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情歌》是17世纪藏族情歌集系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著。作者虽然是宗教领袖人物,但他敢于写出人的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理想,突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大胆地向传统势力挑战,表现了诗人巨大的勇气。《情歌》采取了谐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句、八句外,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言三顿”,节奏响亮,琅琅上口。1930年于道泉首次将仓央嘉措情歌译成汉文和英文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人物介绍
17世纪藏族情歌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著。
仓央嘉措
作者生于西藏南部门隅地区,幼年当过牧童,熟悉农村风情,喜爱民歌,深受民间文学熏陶。其父信仰佛教,属宁玛派,对其有一定影响。15岁时,被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入拉萨布达拉宫,由名师指点,学习佛教经典、诗歌和历算。但仓央嘉措始终未能忘情于世俗生活,遂以亲身感受创作了大量诗歌。后人选出60多首代表性作品,编成《仓央嘉措情歌》,刻印成书流传于世。
《仓央嘉措情歌》,是藏族诗坛的奇花异卉。作者虽然是宗教领袖人物,但他敢于写出人的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理想,突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大胆地向传统势力挑战,表现了诗人巨大的勇气。这些作品不但思想内容是积极进步的,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格律结构上,《情歌》采取了谐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句、八句外,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言三顿”,节奏响亮,琅琅上口。
《情歌》多取比兴,直抒胸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为藏族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诗风。
1930年于道泉首次将仓央嘉措情歌译成汉文和英文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作品介绍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的作品《仓央嘉措诗歌》,广泛流传,驰名中外。仓央嘉措的诗歌约66首,因其内容除几首颂歌外,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忠贞、欢乐,遭挫折时的哀怨,所以一般都译成《情歌》。
《情歌》藏文原著,有的以口头形式流传,有的以手抄本问世,有的以木刻本印出,足见流传之广,藏族读者喜爱之深。中文译本海内外至少有10种,国外有英、法、日、俄、印地等文字译本。
仓央嘉措,公元1683年生于藏南门隅地区宇松地方的一户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的农民家庭。1697年,仓央嘉措被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是年9月,自藏南迎到拉萨,途经朗卡子县时,以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同年10月25日,于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六世达赖喇嘛。在此之前,仓央嘉措生活在民间,虽然家中世代信奉宁玛派(红教)佛教,但这派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而达赖所属的格鲁派(黄教)佛教则严禁僧侣结婚成家、接近妇女。对于这种清规戒律,仓央嘉措难以接受。他不仅没有以教规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反而以宗教领袖的显赫身份,根据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写下了许多意缠绵的“情歌”。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历史与争议
仓央嘉措情歌在藏区脍炙人口,传为仓央嘉措所作。藏语称之为“古鲁”(mgul-glu),应翻译为诗歌较为准确,并无“情歌”之意。因其内容多属情爱之作,1930年于道泉先生编译时,定名《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后译者多为延用。
关于仓央嘉措“情歌”这一说法,历来多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些诗都不是情诗,而是政治性歌诗。犹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美人香草,实乃比兴寄托,隐晦地传达了仓央嘉措本人的处境,以及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许多难以明言的整个民族的苦衷。更有些宗教界人士将其理解为“道歌”。对美人的思念,就是对本尊的观想云云。认为其中表达了仓央嘉措佛学中的某些观念。
但应用这种说法很难将所有“情歌”一一合理解释,过于牵强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笔者以为,根据诗歌的内容将其理解为情歌应更加合理。
除去“情歌”“道歌”之争,关于情歌的作者也多有争议。
情歌传播的前二百年,一直以手抄本和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以这种形式流传,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增删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情歌的辑本种类甚多,根据佟锦华先生统计,集录成册的有“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在上述诸本中,于道泉的藏文本62首,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本124首均收入由黄颢、吴碧云编辑,西藏社科院以《西藏研究》丛刊之三出版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1982年出版),资料汇编中另辑有印度人达斯(Das)在《藏文文法》(An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1915版中收集的60首藏文本。
诸多辑本之中哪种可以看作定本已无法认定,各版本情歌中作品的风格与手法都有不统一之处,内容与思想也有相互矛盾,故关于情歌是否为仓央嘉措所作,或有多少是其所作,学术界尚无定论。
于道泉先生在《译者小引》中就曾怀疑“下面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的朋友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
从内容角度纵观诸本,如果说所有情歌皆出自仓央嘉措,确有许多漏洞。
庄晶先生在《仓央嘉措初探》中就曾指出,“从抄本的文风看来,前后极不统一,大多比较粗糙,内容也混乱无章。木刻本所录的诗歌虽然多数非常优美,但分析一下内容,也有前后矛盾,甚至水火难容之处。”继以两首情歌对比:
默想上师的尊面,怎么也没能出现。
没想到那情人的脸蛋儿,却栩栩地在心上浮现。(庄晶译本)
黄边黑心的乌云,是产生霜雹的根本。
非僧非俗的出家人,是圣教佛法的祸根。(庄晶译本)
并指出两者之间在思想上的矛盾,有类于“和尚骂秃驴”。
佟锦华先生在《藏族文学研究》中也提出:
有个别诗作不类仓央嘉措口气,不符合仓央嘉措的身份,如:
无论虎狗豹狗,美食喂养就熟;
家中斑烂母虎,熟了却更凶恶!
