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民俗_民俗 -简介
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_民俗 -由来
民俗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组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民俗,正如它的名字,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当然,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南方却吃年糕呢?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您知道吗?南方的吊角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的保护!
民俗_民俗 -研究
民俗--胖娃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逐步恢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是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贬损、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包括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得到了部分恢复和发展,但传统宗教的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要达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是有很困难的,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信教人数、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早已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学校教育发达,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生活优裕,世俗欲望膨胀,信仰宗教的人群在缩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也有例外,譬如,对财神的崇拜,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神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道教宫观有财神殿,有些佛教寺庙内也增设了财神殿;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的财神庙。这不仅体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那些大城市当中,在中西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十分普遍,譬如有人在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调查,发现该村“出现了财神崇拜的兴盛,很多村户(特别是从事餐饮业和扎染的村户)都在正堂摆上了财神像”。 贵州地区的传统傩戏中间也出现了财神赵公明。 这在当地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各地财神信仰都呈现迅速升温的势头。2007年夏天,登泰山,一路所见佛教道教庙宇内都有财神殿。又到杭州登北高峰,山顶有灵顺寺,寺外是财缘阁,卖的香号称“天下第一财神香”;山门内弥勒佛塑像金光闪耀,宝座铭文“和气生财”;寺内主殿匾额是“财神真灵”,主供如来佛,左侧却是财神赵公明;左右两殿是文财神殿和武财神殿,文财神殿主位供奉的是范蠡,武财神殿居中的是关公。整个灵顺寺变成了一座财神庙!每年到正月初五子时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接财神燃放鞭炮的轰鸣声铺天盖地,烟火如火树银花,都宣示今天财神信仰的繁荣。商家店铺里,摆放或者悬挂财神像已经是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都流行的做法。在北京、广州等城市,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家庭有了财神龛,一年到头香火不断,供奉不辍。财神信仰自宋代肇始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普遍、深入和多样。
民俗_民俗 -史话
从“三套丛书”到“五种丛书”
当地民俗如果说“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一座巨制广厦,那么最初夯制的地基,则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民族工作者,根据中国科学院1956-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开始投入三套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 、《中国少数民族简志》、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写。原本准备是在调查结束之后,再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和写作。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国家民委指示在1959年国庆节前编辑出版,为国庆10周年献礼。到1964年,共完成初稿57种,以及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但“文革”使这一工作停止。
1978年,刚刚恢复的国家民委为实现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把一个恢弘的计划提了出来:对因“文革”而搁置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继续充实、提高、发展,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并将此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为了更好地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全国设了400多个编写组,由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组织1000多人参加编写,32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编辑出版。到1991年10月,“五种丛书”共出版338种401册,总字数超过1亿字。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得知党中央为自己民族编写了丛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五种丛书”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影响,每完成发行一本,都会引起海外的密切关注。《朝鲜族简史》、《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概况》出版后,美国、加拿大、朝鲜、韩国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来函盛赞; 《哈萨克族简史》出版后,德国慕尼黑电台以连播的形式分13次播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者读到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后,组织成立了云南民族研究会;法国一家研究中心见到云南的《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到云南实地调查;《中国少数民族》也被译成5种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
民俗_民俗 -禁忌
民俗禁忌民俗禁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基于某些经验、观念和情感而形成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上的自我限制。
1、春节禁忌。春节禁忌也称“过年禁忌”,指十二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一个月的禁忌。
春节本来出于对“年”的禁忌。邓云乡《红楼风俗谈》 (中华书局1987年版)谓“年”字,按古文的写法,是一个象形字,有头有尾 ,脚向四面伸开,像一个大壁虎。据说是一种很可怕的爬虫,一岁之中,人家不遇到它,最好了,便平安无事度过了,因此烧一堆火,弄了一些好东西大家好好吃一顿,以示庆祝,这就叫做“过年”。后来,欢庆除旧迎新的岁首,就变成现在的“新年”和“过年”。
在传承过程中,春节禁忌所包含的畏惧和迷信的色彩渐为人与人之间皆大欢喜、互相爱护的情调所取。俗话说:“入哩年界(年关)禁忌多”。客家民间奉行的春节禁忌包括:禁打骂小孩;禁打碎器皿;禁讲粗话恶语。张祖基的《客家旧礼俗》谓:“初一该日特别谨慎,唔敢讲恶话骂人,也少人出门,若使在初一早晨碰到好的事情、听到好的话,就作为系一年的好兆头,作为今年会利市。所以碰到人,就互相恭贺,讲各样的好话”;忌用不吉利的字眼,如病、死、苦、贫、灾、乱、荒、杀等;初三日忌出门访友,初三各家都习惯扫倒垃圾,送出屋外空地或河边去,喊做送穷鬼。因此这日少人出门;忌用针线,尤其忌在厅堂做针线活。
2、数字禁忌。民间旧时禁忌四、六、七、八及初五、十四、二十三(旧称月忌日)。幼儿四岁,称两双岁,“四”与“死”谐音,故忌而讳之。客家人对数字“七”也很禁忌,正月初七日吃“七样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除了因七样菜的谐音象征表示人们祈愿聪明勤劳、幸福长久之外,还隐含着人们对“七”这一数字的禁忌。因为在客家话中“七七八八”就是麻烦的意思。客家人的丧葬习俗中有“走七”、“七七”、“四七”、“做七”禁忌之俗,也反映了客家人对于“七“的忌讳。“走七”俗称“撞七”,报丧后第28天(俗称“四七”)忌逢农历初七、十七、二十七,“撞七”则须举家走避,俗谓“撞三没撞四,撞得生人没点气”;“七七”(即报丧后49天)内禁孝子孝孙理发;忌碗筷叠放以防丧事层出不穷。“四七”俗称“妹子七”,有孝女备物祭奠的风俗。“做七”是指从死者去世那一天算起,每七日,孝子孝孙即须穿着孝服备牲醴拜灵,又称“筛七”。以“三七”、“五七”、“圆七”(即七七)为大七,一般中上家庭,常备牲醴果品等延僧诵经,仪式如同临丧“做斋”。 此外,每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旧时称“月忌日”(即每月之忌日),俗语谓:“初五、十四、二十三,且婆有银莫去担”、“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灶里不炼丹。”凡逢旧历七、八之日,乡间不相亲,有“七不出行,八不回家”的规矩,如客家歌谣所唱“初一就系初一头,初二还系新年头。初三就系穷鬼日,初四就系妹家日(回娘家)。初五又话出年卦,初六又喊嬲一日。七不去,八不归,九九十十看打狮。十一十二龙灯到,索性月半正来归。”
3、生育禁忌。客家民间有“六月六,伯劳掰伯母”之说流行,认为六月六日出生的孩子将祸及父母,故有所禁忌。
中国民间旧有“忌举五月子”的说法, 《史记・孟尝君传》记云:“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宋书・王镇恶列传》亦记:“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故令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