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留学史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写下绚丽的一章。对此，已有不少论着作了专门的研究。然而，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酝酿成立并存在30年之久的北京中法大学却几被遗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拟对北京中法大学的概况作一初步探讨，从中展示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在促进近代中法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中法_北京中法大学 -主要概况
北京中法大学
在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留学史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写下绚丽的一章。对此，已有不少论着作了专门的研究。然而，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酝酿成立并存在30年之久的北京中法大学却几被遗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拟对北京中法大学的概况作一初步探讨，从中展示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在促进近代中法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中法_北京中法大学 -历史沿革
北京中法大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份组成，并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 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初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服尔德学院即文学科，于1925年秋从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移至北京城内东皇城根39号，并改称服尔德学院。该院分甲乙两部，甲部为中国学生而设，乙部设于京西金山，为中国教员和法国教员而设，以便中国教员研究法国文学，法国教员研究汉学。孔德学院即哲学科，承1917年成立的孔德学校而起，于1924年正式成立，以法国哲学家孔德之名名之，院址设在东华门北河沿。该院设立当时有两个意图，一以便孔德学校教员从事教育研究和试验以及编辑教科书，二开设哲学讲座，以备孔德学校学生或中法大学其它学院学生听讲。居礼学院即数理化科，成立于1924年，校址初设于西山，1925年移至北京后门外吉祥寺，以法国化学家居礼之名名之。陆谟克学院即生物学科，发起于1918年在西山碧云寺设立的生物研究所（内附设天然疗养院），1922年开设讲座，并添设农场、天文台测侯所等，1925年以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之名名之，并扩充为甲乙两部：甲部设于北京东皇城根，有生物学讲座和试验室；乙部仍设于西山，包括医院、农场等。1926年1月22日，北京中法大学奉教育部第112号指令，正式得到认可。
除大学部外，北京中法大学还设有中小学部。中学部包括以下四所学校：一、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校址在北河沿54号；二、西山中学校，成立于1925年，校址在西山碧云寺；三、温泉女子中学校，成立于1924年，校址在京西温泉；四、温泉中学校，成立于1923年10月，校址在京西环谷园。小学部包括以下三所学校：一、孔德学校，校址在东华门大街33号；二、碧云小学校，成立于1921年，校址在西山煤厂村28号；三、温泉小学校，成立于1924年，校址在京西温泉村。截止1926年，北京中法大学大学部和中小学部学生合计约1000余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中法大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私立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对学校的设置作相应的调整。1929年在上海设立药学专修科；1930年3月15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第651号指令，暂准备案，并于同年遵令停办各学院预科，改设附属高级中学甲乙丙三部：甲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文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学生，课程安排以文科为主；乙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理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理学院或医学院的学生，课程安排以理科为主；丙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社会科学、文学、理学、医学各院的学生，课程安排文理并重。1931年春设立镭学研究所和高级中学商业专科，同时成立由中法两国人士共31人组成的校董会，负责经营北京中法大学的教育事业，并改称各院名称，将服尔德学院改称文学院，居礼学院改称理学院，陆谟克学院改称医学院，孔德学院改称社会科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法国文学、经济学三系；社会科学院下设哲学、社会学两系（原还设有文艺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四系。以上三院各系修业年限均为四年。医学院则不分系，修业年限为5年，期满后实习一年。是年12月奉教育部第2110号训令，正式获准立案。1932年成立药物研究所。1934年又成立理工调查所，并于同年8月奉教育部令，将社会科学院两系并入文学院办理，称文学分院，同时结束商业专科学校。1935年兴建理学院理科大楼。1936年9月将社会科学院各系及高中丙部移入文学院及高中甲部，取消文学分院。
中法_北京中法大学 -停办缘由
