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轼诗集》苏轼诗集，内容包括了苏轼的诗词作品，全集本与分类注本迭经翻刻，集注本与编年注本未见流传，选注、选评苏诗成为社会风尚。
苏轼的诗全集_《苏轼诗集》 -书籍简介
《苏轼诗集》苏轼诗集，宋代流传的主要有全集本(收在《东坡前集》卷一至十九，《东坡后集》卷一至七及《东坡和陶诗集》中)、集注本(包括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等)、分类注本(王十朋《百家注分类东坡诗》二十五卷)、编年注本(施元之、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以及《超然集》、《黄楼集》等选本。元、明两代，全集本与分类注本迭经翻刻，集注本与编年注本未见流传，选注、选评苏诗成为社会风尚。
清人宋荤、邵长蘅、冯景、查慎行、翁方纲、沈钦韩、冯应榴、纪昀、王文诰等，分别在苏诗编年、笺注、评论、考订、刊行方面儆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冯应榴与王文诰可以说在清朝中叶做了总结。
苏轼的诗全集_《苏轼诗集》 -新版说明
新版《苏轼诗集》正是历代流传的各种苏诗刻本的合情合理的延续，尤其是继承了清人的校订成果而又有所发展，进行了新的整理加工。本书在校订文学古籍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颇引人注目，特加以评介。
一、底本的选择
清人段玉裁云：“校书定是非最难。”又云：“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校点古籍首先必须慎重挑选底本，这是校点工作的基础，有时关系到一部古籍整理的成败。底本选得好，校订整理，事半功倍；底本选不好，则会带来一系列麻烦。
《苏轼诗集》用清王文诰(1764一?)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王氏刊本，以下简称集成)作底本，而不用久负盛名的清冯应榴(约1740-1800年)《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抉择。
校点者孔凡礼同志在本书《前言》和《点校说明》中陈述了选用集成做底本的理由。认为集成比合注问世晚二十年，“它比较合理地调整了查注①、合注中一些篇目的次第”；“删去了合注中繁冗的部分，增加了纪昀的一些评语和他自己的案语(即[诰案])”，“诗注部分的篇幅，略减于合注十之二，比较简明”。
但是前人对集成也有过截然相反的评价。最早的责难来自冯应榴之孙冯宝圻，他说集成对合注“阴据之而阳熬之”，进而批评王文诰：
考核事迹，排次年月，自谓于论世知人之学加密，而多失之凿且固。元刊《王状元集百家注》本，宋刊《施顾注》本及影钞本都未目睹，但据此书(合注)所采，翦截移易，自谓简明该括，而多失之陋且略。至于《南行集》及“他集互见诗”、“补编诗”，恣行删削，一变查注本来面目，顾诩诩然以为搜剔净尽，永断葛藤，又何其专辄僭妄耶?②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摆在面前，从而要求我们必须对集成与合注的得失认真加以考查比较；也只有对两书各自的优劣短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扬长避短，合理地综合地利用它们。下面就此做些初步的探讨。
首先，王文诰确实没有广搜异本，更未曾目睹宋、元诸善本，这一点冯宝圻说对了。王文诰对苏诗正文，自注及各家笺注的采辑汇编，主要依赖合注提供的资料，他确实是坐享其成，只搞了些“翦截移易”的编辑加工。他在苏诗的校订方面绝少建树，充其量不过在查注、合注提供的异文之间做出自己的取舍。于是，合注自身的某些疏误，集成往往因袭不改。例如《梅花》(其一)“一夜东风吹石裂”句③，合注误“石”为“破”，致使句意难通，集成竟从误仍作“破”。本书据诸本校改为“石”是对的。更有甚者，由于王文诰删略不当，“翦截”失误，还增添了某些新的讹谬。例如《百步洪》(其一)“描四山眩转风掠耳”句④，合注原本有双行小注：“(施注)《文选》班孟坚《西都赋》：‘目眩转而意迷。’风掠耳‘用’耳后生风’意，见后卷二十《安国寺寻春》诗施注。”这里的“风掠耳”云云，是冯应榴的说明文字，做叙述口气。王文诰见不到施注原刊本，无从校核，对合注采取注文互见的体例亦未加辨析，竟将冯应榴所说"风掠耳"云云两句话，删后句存前句，合并到该条施注中。除此类荒唐的合二而一外，删改旧注乃至苏诗正文的现象，在集成全书中亦不乏其饲。因此，用集成做底本，必然在校勘方面留下更艰巨的任务。