又如:
你是金铸佛身,我是泥塑神像。
你我两人不能,同住一个殿堂!
并指出仓央嘉措情歌多数以第一人称写作,这两首诗歌明显不符合仓央嘉措的身份。
另外情歌中有些表现了作者的坚贞不渝,如:
写成的黑色字迹,已衣水和“雨”滴消灭,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于道泉译本)
我的意中人儿,若是要去学佛,
我少年也不留在这里,要到山洞中去了。(于道泉译本)
而另有一些是轻薄放荡的,如:
邂逅相遇的情人,是肌肤皆香的女子,
犹如拾了一块白光的松石,却又随手抛弃了。(于道泉译本)
情人邂逅相遇,被当垆女子撮合。
若出了是非或债务,你须担负他们的生活费啊!(于道泉译本)
表达的感情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虚拟游戏之作,汉语诗歌亦多有之,但这种思想本质的差异却并不多见,把“情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很难想象它是一个人的作品。
当然,据上述情歌本身的内容矛盾,否定“情歌”为仓央嘉措所作,说服力尚显不够。但认为“情歌”中融入了仓央嘉措本人对民歌的记录以及政敌和后人的假托之作的猜想,笔者认为较为可信。
仓央嘉措情歌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很高,它对爱情的赞美和讴歌,对“自我”在宗教与人性,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的反映,以及其文字的清秀自然,朴素活泼,向为后人称道。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于道泉译)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曾缄译)
这一篇是情歌中的名篇。“花气熏人欲破禅”(黄庭坚),这首诗很直接得道出了作者在宗教与人性,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应不为仓央嘉措所独有,所以诗中的困惑和遗憾颇能激起世人内心深处普遍而强烈的共鸣,可谓情透纸背、直入人心。
再如:
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
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于道泉译)
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
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刘希武译)
《小山词》(晏几道)有“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仓央嘉措却反而演绎之,用“最好是不相见、最好是不相识”的反话,反映出相恋之深,别离之难。这种“人间只有相思分”(王国维)的无奈,相信也会让很多人见而伤情吧。
仓央嘉措情歌得以广为流传除去“情之深切”的内容,更兼有“歌之优美”的形式。
在仓央嘉措时代,《诗镜》已成为文人写作诗歌的经典教材。宗教首领的诗歌惯用“年阿体”的格律体裁,雕琢篆刻,有时文字艰深,流于呆板。仓央嘉措情歌却运用一般口语,采取 “谐体”的民歌形式、除个别篇章以外,基本上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用民歌曲调演唱,极富于音乐感。
在写作手法上,情歌也独具特色。
有些篇章直抒胸怀,白描叙事,如:
我同爱人相会的地方,是在南方山峡黑林中,
除去会说话的鹦鹉以外,不论谁都不知道。
会说话的鹦鹉请了,请不要到十字路上去多话!(于道泉译)
幽会深林中,知情惟鹦鹉,
叮咛巧鹦哥,莫向街头语。(刘希武译)
有些寓情于喻,巧用比兴,如:
柳树爱上了小鸟,小鸟爱上了柳树。
若两人爱情和谐,鹰即无隙可乘。(于道泉译)
小鸟恋垂杨,垂杨亲小鸟,
但愿两相谐,苍鹰何足道。(刘希武译)
以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营造出明净清远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了流传不息的艺术魅力。
在语言的运用上,情歌更是清新明快,通俗易懂,玉润珠圆,唾吐自然,优美若天籁之音。恰如佟锦华先生的比喻,仓央嘉措情歌是“藏族古代作家诗的一眼清泉”。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译本介绍
仓央嘉措情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行于全藏,并逐步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最早研究并翻译仓央嘉措情歌者,为于道泉先生。于先生在1930年编译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lama Tshangs-dbyangs-rgya-mtsho)》,内容丰富,考据详实,开仓央嘉措情歌研究之先河。
继于先生开创至今,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方兴未艾。笔者目前所见译本多达11种,列表如下:
译者名称文字原刊载情况原刊载时间情歌数量备注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英、汉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
100首杂有一般民歌
刘希武仓央嘉措情歌汉《康导月刊》
1939年1卷6期60首五言古绝
曾缄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汉《康导月刊》
1939年1卷8期66首七言绝句苏朗甲错、周良沛仓央嘉措情歌汉《藏族情歌》,长江文艺出版社单行本1956年
