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朝阳，我国著名天文史学家。
刘朝阳
刘朝阳生于１９０１年，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后，姐姐接济他读完了小学。毕业后，他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学。毕业时，因为他文笔不错，有人推荐他去省府当秘书，这是一条通向官宦之途，可年轻的刘朝阳一心想科学救国，不愿满足眼前利益而丢弃学业，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通向知识海洋的艰险道路。１９２３年考入厦门大学时，杭州书法家杨学乐送给他一幅对联：“舍下笋穿壁，庭中藤攀檐。”其窘迫苦读之态可见一斑。
刘朝阳对天文史学的研究始于１９２９年对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的考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以钱玄同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风潮，刘朝阳也卷入其中。《天官书》是《史记》中记载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一个章节，历代学者都有著文否定《天官书》是司马迁的原作。刘朝阳将《天官书》的具体内容放在《史记》成书时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一一驳斥了先前学者的论断，论证了它确是司马迁所作。此文一出，学术界为之侧目。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对《周髀算经》、《尧典》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著作的成书年代作了系统的研究论证，以致后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编著《中国科学史》时竟引用了他的１２篇论文。
读刘朝阳的天文学史论文，可以感受到那字里行间的浩然正气与严谨之风，不愧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勇者之声”，中科院院士卢嘉锡称他“从不阿附时流好尚，也不因循陈说旧文”。
众所周知，王国维是近代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他的《生霸死霸考》一文，采用他首创的“历史二重证”法（即取地下之实地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方法），以“西周四分月相说”（即认为西周历法是以一个名词来代表七八天，四个名词平分一个月的日数的学说）取代了以往学者的“定点论”，曾轰动一时。刘朝阳通过潜心研究，对王国维的论断作了层层剥析，步步否定，证据累举之多前所未有，从而彻底推翻了王国维的“西周四分月相”说，提出了“初吉”的新说，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近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一书运用近年新出土的铜器铭文，重新论证了该问题，肯定了刘朝阳的观点。
董作宾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他参加了１９２８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并将十万余片甲骨中记载的古代天文历法资料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写成《卜辞中所见的殷历》一文，发表之前交刘朝阳先看一下，嘱他写一点意见。
刘朝阳并没有因友情关系而附和董的观点，而是本着对科学负责的态度，写成《殷历质疑》一文，与董的文章相抗衡。之后两人相持不下，刘朝阳便“再论”、“三论”、“余论”以及最后作《周初历法考》的总论。刘朝阳在文章中指出：我国的干支纪日从甲骨“卜辞”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年的殷代就开始，称“殷代历法”，比公元前４６年在罗马统帅儒略?恺撒时采用的“阳历”要早得多，从而批判了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所谓“坚信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不少来源于西方”的谬误观点。
作为“我国天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主将和开路先锋”，刘朝阳勇立一家之言而自成体系。
他在学术研究上有几个“早”。１９２９年，他在中山大学的《天文专刊》中发表了《安斯坦新场论之基本算理》，最早向国内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１９３０年，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著作――《年代学》，在清华大学发行，由此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
他是我国最早从天文历法角度研究甲骨文献，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利用古代文献记录和甲骨文中的卜辞资料研究三代的天象记录，尤其是日食记录，对夏商周历史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１９４４年，刘朝阳率先解释了古籍中记载的“天再旦”现象并用于断代研究。天再旦，意味天亮了两次，最早见于古书《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郑即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刘朝阳指出：“天再旦”是日出前的一次日全食。传统的中国确切纪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８４１年）。现代科学家可以推算出何时在“郑”地发生了造成“再旦”的日食，从而推定西周懿王元年到底为公元前哪一年。因此，１９９６年，我国开始实施声势浩大的“九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就将“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作为一个重要研究专题，从而得到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８９９年的定论。
１９４６年，刘朝阳的论文《殷历余论》发表，文中他最早利用古籍中关于“武王十二年伐殷杀纣这一战役的天象纪事”来推断武王十二年到底为公元前哪一年，从而推算出商周两代的断代年限。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对整个科研工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这么说，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朝阳就从天文历法角度为夏商周的断代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并提出了具体思路。
１９４２年，他在贵阳师范学院任理化科主任，为学生讲微积分。因为用的是英文教材，而学生的英文基础又不过关，只好在上课时教微积分，下课后给学生补习英文，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夫人孙吉芳又在大夏大学工作，只好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整日放在摇篮中，因为无人照管，室内光线又暗，女儿从小眼睛高度近视。
刘朝阳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解放前有个叫齐泮林的，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刘先生对其极为厌恶。齐到中山大学，刘先生就离广州去贵阳；齐到贵阳师范学院任院长，刘先生就毅然去了成都，宁肯历尽搬迁之苦，也不愿与此辈人共事。
刘朝阳治学严谨，厚积薄发，以二十几万字的遗著《相对论的根本问题》为例，他就足足花了十多年。１９７３年还处于动乱时期，刘先生在备受冲击与摧残之后，还怀揣书稿赴上海向同行征求意见，结果令他很失望。回到江西后，他对学生孙熙民（后任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说：“那个人（指陈伯达）批判相对论是望文生义的胡说。真正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倒不敢说了，只能自己另外设法努力。”当时刘先生已积劳成疾，冠心病、高血压与糖尿病逐渐吞噬着他的身体。他知道自己时间无多，更加奋力工作，硬撑着重病之躯不停写作，直至心力衰竭，视力衰竭，最后于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０日晚倒在书案前。他的遗稿最后几页字迹歪斜、重叠，直至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亲眼目睹过遗稿的同事、亲友与学生无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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