不过也应指出，王文诰生活于清朝乾嘉年问，他从公开流传的《苏诗合注》中，无所顾忌地转录有用资料，也是无可非议的。况且他直接采用“榴案”(冯应榴的“补注”)时，一般也标明所自(集成改称“榴案”为“合注”)。合注也同样“合”进了施注、类注(王注)、五家注、邵注、查注等各家注文，并有所“翦截”。这不是抄袭。通读集成全书，王文诰掠前人之美而不标出处者实不多见，因而也谈不上“阴据”。唯有上述王文诰因治学粗疏而“翦截”失误者，应由他本人承担“陋且略”的文责，不应委过于前贤。幸而此类失误并非大量存在。
公平地说，王文诰对合注的“翦截移易”，大体合情合理。例如《双凫观》诗“王乔古仙子”句(卷二，82页)，合注先引冯景注《后汉书・王乔传》云云，说明苏诗原句化用了古老的传说故事，本已经够了。但它接下去又引查注，据《列仙传》、《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学林》等书，考订《后汉书》有误。这种考订，于阐明东坡诗旨无补益，徒增篇幅，浪费笔墨。集成只保存冯景注而删查注，确实比较简明。又如合注中对“区区”、“历历”、“书生”、“苦辛”等词语，亦加注日“字习见”，这类无聊的注释均被集成翦除，也是理所当然的。
合注资料翔实，某些考订亦颇见功力，为校注苏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在清朝考据学风影响下，冯应榴对诸家旧注兼收并蓄，务求详备，不避重复，有些脱离诗旨的考索甚觉乏味。诚如前人所说：“征引太繁，往往喧夺。”⑤将读者的注意力引进烦琐旧注的汪洋大海，对苏诗的意境主旨的理解反觉淡薄了。比较起来，集成创见不多，也有失于烦琐处，但比合注简明，切合实用。特别是递补了纪昀评语和“诰案”，充实进新见解新资料，校正丁包括合注在内的前辈注家的某些错误，确有胜于合注处。校点者从节省篇幅，务求诗注之简明、减少印制负担着眼，舍合注而取集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到“考核事迹，排次年月”，一向被认为是王文诰的一大专长。王文诰有《苏诗编年总案》四十五卷，就是扩编的东坡年谱，提供了调整部分苏诗编年的史料依据，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赠上天竺辨才师》(卷九，464页)，宋嘉定刊《施顾注苏诗》将它编为卷十首篇；而卷十所收诗乃“时守高密作”。苏轼守密州在熙宁七至九年间(1074-1076年)。可是，这首《赠上天竺辨才师》题注又云：“疑悴杭日所作，误置此卷”。施注对此诗编年似乎举棋不定，故两说并存。查注卷七引《咸淳临安志》等书，考出“东坡■杭时，辨才正住天竺，赠诗必于此时”，并说：“宋雕本及施氏本俱载此诗于密州卷中，讹矣。”④合注从查注，将此诗移编于熙宁五年(1072年)《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诗后，进而指出查慎行“删施氏原注⑦，而为己之考证，非也。”体现了尊重事实，不掠他人之美的学术道德。王文诰独辟蹊径，先据诗中“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等句，确认此诗应是苏轼于次子苏迨(长头儿)四岁那年所作。《苏诗编年总案》卷九援引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赴登州时《与杨康公书》云：“某有三子，其次者十六岁。”上溯十六年，则苏迨当生于熙宁三年(1070年)，他四岁时(虚岁)应是熙宁六年，故《赠上天竺辨才师》写于这一年(1073年)。由此可知，王文诰考核苏诗编年时，千方百计求内证，即从苏轼诗文本身的内容联系上找线索，这无疑是细密可靠的方法。因而他的意见有较大参考价值。他比施注、查注、合注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仍以上诗为例，合注编者冯应榴同样看到过苏轼《与杨康公书》中的自述，他在合注卷首《东坡年谱》内的一条“榴案”中，据《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误算出苏迨应生于熙宁二年(1069年)。明知这与《与杨康公书》推导出的生年(1070年)有矛盾，却据查注“考《赠辨才师》诗为熙宁五年作”，认定“以二年生为确”，进而疑《与杨康公书》，“安知非六字有讹耶?”总之，宁信苏过不信苏轼，宁信查注对编年的考证，不信东坡自述，未免本末倒置。王文诰对合注的疏误发出"此是何见解耶"的反诘⑧，驳正有力，令人信服。