北京中法大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中法大学的发展遭中断。虽因与法国的关系，北京中法大学得以维持至年底，但到第二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因日伪的压迫，既不能招收新生，也无法公开上课，是年6月8日，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因北京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及附属西山温泉初级中学拒绝参加庆祝徐州陷落活动，便以“不服从地方主管教育机关命令”为由，发布第572号公函，要求中法大学将该两附中主任撤换，即日离校，不得转入校内其它部门；同时又颁布第2273号训令，勒令停学。在日伪的一再压力下，中法大学附属学校于7月20日被迫停课。有鉴于此，校方派代表潜行南下，请示教育部，建议学校南迁，并在昆明成立中法大学驻滇办事处，作为学校南移的联络机关，同时成立昆明附属中法中学，为大学南移作准备。1939年7月间北京中法大学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率先将理学院迁往昆明，以便为抗战培养所急需的人材。是年11月27日，中法大学理学院在昆明北门街59号正式开学。1941年8月，中法大学又呈准教育部，将文学院也迁至昆明招生上课，同时在西郊黄土坡建筑校舍150间，将理学院迁入，而文学院则留在北门街。 北京中法大学自停课南迁后，校长李麟玉和其他数位教授坚持留守北京，一边照管校产，一边从事研究工作。1941年7月10日和16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先后发布督办周作人签发的第344号公函和1370号训令，以中法大学及附属高中自1938年9月以后即中止授课，校舍悉数空闲为由，勒令校长李麟玉务必在8月1日之前将校舍全部移交伪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接收应用，中法大学被迫迁至镭学研究所（即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工作。1945年7月镭学研究所复被日伪部队强占，中法大学再迁至所属铁工厂，在此过程中，学校的仪器和化学药品等损失颇巨。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法大学开始筹备复员工作，先后将校产收回。1946年暑假，大学部由昆明迁回北京，所有在北京的附属高中及温泉男女初中也均筹备复员，昆明附中则应当地的需要，仍留黄土坡原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中法大学因经费困难，由私立改为国立，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152号令，派周扬、张宗麟、恽子强为军管会代表，接管中法大学。9月23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第1475号令，决定自即日起撤销军管代表和接管小组，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教职联代表和学生代表共九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协助校长处理校务。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发由部长马叙伦盖印的第811号令，决定中法大学于1950年暑假终了后停办，该校原有之文史系、法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合并于华大工学院，以上三系学生如有不愿去华大工学院者，可去北京大学就学。至此，北京中法大学正式停办。
中法_北京中法大学 -存在问题
北京中法大学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北京中法大学虽曾达到相当的规模，但它的地位和影响最终不如南开、厦门、复旦等私立大学，这除一些客观因素外，与北京中法大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无关系。
不合国情
法国的大学区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大学区的大学校长全面负责区内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一切教育事宜，这一制度在摆脱中世纪宗教对教育的控制、最大限度地争取教育独立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官僚化，而北京中法大学模仿法国的大学区制虽然在学制上具有创新意义，但在当时却是不大适合中国国情的。首先，北京中法大学并不具备同时办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物质条件。比较而言，北京中法大学的经费虽然还算充裕，但以它的财力同时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这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只能是妨碍大学更好的发展。以1930年为例，北京中法大学下属各中小学的经费开支就占了相当的比例，为126,581.07元，这一数字尚不包括高级中学甲乙丙三部的开支。此外，北京中法大学自身也缺乏如何管理大学区的经验。其次，北京中法大学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一方面固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重视应用，重视法语，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广泛吸收各类人才。北京中法大学长期以来生源狭窄，主要来自河北，就与它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有很大关系。
校长问题
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史表明，一所成功的学校，往往是与有一位出色的校长分不开的，这对近代中国的私立学校来说，更是如此。近代中国一些有名的私立学校，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以及晓庄学校和中华职业学校等，它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与有一位既懂教育又热心教育事业的校长连在一起的。而长期担任北京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早年就学于南开中学，1910年即赴法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雷外克中学、昂西化学院、杜鲁芝化学院、巴黎大学理学院，1921年归国，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但对教育问题并无研究。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科建设长期来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有些甚至出现倒退，这无疑与校长李麟玉不懂教育有很大关系。