32首选译王沂暖仓央嘉措情歌汉《西藏短诗集》,作家出版社单行本1958年57首选译王沂暖仓央嘉措情歌汉《仓央嘉措情歌》,青海民族出版社单行本1980年74首庄晶仓央嘉措情歌汉《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民族出版社单行本1981年124首《人民文学》仓央嘉措情歌选汉《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33首选载《西藏文艺》
仓央嘉措情诗译集汉《西藏文艺》1980年
1、2期40首选载Rick Fields,
Brian Cutillo,
Mayumi OdaThe Love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英The Turquoise Bee-The Love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HarperSanFrancisco1998年67首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主要译者及风格介绍
于道泉:原诗原味
于道泉(1901-1992),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山东临淄县人。
1920年进入齐鲁大学读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A.von Stael-Holstein)男爵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
1926年于道泉受京师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之聘,兼职负责图书馆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其间由于对藏文产生兴趣,与当时在雍和宫东侧北大门居住的两位西藏驻京僧官降巴曲汪(知客)和楚称丹增(翻译官)过从甚密。1926年末,两人在雍和宫借了一间房子给于道泉居住,于遂搬进雍和宫与藏僧切磋藏语,用心研读,十分刻苦。自以为“置身庄岳”、“事半功倍”。在这段时间里,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了一个梵式的小册子《仓央嘉措》,所载情歌通俗易懂,佛教术语和文学典故不多,令于道泉颇感兴趣,在藏族朋友的讲解帮助下,于道泉完成了拉萨版的翻译初稿。拉萨本全书共有歌词237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一段,并不分节。为了阅读方便,于道泉按照歌词意思分为54节,也就是译本中的前54节。
在译完拉萨本以后,于道泉又从另一位友人处借得印度人达斯(Das)的《西藏文法初步》,见其附录中也有仓央嘉措情歌。于对照两本,发现彼此微有不同。拉萨本共有237句54节,而达斯本共有242句55节,其中又有6节和达斯本不同。拉萨本的第11、23、24、26、27、45,六节为达斯本所缺,而达斯本在54节后多出7节,也就是译本中的55到61节。译本中的第62节则是于根据一位西藏朋友口述后的补遗。可见拉萨本、达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于译本的渊源。
于道泉翻译完毕后曾交由许地山先生润色修改,但由于自求甚苛,对翻译初稿多有不满,遂将此稿搁置。1927年于道泉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对译本的重新润色后,向付斯年先生申请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出版《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译本。当时赵元任先生对藏语的发音产生了兴趣,对情歌进行了多次记音。并撰写了《记音说明》。于道泉同时参照了《隆多喇嘛全集》、《东华录》、《圣武记》、《西藏宗教源流考》、《1644年至1908年间拉萨达赖喇嘛与中国满洲皇帝之关系》([美]罗克西尔)、《西藏之过去和现在》([英]贝尔氏)、《历代达赖喇嘛史》([德]舒尔曼)等书籍,整理出了仓央嘉措生平,完成了译者序、译者小引及附录,与译文呼应,自成体系。该书于1930年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的形式刊印。
于道泉译本对后人影响极大,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之先河,堪为汉译仓央加措情歌之蓝本,后曾缄之译本根据于道泉译本演绎而出,刘希武译本亦受其影响甚大,当今学者的文章中亦多有引用。
于道泉译本全文分为译者序(中英文)、本书中星号*用法说明、目录(中英文)、记音说明(中英文)、译者小引(中英文)、小引注释(中英文)、情歌正文、译文附注(中英文)、附录(中英文)、藏文校勘记(英文)、读音变化说明(英文)、达斯氏藏英字典中未载之字(英文)、达斯氏字典中解释不恰切之字(英文)等13个部分。
其中情歌正文分成藏文、国际音标(赵元任先生记音)、单字汉译、汉文译文、罗马字拼藏文、藏语罗马字、单字英译、英文译文八个部分,务使诗意不在翻译过程中走样。这种逐字逐译的译法,最大程度的保持了情歌的原意,为没有藏语基础的学者研究仓央嘉措情歌提供了确实的资料。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逐字逐译的译法,固能保证翻译的“信”,但不免难以达到“达”和“雅”的要求,所以于译本很多首诗意全无,有些首确有粗漏之处。对此于先生并不回避,自言“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
如文字上的瑕疵:
写成的黑色字迹,已衣水和“雨”滴消灭,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
“衣”字不可解。
又如:
自从看上了那人,夜间睡思断了。
因日间未得到手,想得精神累了吧!
