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弗里达 弗里达-相关文章

1907年弗里达出生在墨西哥城,她的叫做“蓝屋”的家中,47年后她又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是欧洲移民和当地墨西哥人结合的产物。她说她出生在1907年7月7日,但出生证明上说是该年的7月6日。这只是她一生中对自己生活众多假话中的一个。另有同名电影。弗里达这么形容她的丈夫:“做里维拉的老婆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弗里达的肖像画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画家作品。弗里达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子这个意象,或许她在潜意识里渴望与众人的牵连,她希望有这么一条绳子,可以让她永远和亲爱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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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你把她视作罕见的奇才还是卑微的可怜虫,她都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遗世独立;

她做过31次手术,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但依旧成绩斐然,其作品价格居全球女画家之首;

她信仰共产主义,同时又吸毒、酗酒、双性恋,有着众多的男女情人和风流韵事;

她深爱她的丈夫,却彼此不忠,各自过着互相伤害的生活;

她渴望重生又迷恋死亡,永远用挑衅的表情,掩盖着孤独而沉重的灵魂;

她的一生,都在破碎的绚烂和混乱的挣扎中来回游荡。


弗里达

“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淹没,但这该死的痛苦学会了游泳,现在我反而被酒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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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

这世间有这样一种人,造物赐予她非常人所能承受的深重苦难,是为了激发她灵魂深处的渴望,让她展现出暗藏在体内常人所没有的璀璨光芒,弗里达就是这样。

弗里达六岁那年,患了小儿麻痹症,她的右腿明显瘦弱些,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活泼好动。少年时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这也使得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将她送进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就读――当时的学校刚刚开始招收女生,而弗里达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读中学时,她成为学校里一个主要由男生组成的以惹是生非为乐趣的小团体的头目。也就在此时,弗里达第一次遇见她未来的丈夫,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

生命的枯荣是有规律的,但意外总是猝不及防。1925年,18岁的弗里达遭遇了一起严重的车祸。车祸让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她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相信她会活下来。这时,一起出事却安然无恙的男朋友宣布要离开她,她恳求他,她在包裹着身体的石膏上画起了蝴蝶,她说:等我画完了你再走可以吗?但他终究没有等她画完。她在石膏上画满了蝴蝶――带着翅膀、轻灵飞翔、又无限伤感的蝴蝶。家人见此便为她拿来画板,从此,弗里达开始了用灵魂的痛苦来铺设图画的生涯。

上帝似乎有意要这样跟弗里达开玩笑――让她备受痛苦,却又给了她发泄痛苦的方式。绘画对她来说是一种手淫似的自我慰借,一种转移病痛折磨的精神疗法。她从中学会了如何在镜中观察自己,学会了如何表现自己的跃动、炽热、无畏和脆弱。一位朋友注意到,车祸使弗里达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又忧郁的女人”。另一位朋友则认为这是一次新生。就连她的丈夫,天才画家里维拉也说,“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她是一个敞开心扉,将情感的生物学真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艺术家……一个出众的画家,墨西哥艺术复兴最伟大的见证人”。

“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弗里达

不知是上帝的眷顾还是内心强烈的求生欲望,弗里达居然奇迹般的康复了,甚至可以重新走路。但疼痛却始终与她为伴,别人问起她时,她说:我已经不记得不疼的感觉了。也正因此,她不得不沉迷于酒精、麻醉品和卷烟。

1928年,弗里达由朋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在那位朋友家再次遇见已经42岁的里维拉。

这次相遇又勾起了弗里达女孩时代的隐秘情怀。在中学时,学校请了一批画家来画壁画,其中年仅36岁就已闻名世界的里维拉是最具个性魅力的一位,他的超凡体魄和青蛙一样的外貌吸引了弗里达。为了引起里维拉的注意,她在他要经过的台阶上洒了肥皂水,但他并没有跌倒,也没有发生浪漫的邂逅。弗里达在与几个闺中好友谈起各自的生活目标时说:“我的目标是为里维拉生一个小孩,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弗里达?卡洛

1929年,里维拉和弗里达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婚姻被形象的称为“大象与鸽子”的结合――因为里维拉又胖又大,而弗里达娇小瘦弱。事实上,他们的结合,最深刻与契合的,并非感情,而是艺术。在他们恋爱时,弗里达开始模仿里维拉的风格,但里维拉说:“你必须专心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里维拉意识到,她绘画中采用的淳朴的民间风格,正好掩饰了她技巧经验上的不足。里维拉是真正深刻理解弗里达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对朋友说:“她的画尖刻而温柔,硬如钢铁,却精致美好如蝶翼;可爱如甜美的微笑,却深刻和残酷的如同苦难的人生。”

