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总公司地址在北京。中华书局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筹资创办。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着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着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等。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_中华书局 -概述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由陆费逵创立，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
中华书局创立初期，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有影响的书籍。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1997年后也开始出版相当数量的历史普及类读物及中小学文史类教材等。
中华书局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着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2012年，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百年历程展。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_中华书局 -历史沿革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
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
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
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_中华书局 -创办宗旨
1912年1月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意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同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_中华书局 -主要业务
出版
中华书局从1912年至2012年，共出版图书3万余种，获奖图书累计563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包括教科用书、古书、字典辞典、杂志、各科新书、儿童读物、外文书籍、碑帖书画等。1949年以后至2012年，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包括古近代经典文献、工具书、期刊等。
教科书
中华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华教科书》以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共400种。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书局奉命在重庆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承供教科书占23%。
古籍文献
中华书局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着，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1949年以后，在顾颉刚、唐长孺、启功、张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