我们承认王文诰对苏诗编年的考订“大体可信”，但也不应盲从。集成武断臆改、“失之凿且固”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和陶杂诗十一首》(卷四一，2272页)，查慎行编为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作，合注从之。集成曰：“查注于《和陶》全未了，又以此三年⑨诗少，概以《和陶》填入辏数。合注知之，又以逐首拆改，难以藉手，故不肯明言其事，但朦胧委过于查也。”王文诰将《和陶杂诗》定为“丁丑秋冬海外之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断不能误。”可是宋庆元间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诗》卷三，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后，附载了苏轼弟苏辙(子由)的“继和”十一首，子由继和之诗题下有注云：“时有赦书北还。”题注与诗内容是相合的。子由“继和”之诗，总是在得到东坡新作后即次韵唱和，两者的写作时间不会差距三年。东坡的((和陶杂诗))显然也应作于子由继和《和陶杂诗》的稍早，即元符三年(1100年)赦书下达时。王文诰未做考订，无根无据，硬把《和陶杂诗》写作时间提前到绍圣四年(1097年)，又厚诬查注、合注，实不足取。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冯宝圻说集成“阴据阳豁”，不全属实。合注原有误编、误收、误校、误刊，并非尽善尽荚。集成也有立论不周密，武断自信的弊病。两书各有所长，又瑕瑜互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片面性。重要的是破除门户之见，设法取长补短，综合利用。
集成删去合注所收的绝大部分补编诗、他集互见诗及见于《南行集》的某些早年诗作，冯宝圻斥此为"专辄僭妄"，强烈不满。其实这部分作品中，只有少数诗可定性(确系东坡作品或定非苏轼所作)，更多的诗还待考辨研究。王文诰企图快刀斩乱麻。一删了之，其删诗体例，确如《前言》所说：“不够谨严”。为了弥补底本的这一缺憾，同时也“为了使读者看到苏诗的全貌，掌握有关苏诗的比较完备的资料⑩”，校点者回收了被王文诰妄加删削的这些诗，单编一册(第八册)。其中卷四十七收入一至四十六卷已见合注而集成未收诸诗；卷四十八收入除已编入集成外的全部合注“补编诗”；卷四十九和卷五十收入合注“他集互见诗”。这四卷还参照集成体例，采用合注注文，一样详加校核。只是排版格式上与“王文诰辑注”的前四十六卷稍有不同，这四卷的辑注者题名也改为“冯应榴”了。换言之，本书最后四卷暗用合注作底本而重新编排，并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新版的《苏轼诗集》，既有集成的诗注较简明、编次较合理的优点，又有合注的资料较丰富，收诗较完备的特长。这种新颖独特的处理方式，可谓校点者选用底本方面的新尝试。
王文诰的《苏诗编年总案》，是自可单行的详细东坡年谱，它对东坡一生立身行实，进退升沉，考订颇详。其中有新见解，也有谬说。鉴于《苏轼评传》已有专著，《东坡年谱》有待重编，《苏诗总案》也需再订补校正，故此次整理《苏轼诗集》暂不收总案部分，我以为是明智的。今见集成诗注部分与总案联系密切的可互为发明的内容，校点者已酌情摘引了总案相关条文附于注后，这何尝不是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同时也从总体上照应了集成体例之统一。
在收诗范围和编注体例上，做了上述两方面"善后处理"，再用集成做底本，就比较妥当了。
二、关于校勘
新版《苏轼诗集》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在于它审慎细密地校订了全部苏诗的正文和东坡自注。校勘古籍首先应广征异本，详缅占有资料。在这方面，《苏轼诗集》的成绩是显著的。该书使用了今所知见的(包括美国、日本公私藏书在内的)十余种极珍贵的苏诗宋、元刻本及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明。清刻本，做为主要校本；又参考了存有苏诗真迹的金石碑帖与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还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订苏诗的成果。全书采用汇校方式，整理出四千余条校勘记，分载各卷之后。这些校勘记忠实录存下各种苏诗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异文资料(惟缺台湾独存的宋刻苏诗残卷的异文)。这就使本书在资料价值、学术水平上超过以往任何一种苏诗版本。