第三句之前加一个“是”、“或”一类表示推测的语气词或者将第四句的“吧”字去掉语法上会更加通顺。
又如:
我向露了白齿微笑的女子们的座位间普遍地看了一眼,
一人羞涩的目光流转时,从眼角间射到我少年的脸上。
单句冗长,语感滞扭。
当然也不乏有“信达雅”具备的佳篇:
如:
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问伊是否愿作我的亲密的伴侣?
伊说:若非死别,决不生离。
又如:
这月去了,下月来了。
等到吉祥白月的月初,我们即可会面。
尽得原诗清新明快、通俗易懂之风味。
刘希武:美丽情诗
刘希武(1901-1956),四川江安县人。
1919年赴北京,在法文专修馆学法文。1920年,考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历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三师师长罗觐光处政治部主任,成都省立女师及国立四川大学教员,《白日新闻》社编辑,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任司令部秘书,成属联中教员,成都抗敌后援会任秘书,陆军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司令部秘书。
1939年元旦,刘希武赴西康省教育厅任秘书。到职第四日,刘希武拜访了著名学者黄静渊先生,论及康藏文艺事。刘以为“康藏开化已久,其文艺必多可观”,并索书于黄。黄遂抽案头藏英文合璧罗桑瑞晋仓央嘉措情歌一册以示之,曰:“试译之,此西藏文艺之一斑也。”
刘希武“读(黄赠本)而喜之,因携归寓,译为汉文,凡六十首。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根据上面这段刘希武的自述,刘译本所据原本应为黄静渊所赠藏英文合璧罗桑瑞晋仓央嘉措情歌一册,刘称之为“拉萨本”。然从所译的60首情歌内容来看,与于道泉当年所据之54节“拉萨本”和55节的“达斯本”都大有不同,而且刘自述黄静渊赠本为“藏英文合璧”,未提及有汉文,也应不是于道泉的译本,时所据何本,不得而知。
然刘希武提及“不谙藏文”、“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且去除减少的6首外,刘译情歌的排列顺序与于道泉译本完全相同,其译者序的内容也多与于道泉的《译者小引》相类,可见刘希武译本是深受于道泉译本的影响的。
刘译本为五言古绝,发表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6期,但影响不大,笔者未见有后人引用。
刘希武对仓央嘉措认识是“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以为其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从中可见刘是将这组情歌视作缘情托旨之作的。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刘译本较于道泉译本所减少的6首如下:
若以这样的精诚,用在无上的佛法。
即在今生今世,便可肉身成佛。(于道泉译本)
黄边黑心的浓云,是严霜和灾雹的张本;
非僧非俗的班第,是我佛教法的仇皮。(于道泉译本)
须弥不动住中央,请牢稳地站着不动。
日月旋转的方向,并没有想要走错。(于道泉译本)
住在十地界中的有誓约的金刚护法,
若有神通和威力,请将佛法的冤家驱逐。(于道泉译本)
若不常想到无常和死,
虽有绝顶的聪明,照理说也和呆子一样。(于道泉译本)
死后地狱界中的,法王有善恶业的镜子,
在这里虽没有准则,在这里须要报应不爽,
让他们得胜啊!(于道泉译本)
除了第一首在情道两可之间外,其它五首都有很明显的“道歌”倾向。这六首没有翻译,是所据原本的问题还是译者有意为之,笔者尚无据可考,但从译者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定位来看,笔者更倾向是译者为了保持情歌风格的统一性而有意不译的。
这组情歌刘以五言古绝译之。众所周知,五言古绝起于汉代,时多为民歌,形式上清新朴素、多用比兴,与仓央嘉措情歌实多相通之处,所以刘希武这组情歌译文拟高古之气息,着民歌之风味,很好的保留了仓央嘉措情歌“玉润珠圆,唾吐自然”的特点。
如:
自从见佳人,长夜不能寐,相见不相亲,如何不憔悴。
去岁种禾苗,今年未成束,韶华忽衰老,佝偻比弓曲。
对照《汉古歌》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可见语言气息相类,朴素清新。
再如:
黑字已书成,水滴即可灭,心字不成书,欲拭安可得。
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对照《汉古绝句四首》
