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拜山头是什么意思？
旧时匪盗猖獗，匪帮几乎都扎根于山上，与官府对抗。拜山头是入帮会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内容是内帮会成员的引见，因此成了入帮会的俗称。现在引申到入教，入职场等场合。
富商张新明曾电话新市委书记:也不来我这拜山头
张新明悠游于山西政商两界，长袖善舞，予取予求，显然与市场无关、与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正是因为官场的大面积崩塌，才导致市场的失序，以致“丛林原则”横行，正当企业与一般民众成为鱼肉。
从2014年8月至今，“山西首富”张新明销声已有数月，案情仍是一团迷雾。据《财经》杂志报道，张新明被带走后，山西官场地震不断。而审计署则在核查张新明如何获得了大宁金海煤田采矿权；有关部门也在调查2007年一起古交市黑矿事故，矿主疑似张新明兄弟。报道表示，“目前张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张新明的能量有多大？仅就目前媒体粗粗勾勒出来的“政商图谱”，或可得出一个大致判断，即，张新明在山西官场上的渗透有多深，则山西诸多官员就在张新明的生意上介入有多深。二者可能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共谋”。
据报道，2000年就任古交市委书记的毋青松，一到任就接到张的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尽管毋青松并未就范，但这并无损张新明在古交的“权威”，更不代表山西省其他官员也会主动拒绝张新明。
例证一，2003年，为了办理大宁金海煤矿基层审批手续，张新明带队到晋城，据目击者披露，“晋城市委市政府接到上级要求，阳城县和晋城市两级政府机构联合办公，一天内要为张新明办好所有审批手续。”
例证二，多年来，张新明家族在古交控制其他矿山的手法也如出一辙，耐人寻味：矿主“突然”犯事，公检法机关介入，张新明出面斡旋，条件是免费入股甚至控股煤矿，或是矿主随张到澳门一赌、输惨。
若媒体报道的情况属实，张新明悠游于山西政商两界，长袖善舞，予取予求，显然与市场无关、与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正是因为官场的大面积崩塌，才导致市场的失序，以致“丛林原则”横行，正当企业与一般民众成为鱼肉。也因此，有必要追问，究竟是谁成就了“张新明们”？
遗憾的是，尽管经由媒体的不懈追踪，初步呈现出张新明背后的权力拼图，但因为细节有待补充、擦亮，距离真正的还原还为时尚早。不过，从其东窗事发后，山西省国土、煤炭、公安系统一批高官落马的情形看，事件仍在发酵之中。接下来还会牵扯到哪些官员，这些官员陷入有多深，有待进一步观察，对此，必须“有一个查处一个”，严肃问责。
而除了问责具体的官员之外，更值得忧虑的，则是当地官商勾结的深厚土壤。可以说，张新明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个例，而是有着浓重的制度背景。其中的关键，在于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强力干预，且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样，只要搞定了权力，也就赢得了市场；搞定的官员级别越高，则可变现的利益就越大。也即，以利益俘获权力，以权力攫取利益，直至官商通吃，无往而不利。
密集的政商交集与互动，既为张新明高悬起“山西首富”、“山西赌王”、“太原第二组织部长”的名号，也给山西官场带来了塌方式腐败。“太原官场从此以讹传讹，说张新明中央有人，”上述人士笑称，“甚至开始有人找张新明跑官。”其“太原第二组织部长”的外号，因此出现。当然，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听任“张新明们”一手遮天，官商通吃，必然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堰塞整个社会的激情与创造力，如同山西一位律师所言，“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信心”。
在查处张新明及其背后隐秘权力的同时，也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制度性土壤，廓清迷雾，除恶务尽，方可真正给民众以信心。
《财经》记者跟踪报道这个著名的“问题富豪”一年多，越到后来，越感觉此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目前张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0年调任古交市委书记的毋青松，甫一到任，就接到张新明的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毋青松大怒，在古交“三干会”上公开讲出了此事，“我就一个女儿，我怕什么？你张新明有什么，我可一清二楚，我倒要看看谁拜谁!”
古交现任市长贾慕权，2013年刚上任就搞大接访，接访的第一人是古交马兰滩开木材销售公司的邢亮平。邢亮平称，古交市康福才等三名干部殴打自己，勾结张新明霸占了木材厂场地，盖了50间房子出租获利。
贾慕权立即调来古交国土、水利、城管等部门现场办公，几家单位确认，邢亮平的企业占地手续完善，而康福才等人的出租房是违章建筑，影响河道行洪。贾慕权对着古交电视台镜头拍板，要求限期拆除违章建筑，公安介入打人事件，纪委约谈三位干部，引来围观群众叫好。
但是，这位市长说话根本不灵。随着张新明介入，违章建筑至今未拆，公安也不愿为邢亮平做伤情鉴定，反称邢亮平也把对方打伤，“再告状连你一块抓”。
当地的一个说法是：在古交有麻烦，找“二汉”张新明，比找市长管用。
“中纪委宣布山西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位山西省著名律师评论说，“张新明验证了这一结论。他更大的危害，是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