本书《校点说明》列举的校本和校勘资料中，有些特别值得重视。如集甲--《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宋孝宗时刊刻的十行大字体，是今存最早的较完整的东坡文集。传世者仅两部：一藏北京图书馆，残存前集的三十卷(诗缺卷三)，没有后集，存者亦有漫漶处；一存日本内阁文库，前、后集全，虽亦有残缺处，但与北图藏本互为补充，便得到一份比较完备的宋版《东坡集》异文资料。又如施乙――施元之、顾禧合编《注东坡诗》四十二卷，宋景定问郑羽补刊本，出自怡王府，今由翁同和玄孙翁万戈(现居美国纽约)收藏，存三十四卷(在各施本传世诸书中，此本存卷独多)。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目睹之，叹为人间奇宝”。冯应榴知有郑羽补刊本而未见过。此书是今存较早的编年注本之一，可补嘉定原刊残帙(清人宋荦获见者)之佚缺。今用此书订正了清人校编施注时的诸多疏漏。再如类甲=二宋黄善夫家塾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是今存最早的苏诗类注本，与通行的四部丛刊影印所收的元虞平斋务本书堂本颇多不同，富有校勘价值。……总之，本书使用的校本，大都成为秘籍珍本，其中某些书专家也无缘得见，更无机会通读通校。本书校点者以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协助下，获睹诸多善本，细心比勘，汲取了各家之长，收集了各本有参考价值的全部异文，从而在苏诗正文及其自注的订误、补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足以为本书增辉。单从减省读者翻检之劳这一点看，也已功德无量了。现在让我们略举数例以说明本书的校订成果。
《九月十五日……进诗一篇》(卷二十九，1541页)，是苏轼应制诗的代表作。诗题与正文的“紫薇花”，众本多作“紫微花”。按“紫薇花对紫微郎”，出自自居易《紫薇花》诗《见白氏长庆集》卷十九)。紫微郎为唐中书郎的别称，唐开元元年(713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盖取象于紫微星。后又于省中种紫薇花，白诗遂有此句。“紫微郎”或作“紫薇郎”，亦本于此。但“紫薇”是落叶小乔木，夏开红紫花，至秋方谢，故又名百日红，可供观赏。“紫薇花”的“薇”不能写作“微”，各本多误，本书据集甲校改，是。
《次韵刘贡父独直省中》诗：“笔老诗新疑有物，心空客疾本无根”(卷二十八，1505页)。“诗新”原作“新诗”，不合律诗对仗法则。本书据类甲等校改，好。
《狱中寄子由》是苏诗名篇，结句原作“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此诗异文颇多，唯“世世”二字，各本皆同。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钻研苏诗有独到见解，他据文义及佛教因果之说指出：子瞻与子由只能今生此世为兄弟，怎能说“世世为兄弟?”事理不通，中必有误。他怀疑第一个世字是“此”字因形近而误。我们复核了十几种善本，虽无作“此”字者，但施乙此句作“与君今世为兄弟”，也使启先生的高见有了版本依据。本书据施乙将“世世”改为“今世”，从而纠正了诸本的误刊。
东坡在其诗作中留下某些自注，那是研究苏诗编年或进行考索笺注的直接依据，是第一手资料，因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可惜历代刻本中自注往往与它人笺注或编者校语相混，因而标明“自注”、“坡云”的双行夹注文字，是真伪杂糅的，有时拙劣的笺注家还故意伪造自注，竟能以假乱真。为了鉴别出真实的东坡自注，校点者花了不少心血。其中一项重大发现是：全集本、分类注本及底本中的某些所谓自注，在施顾编年注本中，时有不标“坡云”字样者。它们是否苏诗原有的自注，很值得怀疑。这有时可能是施乙漏标了“坡云”二字，有时则确属后代笺注家及书贾所添补。添补的依据，不外乎东坡题跋、宋人诗话，笔记杂说之类。有关自注的各本异文情况，详细保留在本书校勘记中。读者有志于辨伪时，可参考利用这些校记提供的线索。
汇校虽有利，并非人人皆赞同，有人就认为汇校是烦琐而多此一举的。本书的校勘实践证明了汇校方式对某些文学古籍的必要性。研究苏诗的前辈学者中，清人冯应榴所见善本最多，但他引为自豪的校本，不外乎宋刊《施顾注苏诗》(影钞本)与元刊《类注东坡诗》刘辰翁批点本，皆为残帙。我们今天可以获见的宋版《东坡集》、《和陶集》、《类注东坡诗》等，绝大多数冯氏都未见过。因而合注中"某一作某"的校记，远不能令人满意。本书校点者在掌握资料之全面丰富方面，超越前人，因而能在校勘方面有所前进，有所突破，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为了勘定是非，某些校记顺便做出简略的考证，写进了校点者的研究心得，对读者很有启发。
