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塞尔维亚主义”是指塞尔维亚人长期追求建立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巴尔干大国的民族主义，它在塞尔维亚饱受大国统治与瓜分和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不断与其他民族主义产生碰撞，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与其他民族矛盾与仇恨的意识根源，也是前南解体和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大塞尔维亚主义”几经兴衰，目前处在低潮。
铁托主义_大塞尔维亚主义 -简介
大塞尔维亚
“大塞尔维亚主义”并非冷战后才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早在巴尔干大部分地区被土耳其占领时就已声势浩大。大塞尔维亚主义（塞尔维亚文：ВеликаСрби?а/VelikaSrbija）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民族统一主义概念。 该思想主张在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西部建立一个更大的塞尔维亚人国家，包括：塞尔维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后最初的聚居地，如黑山、?umadija等中世纪时的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土，包括Pre?evoValley、马其顿等有大量塞尔维亚人移居的地方，包括伏伊伏丁那、克宁等其基本目标是统一塞尔维亚人聚居的地区。但一些较激进的人士对塞尔维亚人为少数民族的地区也有要求。
铁托主义_大塞尔维亚主义 -兴衰
巴尔干地区是南欧民族、宗教关系最错综复杂的地区，铁托时代的前南曾有“12345678”的说法（一个南联盟，两种文字，三大宗教，四种语言，五个民族，六个加盟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联邦实体），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只有短短74年，期间尚经过二战中的短暂分裂、内战和民族仇杀，“南斯拉夫民族”这个概念虽经铁托竭力栽培，却终究是沙滩上的花朵，经不得风吹日晒。
米洛舍维奇政治上起家，正是从反铁托主义开始，他采用各种手段扩大塞族权力，侵削其它联邦实体自治权，让原本紧张的前南各民族、各宗教、各联邦实体间关系更加对立。也正是他采取任由南斯拉夫解体，再放手让军事实力占优的塞族发动战争，试图建立一个由塞族全部控盘、并控制尽可能多前南领土的“大塞尔维亚”，才导致了前南解体的不可逆转。至于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作为生长波黑的塞族人，在成立波黑塞族共和国之际，他们已经放弃了前南国籍（后者还是公开放弃的），其“民族主义”自然同样是“大塞尔维亚主义”。
19世纪巴尔干分治，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科索沃分别为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族人采用政治、军事乃至极端手段，竭力争取一个由塞尔维亚人主导的、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国家，这个目标最终通过巴尔干战争和一战的策源实现，而巴尔干也就此获得战争策源地、欧洲火药桶的“美誉”；大塞尔维亚主义在二战中曾遭到克罗地亚等地区民族主义的反击、报复，并在战后被铁托所压制。
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昙花一现，是牺牲了塞尔维亚人的部分利益换来的，觉得自己实力最强、却得不到“应有权力回报”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最终在后铁托时代主动发难，并激发了前南境内的其它民族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等。
铁托主义_大塞尔维亚主义 -影响
波黑前总司令姆拉迪奇潜逃16年被捕
“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基石是“民族生存空间”，民族主义者之所以狂热支持“三奇”（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前波黑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是指望通过他们的政治冒险，让塞尔维亚族获得更多的地盘，更大的好处。但三场战争后，前南彻底解体，塞尔维亚族失去了波黑、克罗地亚的塞族地区，失去了最铁杆的伙伴黑山，失去了民族发源地科索沃。当“三奇”让塞族人付出巨大代价，却收获失落后，他们就不但成为塞族和平主义者、也成为“功利第一”的许多“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心目中可以抛弃的敝帚――因为在他们的“孜孜不倦”下，收获的是“小塞尔维亚”，仅此一点，就不难理解显赫一时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何以如今只剩下10%的支持率。可以说，前南特殊的民族版图，让狭隘民族主义失去了通常的保护伞作用，反倒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三奇”的催命符。
