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在现代，最早提出要保护环境的是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20世纪40年代，卡森和几位同事注意到政府滥用DDT等新型杀虫剂的情况。她花了4年的时间研究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亲自观察、采样、分析，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作品简介
《寂静的春天》
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繁体中文版的书籍封面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
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从停止沙城农药厂的DDT生产开始的，而后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作者简介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作品评论
《寂静的春天》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寂静的春天》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原文前言
副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
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时，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
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DDT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高潮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Ribico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ClubofAm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IProtectionAge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oodSafetyin-spectio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密执安、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
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ournaloftheInstituteofEnvironmentaIHealth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AnnGo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投机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争议
自出版那天起，《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颇受争议。批评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化学工业，他们担心这本书会使自己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影响，因而对此书大加指责。这些指责很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有些人甚至直接对卡森女士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的指责除显示出他们恶劣的品性之外再无其它用处。
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有许多科学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同样对此书的内容进行了诸多批判。许多科学家，甚至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此书过于感性化，卡森女士在书中列出的许多证据都是片面的，甚至挑选过的，不少内容缺乏科学依据。批判者中比较有名的有美国加州圣何塞大学的荣誉教授爱德华兹。他本人曾两次阅读这本书，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感觉此书问题颇多，后来这本书的影响越发广泛，他感觉自己有义务把此书的内容认真分析一遍，于是再次细读，这次边读边自己做笔记，整理出了这本书中许多错误或是不科学之处。上个世纪90年代，他得知一部关于卡森女士的电影将在电视上播出，由于害怕这部电影进一步地误导公众，爱德华兹教授将自己的笔记发表在《21世纪科学与技术》杂志上[3]。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兹教授本人是一位昆虫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堂昆虫学的课上，会在学生面前喝下一勺的DDT，以此证明DDT对人体无害。事实上从他本人来看的确是这样，作为一位登山爱好者，爱德华兹教授身体健康，十分长寿。
卡森女士在书中几乎断言DDT是一种致癌物，但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却没有找到DDT致癌的有力证据。现在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DDT和某些癌症的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但DDT本身却不直接诱发基因突变致癌。实际上，卡森女士当时在书中写下这些内容只是基于当时一小部分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当时的科学界存在很大争议。
寂静的春天_《寂静的春天》 -目录
译序
致谢
前言
第一章明天的寓言
第二章忍耐的义务
第三章死神的特效药
第四章地表水和地下海
第五章土壤的王国
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
第七章不必要的大破坏
第八章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第九章死亡的河流
第十章自天而降的灾难
第十一章超过了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
第十二章人类的代价
第十三章通过一个狭小的窗户
第十四章每四个中有一个
第十五章大自然在反抗
第十六章崩溃声隆隆
第十七章另外的道路
索引
附录：主要文献来源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