不足的是，校记分条过于细碎，一句诗或一句诗注，有时出两条校记；一卷的校记，有时多达二百多条。既占篇幅，又隔裂正文。个别校记旁征博引，长达千余言，简直成了考据短文，有悖于校记必须简明扼要的惯例。还有些校记，是多余的，如《点校说明》已交代过异体字、避讳字、明显误刊，径改不出校，但从校勘记中看到仍有出校的。如：1141页校记(五七)的"■"一作"■"、1418页校记(九七)的"裙"一作"■"、1419页校记[一二二]的"版"一作"板"、1520页校记(九二)的"欢"一作"■"、1518页校记(六三)的"■''一作"愧"……都是异体字出校。又如：1727页校记(四一)云："新芽，原作'新茶'。各本作'新芽'，集成目录亦作"新芽'。'茶'，误刊。刀这样明显的误刊，径改就是了，何必出校?诸如此类的校记有损于本书校勘体仞j之谨严，违背了《点校说明》自定的条规。
校点者对使用的校本和校勘资料用简称是必要的，唯应在《点校说明》中有所交代。本书这方面有疏忽，如校记中常见的《法书赞》是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的简称，用的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但在《点校说明》中没做说明，而是在卷二十校勘记(三二)中顺便指出。又如将《咸淳临安志》省称为《志》，是在卷七校勘记(五七)予以点明的。如果不是自始至终通读校勘记(还得细心查找，粗枝大叶不行)，猛一见到个《志》或《鉴》，简直不知是何书。对偶一用之的校勘材料，这种省略书名的做法，实无必要。因为徒添混乱，利多弊少，为省几个字，反增读者负担。
《点校说明》第四条列举的集丁(宋黄州刊《东坡先生后集》和集戊(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是分藏两地的同版书(宋庆元间黄州刊本《东坡全集》中的两种)；施甲和施丙又都属于宋嘉定刊《施顾注苏诗》。仿集甲(包括北图、日本分别收藏的同一刻本)标名体例，均应合并。以上两处的"一分为二"的分标方式，说明校点者对所使用的某些善本之版刻源流似未全搞清。
三、注文的整理
新版《苏轼诗集》是校点本，不担负补证和新注的任务，故不能、也无必要逐条复核诸家旧注。注中存在的思想性、科学性、技术性的局限，只能一仍其旧，这是无可奈何的。有识别能力的读者，也不会因此而苛求于校点者。
旧注中有些涉及史料和史实的明显错误，造成“词句和事理难通”(见《点校说明》)，甚至影响句读标点。凡此，校点者查阅有关资料后做了校改，一般也反映在校勘记中。如卷二十《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河水渺绵瓜蔓流”句(1017页)，下引“（王注子仁曰)：《水衡记》”云云，底本原作《永衡记》。史无《永衡记》其书。校点者经过考订，知有《水衡记》，乃“记一年中各月雨水之特点并因以区分之书”；再查施乙、类本，“永”正作“水”，遂据以改正。又如卷一《竹枝歌》“满船哀唱似当年”句(25页)，底本引“(合注]《史记・司马迁传))”云云，事理难通，司马迁怎能为自己在《史记》中立传?校点者将《史记》改为《汉书》，纠正了错误。类似这样的校改，我以为很有必要。
本书整理旧注的成绩之一，是将注中涉及十三经、李白诗、杜甫诗的条目，基本补齐了篇名。这就更便于读者使用旧注了。但是，注中常见称引的还有韩愈诗文等，其篇名未做添补，因为缺乏相关的索引，不具备校补的便利条件。底本据合注援引的施注注文，原有阙文，王文诰曾妄加添改。这次由校点者据施乙做了校订，未全写入校记。类注中同样的脱误，则不校改，大约是由于类注有四部丛刊影印本，较通行习见吧。总之，以上两项增补，均属尽力而为，对读者有利，值得欢迎。可惜在校改体例上还不够严密。
反之，校点者对旧注的某些删削，可能招来非议。譬如“诰案”中妄自尊大、诽谤前贤的那些话，校点者以“占篇幅”、“于诗义阐释没有补益”、“对读者则可能有不良影响”等理由而予以删削，又不出校记，很多人就不赞成。因为王文诰的文风和集成的特点，正在于“夸大噜哧而绝少新见⑾。”删去这些引人生厌的文字，客观上反而美化了王文诰，拔高了集成的水平。况且按照上引删注的“理由”，集成中“占篇幅”、“有不良影响”的话还很多，如侮骂王安石变法，攻击农民起义的那些议论，都没有删，保留原样。可见删注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实这些议论，只要在适当场合(例如《前言》)中做出总的概括的批评，原话照录也无；妨，读者决不会持异议的。删了，反而使读者不放心。这牵涉到整理古籍与研究古籍(校点与评论)的关系，在技术性的校点工作中，不应掺进个人的好恶之感，是非之见。如对校点对象_古籍，想有所议论，应通过撰写专著或评论文章等方式表达出来，而不必删书改注。处理今人著述强调文责自负，对待古籍亦应如此，替古人改文章岂不是越俎代庖，节外生枝?