在信仰上,弗里达和里维拉都相信共产主义,他们投身于墨西哥的人民运动。在生活上,里维拉也给了弗里达许多帮助:他建议弗里达穿传统的墨西哥服饰,那种长长的华丽的服饰,佩戴各种珍奇的宝石,他送各种礼物首饰给她,全心全意的打扮她。但里维拉不是个合格的丈夫。这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不会让婚姻束缚住自己,他不断和别的女人谈情说爱,而丝毫不理会弗里达内心的痛苦。新婚不久,里维拉就不断与模特、影星,以及他的学生发生关系,甚至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私通。他自己辩解说:连医生也证明我天生就是那么喜欢拈花惹草。同时他又忏悔地写道:“当我爱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总想伤害她,弗里达是我卑鄙的人格的最大受害者。”

弗里达非常希望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为里维拉生一个孩子。但她却一再流产,她渴望做母亲,对生育充满迷恋,但她却永远享受不到其中的快乐。当得知里维拉竟然和妹妹有染,她画了一幅画,名字叫《刺杀吧》:一个女人倒在血泊里,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当朋友惊诧的问她,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你没看报纸上的新闻吗?一个男人杀死了他的妻子,20多刀,当警察问起他,他却说,这不过都是些小伤口。这幅画其实是在暗喻自己,她的风流丈夫每一次背叛都是在向她桶刀,而他却觉得那些是没所谓的小伤口。弗里达这么形容她的丈夫:“做里维拉的老婆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里维拉不是任何人的丈夫,永远不是,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同志”。

在与里维拉充满痛苦的感情中,弗里达被迫学会了独立自主――她搬出了他们的住所,过起了分居的生活。1939年,两人离婚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又复合。对此弗里达说:我们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

墨西哥荡妇


弗里达

“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弗里达

弗里达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喜欢追求惊奇和特殊:她穿着华丽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戴着绚丽的头饰与耳环行走在闹市,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她是美丽的,甚至稍有的瑕疵也恰到好处的增加了她的魅力:比如那两条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上唇微微的髭,这都是她最著名的特征。

弗里达可以战胜病痛,可以创造自己不朽的艺术生命。但她逃不过感情的刺伤,对于世间最难琢磨的爱情,即使是弗里达,也失去了所有骄傲。里维拉的风流韵事令弗里达伤心不已,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条好的缰绳,难以驯服这匹本性难移的野马。她在形式上拥有他,却在生活中愈发疏远。这位花花公子如此享受在万花丛中被人拥戴的滋味。对弗里达来说,里维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生活的建筑师”,他的勉励是她艺术创作的支柱,推动她创作的部分动力来自于她要以此来取悦他的意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政治信仰,也是为了讨好和取悦这个男人而开始的。

在里维拉放荡不羁的本性日渐暴露之后,弗里达开始运用自身的魅力去诱惑和征服那些她喜欢或喜欢她的人,目的只是为了让里维拉嫉妒。比如和雕塑家诺古奇、苏联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以及与女画家欧姬芙、女影星多勒丝・德・瑞奥之间的同性恋情。她曾在日记中赤裸裸地写道:卡菲(女画家、她的情人之一)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然后她去百慕大修养。那次她没有和我做爱,我猜是因为她太虚弱了,这真糟糕。

她开始热衷交际、喝龙舌兰酒、举办狂欢宴会、不停地说脏话。在宴会上,她会对着来宾唱黄色歌曲,讲色情笑话,使得所有人都深感震惊。她勾引自己看上的每一个人,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荡妇。她在世界各地都有崇拜者,她到法国时,毕加索宴请她,她还登上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她和数不清的情人发生过关系,条件是他们必须著名并长的漂亮。

或许,这样的放纵也是她沉重的生命之所以继续下去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弗里达还是害怕里维拉像前男友一样,因为她的病痛而抛弃她。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强装笑脸,在自画像中表现出一种过人的坚强。但同时她发现,疾病有可能成为一种牢固的绳索,羁绊住里维拉,并且享受他的同情心。

1944年,她画下也许是她最著名的一副自画像《折断的圆柱》。在这幅画中,弗里达的痛苦以一种最暴烈、最悲惨的方式表达出来:钉子钉在她的脸和身体上,躯干上的一条伤口类似于地震之后大地上出现的裂痕。这道伤口与其背后凹陷下去的峡谷遥相呼应,暗示外科治疗的恐怖。在身体的裂缝中,一根断裂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取代了她日益恶化的脊椎。圆柱从腰部直穿到下巴,就像是男人的阴茎,而弗里达的胸脯和胴体是如此迷人。这幅画具有非常明显的性暗示,将一个曼妙的裸体的性诱惑与肉体禁欲的精神胜利法合二为一,她刻意夸大了伤害的程度。这是一种占有,命运对一个女人身体的占有,也是病痛在弗里达的内心中艰难而又粗暴的占有。她使用暴力,迫不及待地制造悲剧,她沉湎于其中,既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幕后成功的导演:让自画像成为祭坛,让她自己成为祭坛上任人宰割的羔羊。正如布勒东所描述的,弗里达纯粹是个调皮蛋,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比她的嫉妒心更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为了使自己尽可能地更富魅力,她太想让自己同时扮演双重的角色了:时而纯洁无暇,时而恶毒邪恶。

