之洞《劝学篇》推广西学“政艺”主张相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说,推广西学的“政艺”或新政,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是务实的维新派与洋务派左翼所达到的共识。至于两派在国家政治体制选择上的深刻分歧,并没有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形成现实的政治冲突。在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从清政府内部被清除以后,执行戊戌变法“遗嘱”的新政在两年以后由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左翼来鼓吹推行,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