与上述不必要的删削恰成对照的，还有一种不必要的校补。卷二十三《歧亭五首》其三“合散更主客”句下，底本原有小字夹注：“更，平声”(1207页)。这个音注究竟是东坡自加还是后人添注，已难确改。本书却在正文中插入“集本施乙原注”六字括注，殊无道理。正文中的双行夹注，除作者自注外，均为古代笺注者所加，插进校点者的括注，就混淆了校、笺的界限。其实把此六字括注改为校勘记置卷宋，也就可以了，不宜径改正文。此外又见到一种校补，是在旧注中括注校点者按语。如卷四十八《过潍州驿》诗，将翁注拦腰断开，中间插入长达一百二十字的按语(2614页)；又《读后魏贺狄干传》诗，查注末附长达八十来字的按语(260l页)。这些都是校点者的话，今竟混在旧注文字内，也不伦不类，损害了旧注本身的体例完整。校点者在正文和旧注中穿插括注，是超越校点职责范围的，因而是多余和不必要的。
四、标点及其它
点断苏诗并不难，难的是为一百几十万字的旧注加新式标点。《苏轼诗集》的标点，基本正确可靠。但也有不少可商榷处，分举如下。
1．书名号的使用致误例：
603页第七行：“王安石《次韵》诗”；倒数第一行“《栾城集．次韵》诗”。这里的“次韵”二字不应视为省略的诗题，也无必要加书名号。它如“诗叙”(引)之类，亦以不标书名号为佳。
2621页第九行：“《古乐府》：木兰诗。”古乐府是文体名，不是专书，无须标号；“木兰诗”则是乐府名篇，应加书名号。正确标法应是：“古乐府《木兰诗》”。
1881页倒四行：“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这可能使人误以为东坡写过《和陶诗引》了。其实东坡只写了“和陶诗”，而由其弟苏辙撰写了“诗引”，收在《栾城集》卷二十一。按《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是可以单行的宋刻苏诗善本，即本书《点校说明》提到的主要校本“集戊”。故这里的正确标法应是：“《<东坡先生和陶渊咀诗>引》”。
2．因不熟悉佛学知识而致误例：
1245页第十行：“《法华经解》：‘世尊十号具足世出，世间之所。宗主，故名世尊，’”有人指出第一个逗号应在“具足”后，因为“世出世间”是世间和出世间的意思。而校点者可能不很精通佛教术语，遂出现失误。
3．因不熟悉古代地理、名胜而致误例：
1267页第九行：“先住江州之承天，继迁淮之斗方，庐山之开先，归宗润州之金山、焦山。_”按“开先”下应顿，“归宗”下应逗。校点者未核《庐山志》等书，不知归宗寺在庐山下，误以为它与润州有关，因而点破。
4．因不熟悉古代官制而致误例：
1591页第九行：“赵清献奏留之，入为三司驱磨官从副使。蹇周辅计度江岭盐还，除漕广东。”施注系节引《宋史》，删去了“从副使”前的几句话，又将原文“磨勘”引作“驱磨”。这一点已被校点者发现了，但仍将“从副使”连上读，似以“从副使”为“三司驱磨官”的副职。这是不应有的失误，也说明校点者不熟悉吏制。
5．因误解文义而致误例：
1303页第六行：“黄■历转运副使。哲宗议召用曾布，阴阻之。”据《宋史》，“召用”对象是黄■，而曾布阻之。“曾布”后的逗号应移到“召用”后面。校点者误以为“哲宗议召用曾布”，而黄定阻之了。
2354页第一行：“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按“担簦”本义是背着伞，引申指奔波、跋涉。这里“担簦万里”宜连读，不应从中点断，致使文气不顺。
综上所述，我们感到《苏林诗集》整理者似把主要精力花在校勘上，而标点断句方面稍欠功夫。上列各项失误举例中，有些显然是不应出现的(如1591页、1881页)，有些似又难于避免（如2145页)。标点古籍是一项枯燥乏味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兢兢业业者亦难免千虑一失。因此有些专业作者不敢涉足其间，或不屑于此道。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我们指出《苏轼诗集》标点上某些可议之处，旨在协助校点者寻找致误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决不想轻率否定该书标点上的功绩。
本书所收苏轼诗，若包括他集互见诗与补编诗，则有二千八百二十多首，为目前收诗最全、资料最富的一部苏诗全集。
校点者见各本坡诗均有漏收者，又千方百计收集到"辑佚诗二十九首，"做为"增订"，附于卷末。其中见于《永乐大典》的若干首，与栾贵明《苏轼苏辙集拾遗》(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五期)不谋而合，其余皆首次披露。由此可见出校点者在辑佚方面的专长。校点者为佚诗所作的校注和考订，很有参考价值。如剔除了见于((永乐大典》的《游南岳》诗，以其"不可信"，就是言之有据的。当然这方面还有不少资料有待挖掘和鉴别，本书的辑佚还只是初步的，难免有漏辑者。