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
运用比兴,手法相近。
刘希武为了保证情歌清新流畅的民歌气息,对文体的把握并不严格。如:
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
放弃了隔句押韵的绝句通例,使用换韵的形式,流转自然。
当然由于“不谙藏文”且使用古体,刘希武译本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主要表现在表意的偏差和汉语典故、修辞的运用上。
如:
去岁种禾苗,今年未成束,韶华忽衰老,佝偻比弓曲。
对照于译本
去年种下的幼苗,今岁已成禾束。
青年老后的体躯,比南弓还要弯。
一“已”一“未”,意思遂有偏差。
又如:
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对照于译本
虽软玉似的身儿已抱惯,却不能测知爱人心情的深浅。
只在地上画几个图形,天上的星度却已算准。
可见日规之比,纯系译者创造了。
又如:
倘得意中人,长与共朝夕,何如沧海中,探得连城璧。
多谢当垆女,撮合双鸳鸯,两情苟构怨,此责卿须当。
獒犬纵狰狞,投食自亲近,独彼河东狮,愈亲愈忿忿。
情人我所欢,今作他人友,卧病为卿思,清瘦如秋柳。
诗中大量使用“连城璧、双鸳鸯、河东狮、清瘦如秋柳”这样的汉文化特有的典故和修辞,反而使译文失去纯美之质。
曾缄:格律典范
曾缄(1892-1968),四川叙永县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教于黄侃。毕业后历任四川参议会议员,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1929年到西康省临时参议会任秘书长,时有闻于仓央嘉措,并“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后曾从友人处借得于道泉译本,并据此译本译之。首数、顺序、内容俱与于译相同。
曾译本为七言绝句,发表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8期,因文采熠熠生辉,多为世人引用。曾缄对所依据的于道泉译本的评价是:“于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不文”,曾缄素善古体诗词,有《寸铁堪诗稿》、《寸铁堪词存》传世,遂“广为七言,施以润色”。
曾缄认为于道泉译本“不文”,固其译以“文”为要旨。其译文为近体七言绝句,韵据平水,格律整饬,凡66首,除一首一韵两压外,无出律之处。
出于同样原因,曾缄笔下的仓央嘉措情歌完全脱胎换骨为文人诗,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感悟,固警句颇多。
如其名篇: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对照于译本: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原诗的本意曾缄用了前两句就说清楚了,后面两句纯系借题发挥,然一个“世间安得双全法”,大有生命意识,将个体感受扩大为人类的群体感受。如画龙点睛,使此诗遂成名篇,后世言及仓央嘉措时多引用这一首。
又如:
意外娉婷忽见知,结成鸳侣慰相思。
此身似历茫茫海,一颗骊珠乍得时。
对照于译本:
自己的意中人儿,若能成终身的伴侣。
犹如从大海底中,得到一件珍宝。
一个“此身似历茫茫海”,境界顿出。如王国维先生言后主较宋道君之高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当然,曾译求“文雅”,于“信”难免有伤,如:
别后行踪费我猜,可曾非议缚阳台。
同行只有钗头凤,不解人前告密来。
对照于译本:
终身伴侣啊我一想到你,若没有信义和廉耻,
头髻上带的松石,是不会说话的啊!
完全是自己的全新创作了。
另外,诗中大量使用汉文化特有的典故和修辞,较刘希武译本更甚,俯仰皆是,此不赘述。
关于刘希武、曾缄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解开:曾缄译本与刘希武译本同刊于《康导月刊》,相去只有两期,是纯系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仓央嘉措情歌_《仓央嘉措情歌》 -于道泉译本(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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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边的山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