并且，在行政方面，校长李麟玉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在治校过程中，他不但作风保守，固执专制，既不与学生接触，也拒绝听取其他教员的一些不同意见，而且搞封建宗派，学校的行政系统长期来几乎清一色地由河北籍人员把持。以1937年为例，校务处职员17人，河北籍14人，外省籍3人，文、理、医三院职员22人，河北籍15人，外省籍7人，附属第一、二、三农林试验场职员5人和温泉、西山天然疗养院7名职员，全为河北人；北京中法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除孔德学校之外，也以河北籍居多，附属碧云小学的7名教职员和附属温泉小学的9名教职员全为河北人，附属西山温泉初中20名教职员除一人为浙江籍外，其余均为河北人，附属温泉女子中学的20名教职员除2名北京市人和1名天津人、1名浙江人外，其余16名均为河北人，在附属高级中学甲乙部的22名教职员中，河北籍占了一半，计11人，在大学部文理医81名教员中，河北籍占四分之一，计有23人。这一情况最后又连锁地导致北京中法大学大学部的生源长期来以河北籍为主，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李麟玉的一些亲属也在中法大学执教，并任要职，如妹夫吴文潞任数学系主任，子婿马士修任物理系主任。校长李麟玉的封建宗派作风对学校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妨碍了北京中法大学对优秀教员和富有潜能的学生的吸收，造成极强的封闭性，对此，中法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深感失望，明确表示“不相信他会把中法办好”。笔者以为，北京中法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除存在管理和规划等问题之外，缺乏开放性则是它的一个最致命的缺陷。
中法_北京中法大学 -中法交流
北京中法大学作为近代中法文化交流的产物，它除为我国培养学术方面的研究人材之外，反过来也积极致力于促进中法
北京中法大学
两国的文化交流。《北京中法大学组织大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提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北京中法大学设计的校旗和校徽，也突出体现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法大学的校旗以青、白、红三色为底色，便是取中法两国国旗的颜色；校旗的图案为在旗中央双环交加，青居左，红居右，以表示中法合作，中间复贯以紫黄两色，紫色代表自然科学，黄色代表社会科学。中法大学的校徽则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内容，以双手象征民族和博爱，以天平象征民权和平等，以嘉禾象征民生，以飞鹰象征自由，并明确指出北京中法大学校徽的图样，其用意就“在融汇中法两国民族文化之精神”。 北京中法大学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介绍法国的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这方面，北京中法大学校刊――《中法大学》半月刊/月刊起了重要的作用。《中法大学》半月刊于1925年10月创刊，共出三期，至1926年10月改名为《中法教育界》，至1931年9月出止第45期后，改办为《中法大学月刊》。《中法大学月刊》一直出止1937年8月第11卷第4、5期合刊停办，发表启示，宣布自9月1日{即下一学年}起改为季刊。中法大学校刊除报导与中法教育有关的消息、刊载一些研究文章外，大部分的文章都与介绍法国的学术有关。在自然科学方面，中法大学校刊除介绍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和居礼夫人的生平和学说外，还介绍了其他一些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如192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毕汉（Marce Boll）、著名化学家博德罗（Marcelin Berthelot）的生平及各自在该领域所作的贡献。同时，校刊也译载一些法国科学家的论文，如巴黎理科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宝海（Emile Borel）的《纯理的科学和应用的科学》、天文学家多瑞尔（C. Dauzere）的《大气中的放电》、鲁塔兰桥（G. Rutledge）和 道格拉斯（R. D. Douglass）的《几个定积分之求值法》、法国科学研究院会员、物理学家法勃莱（Ch. Fabry）的《原子之蜕变》、富莱（R. H. Fowler）的《平面曲线》、米诺（Henri Minot）的《爱因斯坦宇宙观的新阶段》、乌勒维格（L. Houllevigue）的《今日对于物质内部机构的认识》、穆勒（HenriMoureu）的《量子之危机》、吉约蒙（M. A. Guilliermond）的《关于酵母菌的生殖性及其系统来源上的新观察》，等等。此外，对应邀来校演讲的法国科学家的生平，校刊均作简要的介绍，并将演讲稿予以译载。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北京中法大学校刊也译载了不少法国学者的论着，如社会学家布格尔（C. Bougle）的《社会主义与社会学》、巴黎大学名誉教授欧乐（Aulard）的《服尔德与中国》、富耶（Alfred Fouillée）所着《哲学之历史》一书的第九、十二章《十九世纪法国的哲学》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之哲学》、唐内（Paul Tanet）的《圣西门与圣西门主义》一书第二、三节的《圣西门社会哲学的普通精神》和《圣西门的社会组织计划》、莱维－布律尔（L.Lévy-Bruhl）的《笛卡尔的哲学》和《社会改革家――孔德》《孔德的一生及其哲学》《法国现代哲学运动》《服尔德之哲学》《占卜术》《初民心灵对于第二因的冷淡》《神的判决》、史学家古郎绥（Fustel de Coulanges , 1830-1889）的《欧洲古代的家庭》、巴黎大学教授勒菲尔（Le Fur）的《国际公法小史》，等等。同时，校刊也译载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文章，如柏格森的《可能与现实》、美学家居友的《艺术中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表现》。此外，校刊还发表了一些中国学者介绍法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如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