“我的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的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

--弗里达

弗里达的肖像画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画家作品。弗里达一生共留下150多幅作品,其中三分之一是自画像。她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 在这些作品里,弗里达经常把自己画成穿着墨西哥传统服饰,时而冷漠,时而思考,而画的背景通常是荒芜的田野和空荡荡的屋子。她的作品总是非常强烈,有时写实,有时梦幻,既是奔放的也是悲剧的。有些人因此说她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她拒绝了这一标签。她说“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祖父母浑身佩戴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里拿一条绳子,把一家七口紧紧系在一起。弗里达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子这个意象,或许她在潜意识里渴望与众人的牵连,她希望有这么一条绳子,可以让她永远和亲爱的人在一起。

血淋淋的自画像《享利・福特医院》是她第一幅在金属板上画的画,从这时起,她有了自己冷峻的写实风格,并很快受到墨西哥人的推崇。画中的弗里达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床单上一片血迹。她的一只手牵着一条线,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婴儿。她在画作中流露出想为里维拉生一个孩子的深切渴望。弗里达将自己对于病痛的感受和想象,倾情投入到她的作品中。那些充满隐喻象征的画面,让人们看到一个女人所承受的各种痛苦,比如器官的分离,开刀,心脏等。此外,弗里达深受墨西哥文化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颜色,采用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1932年,当弗里达计划着手描绘她生命中的每一个年份,她的第一个灵感是“我该如何想象我出生的那一刻”。《诞生》所描绘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分娩,其中涉及的三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死气沉沉的。一个令人恐惧的硕大头颅,长着弗里达标志性的一字眉,从母亲的子宫里探出来。出生一半的婴儿无力的垂落在一片血迹之中(这幅画与弗里达刚刚流产的孩子有关,那次流产使她痛不欲生)。母亲的身体从腰部以上被床单包裹着,使得张开的双腿显得更为赤裸。“我的头被盖住了”,弗里达曾告诉过一位朋友,因为在画这张画时,她的母亲刚刚去世。“我的头象征着死去的人”弗里达说。此时,她自己同时也扮演着她母亲的角色。因此,在《诞生》中,弗里达不仅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而且也是生她自己的人。她的密友摄影师劳拉・阿尔瓦兹・布拉佛对此评论道:“弗里达是我见过的人中唯一一个按照自己意愿创造自己生活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使自己降临人世的人”。在死去的母亲被盖住头部的上方,弗里达画了一幅圣像:悲伤的圣母玛利亚被两把匕首刺中,泪流满面。圣母像在旁边看着床上的母子,但又无力救助。这双重死亡的戏剧残酷而明晰,为出生的孩子的未来添上了一层不祥之气。

爱与死是艺术永恒的两大主题,弗里达对死亡的迷恋在1940年的作品《梦》中显露无疑。在这部作品中,她睡的床悬浮在白色和淡紫色相间的天空中。在梦中,她让有着犹大模样的骷髅成为她的伴侣。对于一个墨西哥人来说,死亡意味着创造:他们用骷髅头来装饰房子,在死人节吃骷髅型的面包,爱听表现死的快乐的歌曲和笑话。对弗里达来说,骷髅是对死亡的一种有趣暗示。她不厌其烦的描绘自己漠视死亡的神情,无论是被钢丝石膏支撑着的奄奄一息的病体,还是被谋杀的女人,她固执而痴迷的描绘死亡的气息。里维拉曾取笑她,说骷髅是她的情人。

1953年的春天,对于弗里达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那时她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但她决定开人生中第一次画展。当晚,医生劝告她最好不要去现场。但她还是睡在担架上被抬去了。她说“请注意,这是一具活着的尸体”。

弗里达对着人们讲笑话,喝酒,所有人都很开心,画展也取得了完美的成功。就在这一年,由于软组织坏死,弗里达不得不截去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她变得极度忧郁,并且产生自杀倾向。1954年7月,她最后一次在抗议打倒危地马拉左翼总统的共产主义游行中公开露面,之后不久便在睡梦中死去。

人们在她的日志里发现她写到: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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