近接友人栾贵明函告：“近来偶然发现我所辑苏诗中，《寄汝阴少师》和《和南郡赵少师》二首，见于《苏魏公集》卷八。故应予注明或删除。”准此，本书增订部分，似应删去这二首诗，或仿《游南岳》之例，在校注中予以说明。校点者的疏失显然是由于未查《苏魏公集》，由此也可知辑佚之难。
苏诗数量多，查起来不方便。本书附了《苏轼诗集篇目索引》对读者使用该书，当有裨益；但还不够用。如能再编制出苏诗人名地名索引，以及"堪靠灯"式的字词索引，更可造福于苏轼研究者，加快研究步伐。我们期待着更详密的东坡集索引早日问世。
【注】
①指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②引自同治九年(1870年)《新刻苏文忠公诗合注》卷首。
③见《苏轼诗集》卷二十、1026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明卷页数。
④卷十七，892页。⑤见李慈铭《荀学斋日记》辛集上五七。
⑥宋雕本指宋嘉定六年原刊本《施顾注苏诗。施氏本指清宋荦重刻的《施顾注苏诗》。
⑦指施本此诗题注"疑■抗日所作"等语。见上引。
⑧见《苏诗编年总案》卷一。⑨指的是戊寅至庚辰1098-1100年。
⑩见《点校说明》。
⑾引自钱钟书《宋诗选注》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新版《苏轼文集》书后
《苏轼文集》七十三卷，孔凡礼点校；《苏轼佚文汇编》七卷，孔凡礼辑录。二者的合编本，最近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鉴于《苏轼诗集》已经出版，《苏轼词集》准备另编，这部《苏拭文集》便成为只收东坡散文、韵文的专书，并与诗集、词集配套。
点校者经过深思熟虑，选用了明万历间茅维编印的《苏文忠公全集》做底本，不失为一项比较明智的抉择。
久负盛名的苏轼诗文全集当推许“东坡七集”，今所见足本有明成化间程宗刊本，其《前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等采自宋刻，《续集》十二卷乃明人新编。此书刻印精良，然有三点不足。其一是收文不全，如题跋杂记“或者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或者在其中就历史上的、现实中的、以及其它领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卓有见地的解释和论断，是苏轼散文的必要的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引自《点校说明》)，可惜“七集”中此类文字收录太少，缺佚过甚；又如尺牍系考查东坡交游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七集”也收录不全，举《与程正辅书》为例，《东坡续集》只有二十四篇，底本却保存七十一篇。其二是编次欠佳，由于“七集”是分集合编，致使赋、记、铭、赞、碑、传、书、启及杂文等散见于《前集》、《后集》和《续集》，不按时序排比，又不以类相从，分隔数处，查找起来，颇为不便。其三是版刻有误，校订任务太重。
此外，明刻一百十四卷本《苏文忠公集》及清蔡士英刊一百十五卷本《东坡全集》，皆分类合编的苏轼诗文全集。前者因"编辑无法"而受到《四库提要》的贬斥；后者是《四库提要》著录之本，但取材不足(如尺牍较通行本少数百篇)，体例不纯(如题跋、志林分类失当又有重出)，且原本难觅，因之皆不宜做底本。
茅维刊本也曾被《四库提要》斥为"陋略尤甚"，点校者认为这是偏见。按茅维刊本印制不精，误字较多，也有脱题漏句重出现象，这是明版书的通病。经过校对，可知茅维刊本有两个长处：一是资料齐全，尤以题跋、尺牍收录最多，乃至清初以来广为流传的《东坡尺牍》、《东坡题跋》等专书，皆据茅维刊本相关内容抽印单编而成。二是编排大体合理，全书按文体及内容分类，大类下又列细目，同类文章多数还能按写作时问排比(如尺牍)，便于寻检和研读。点校者认为茅维刊本"瑕瑜相较，瑜远胜瑕"，是有一一定道理的。