尽管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的支持者而言，“三奇”已坠下神坛，但在在代顿和平协定签署后、朗布依埃森林协定被米洛舍维奇撕毁前，“三奇”仍然是相对安全的：米洛舍维奇继续领导着版图大大缩小的南联盟，并因执行了波黑停战协定，被美、欧政府视为“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前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得到国际保证。另外的“两奇”虽早在1995年便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但在米洛舍维奇的保护，和国际社会的心照不宣下，他们仍然可以半公开地生活在前南境内，并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朗布依埃协定的确对前南而言是苛刻的、伤害主权的：科索沃获得梦寐以求的自治共和国地位，其安全由北约派兵保护，南联盟军队撤出。但该协定同时也强调南联盟领土完整的不容侵犯，强调科索沃主权属于南联盟，强调“科索沃解放军”也应同时解除武装，在北约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便成为成熟政治家最明智的选择。最终米洛舍维奇选择了拒绝签字，接受战争，并换来了战争失败，南联盟彻底解体的“双输”。
抛下政治争议，仅仅从战争责任而言，米洛舍维奇在战后被选民抛弃也在情理中。墙倒众人推，被赶下台的米洛舍维奇不得不承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左右夹击”，并最终在“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前南政治争斗中先被当作棋子相互“将军”，继而被当作“投名状”抛去了海牙。
米洛舍维奇时代的结束，也让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这“两奇”好运到头：和米洛舍维奇不同，他们只是塞尔维亚族，而并不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人，他们的两个“祖国”――前南斯拉夫和波黑塞族共和国，一个被他们抛弃，另一个则抛弃了他们，正所谓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一个隐匿了13年，另一个更躲了16年之久，但这对无根之木的落网只是迟早的事，或者干脆说，他们的政治生命，早已随着“大塞尔维亚”幻灭成巴尔干历史上最小的塞尔维亚，而无可挽回地告终了。
铁托主义_大塞尔维亚主义 -评论
关键在于民族主义能否反映民主基本诉求
民主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主义、甚至狭隘民族主义的没落。即以前苏联、东欧地区为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民主化的改革者打出的首先是民族主义大旗；如今的波兰、格鲁吉亚已实现民主化，但民族主义情结浓烈依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命运，和南斯拉夫的“三奇”可谓有天壤之别。
奥妙在于，波兰、格鲁吉亚等地的民族主义，对抗强权、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理念十分清晰，和民主主义的基本诉求可以兼容，而“三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却是以强权争夺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并打压其它民族的生存空间，依然不脱19世纪巴尔干民族争端的窠臼，和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因此，“三奇”无法以民族主义为盾牌，抵御自身命运的改变，但攻破这面盾牌的，却并非民主化这杆矛。
塞尔维亚社会多元，“三奇”支持者未遭官方打压
如果说民主化对“三奇”命运的影响，那就是围绕如何对待他们，塞尔维亚社会声音的多元化，以及对这种多元化声音的宽容。当年米洛舍维奇的政敌科斯图尼察曾坚持拒绝引渡已被逮捕的米洛舍维奇，而在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被捕后，闻风集会、抗议的支持者并未遭到官方打压，两人也都获得了在媒体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他们的自辩词也能通过媒体传遍世界。
“三奇”的崛起建立在对民族主义的利用之上，而当那些被民族狂热所左右的民众，看到的却是一个日渐分崩离析现实状况时，“三奇”被抛弃也就顺理成章。宗教和政见的不宽容，酿成了前南的一杯苦酒，也造成了“三奇”害人害己的一幕悲剧，而塞尔维亚社会目前这种多元化、宽容异见的新风，隐约为“巴尔干火药桶”隐患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大塞尔维亚主义”越狂热，南斯拉夫联盟却解体得越彻底
“大塞尔维亚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激发塞尔维亚族的狂热，另一方面则削弱“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并激发其它前南民族的区域民族主义，最终的结果一如人们所看见：“大塞尔维亚主义”越狂热，南斯拉夫联盟就解体得越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