本书的校勘比《苏轼诗集》又有所发展。诗集主要用不同版本对校。文集情况复杂，除采用九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总之，点校者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融汇贯通，从而订正了底本的某些误脱衍倒，录存下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资料，并对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乃．至重出疑伪问题做出了简要交代。兹举二例：
《后赤壁赋》有云：“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指出：“前后皆言孤鹤，则道士不应言‘二’。”《朱子语类》卷一三0亦疑“二”字系“笔误”。但是《东坡集》作“二”，况且“东坡亲迹亦然”(朱熹语)，虽于事理不合，一般选家仍不敢遽改。后点校者看到《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及《宋文鉴》皆作"一"，遂据改，于是文义始畅通。
《议学校贡举状》首句：“熙宁四年正月口日。”底本和《东坡奏议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书均同。点校者依据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四年正月”应作“二年五月”。虽未敢径改正文，但在校记中有所交代，对读者研究本文很有参考价值。
由于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校订，《苏轼文集》从文题到字句各方面都优于通行本，可以说已向苏文“定本”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当然，该书的校勘并非尽如人意。其校勘体例稍嫌繁琐，某些校记写得不够精炼，表达方式也不尽统一。对底本的个别改动以及不影响文义的文言虚词的出校，总令人感到点校者对所谓墨迹刻石资料有所偏爱和偏信。
本书对互见于《苏轼诗集》的篇目采取了删文留题的处置办法，这是因为点校者视二者为姊妹书，避免重复。只是给未备诗集的读者增添了阅读上的困难，或许这些读者会认为这种"互见"不一定是最佳处理方案。对于另外的一些疑伪或互见的篇目，点校者在校记中大都做了交代，这是完全必要的。偶尔也有漏校者，如《凤味砚铭并叙》(550页)，又见于《栾城集》卷十八，未能出校。
《苏轼文集》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经学、史学、佛学、水文地理、中外关系、政治经济、典章礼仪等专门知识，标点起来颇多困难。幸赖社会各界人士关注，诸多名家协助把关，因而该书标点当比诗集更趋准确完美。但仍不敢确保万无一失。至于因对文义理解不同而产生句读上的差异．更有待于进二步探讨了。
《苏轼佚文汇编》是孔凡礼先生费数年之功潜心搜辑的结晶，他翻查过上百种文献和文物资料后，辑得东坡佚文(包括残篇断句)约四百篇，遵正集体例，按类编排，厘为七卷。各篇文末注明其出处，又在校记巾交代写作时间，考定文章标题，匡正误字谬句，并对两存疑似之作加以必要的说明。《艾子杂说》、《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等有争议的作品则编为附录。由于《汇编》的宗旨是"期于全而后已"，所以历史上凡传为苏轼作品者，包括零章断句在内，已大体搜罗齐全，庶几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
这里确实搜集了不少珍品，值得重视。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的《乞致仕状》，诸家年谱均曾言及，正集却未收入。今从《东坡外集》觅得此文，弥足珍贵。又如《与钱穆父书》，正集只存二十八篇，今于《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发现另外的二十九篇；总数长出一倍有余，这对考查苏、钱交游及东坡思想必将大有裨益。尤其是《西楼帖》保存的几十篇文章，内容比较可靠，更富参考价值。可以预料，《苏轼佚文汇编》对有关专家学者将有更强烈的吸引力，更使人感兴趣。
《苏轼佚文汇编》尺牍部分内容丰富，题跋杂记稍嫌芜杂。有些见于诗集注文或校记的叙跋短文，均予回收。而按照正集体例，这类文字是该删文留题的，到了《佚文汇编))中改为拟题以存文，大约是为了求“全”。出于同样的考虑，某些疑似之作也被采录了。笔者认为，当个人的校订考辨不足以做出最后案断时，先将它们收入文集，是行之有效的简便措施。而其为伪存真，只能留待各路学者其同承担了。
苏轼的诗全集_《苏轼诗集》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