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广庆（1889.3.21―1974.3.24），字宏先，新安县磁涧镇掌礼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留学日本，历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等职。他酷爱金石，著有《洛阳先后出土正始体石经记》、《洛阳近年石刻出土记》、《洛阳访古记》等，是一位古文字研究专家。
李润田_王广庆 -生平介绍
王广庆与千唐志斋
王广庆，字宏先，河南省新安县磁涧镇掌礼村人，公元1889年3月21日生于故乡老宅，姊妹六人中行三。家庭历世耕读，为村中名门。父亲子亮公，曾设帐授经，为左近颇有德望的塾师。母亲尤老夫人，持家勤俭，贤孝著于乡里。王广庆早年加入同盟会，曾留学日本，历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等职。
自幼承父训 男儿正雄起
王广庆自幼聪颖好学，从父熟读经史。年岁稍长，喜读国粹学报等学术报刊，并转而关心时政，留意时论文字。时值清室衰腐，外患内忧日剧，为挽国家民族之危亡，有志之士皆奋袂而起，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当此时代大潮，先生耳闻目睹，忧国忧民，早年即立定革命之志，毅然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刚12天，先生即襄助同邑张伯英先生在西安举义响应，转战潼渑商洛间，时称先登，对辛亥革命之成功贡献卓著。后随义军驻陕南，1913年，广庆随张钫开赴四川，驻军于夔门，24岁的他被张钫任命为开县县令。因军阀混战，有时县令一职用不着选举，可由占领此地的军阀任命，父亲王子亮可能觉得儿子这个县令难以服众，在父亲的劝说下同年11月，辞去了县令
公元1914年，由张伯英先生资助，先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政法学校肄业。1916年学成返国，适逢护法战争爆发，先生遂辅佐张伯英先生于陕西，声讨北洋军阀，以策应孙中山先生在南方之军事行动。奔波于崤函道上，来往于豫陕之间，其间战事频频，军中阵亡者激增。当年秋，张钫为进一步培养广庆，让他到陕西三原学习。三原当时是北方革命中心所在，广庆就读于渭北中学，主要是接受革命思想，坚定了革命信念。
1921年进修结业后，担任新安县官磺局局长，官磺局设在老城吴家街，这里十分宽绰，三进的院子，长长的走廊，屋檐下到处都是志石，其中以唐志石为主，已有数百方之多，都是广庆收集来的。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了千唐志斋的“家底”。不久，遵孙中山先生之命，于佑任、张伯英等会商于陕西三原，筹组统一之靖国军，先生参赞军机，多有贡献。
后于1923年到上海，暂时在上海大学任校务员。1924年后，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开封、临颍县长，河南省建设厅第一科长，中央监察院参事、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其在立法院期间，对上达民情，整肃吏治，创立法制等竭力尽心，付出良多。
1925年，36岁的王广庆任开封县县长。
1926年冬，豫西战乱再起，先是国民二军溃退，接下来镇嵩军从西安撤回豫西，被冯玉祥军追得鸡飞狗跳。镇嵩军逃亡路上大肆抢劫，一时间新安境内各派武装相互残杀，沿河柳树上吊满了人头。广庆的父母为躲避战乱，慌忙向西而来，藏到渑池大山之中，衣食无着。广庆听说后，赶忙来找，一路所见：厨无烟，树无皮，房无顶！那些伤兵倒在路旁，有的还没有咽气，就被饥民扒掉了衣服，致使裸尸无数，僵硬于寒风中。广庆见了，感慨道：“民殇当如是也！男儿当自强也！大丈夫若不能强国富民，形同裸尸矣！”遂坚定进取之心，越发昂然向上。
1928年，广庆到河南省建设厅工作。
1938年10月至1944年10月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之岁月，出任河南大学校长。
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流播台湾。寓台20余年，先生独居一室，在寂寞中与诗书为伴，度过了最后岁月。1974年3月先生因感冒引发肺炎住院治疗，继而诱发胃出血及肾机能衰竭。23日夜，先生已不能语而神志尚清，知将不起，即示意为整容。延至24日晨2时，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6岁。
李润田_王广庆 -烽烟笼河大 临危任校长
王广庆作品
在出任河南大学校长时，河大为避日寇战火，五年之中，三度播迁，师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王广庆接掌学校时，河大本部各院已由开封分别迁至鸡公山和镇平县两处授课。莅任不久，为学校安全和便于管理，将在鸡公山之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悉迁镇平，与先迁其地之农、医两学院会合。在房舍紧缺之困境中，他想方设法，借住官舍、寺庙，并租用大户民房，坚持上课。当时战争正紧，国难方殷，河大作为省立之地方学府，经费难以保证，先生利用私谊和个人品望，力争河南当政人物程潜和张钫相助，使河大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千余名师生与眷属之生活于极为艰难中得以维持。
1939年5月，日寇迫近镇平，为保安全，学校原拟再迁四川后方，但因当时河大为省立学府，本省地方人士反对外迁他省，此议只好作罢。后经王广庆先生实地考察，认定豫西嵩县城西百里之潭头镇（现属栾川县）为学校相宜之去处。潭头乃伊水上游一冲积小盆地，处于伏牛山脉与熊耳山脉间万山丛中，东西长七、八里，南北宽约四里，周围重峦叠嶂，交通极为闭塞，乃避兵火理想之所。于是王广庆复带领河大师生员工及眷属，携图书仪器资料等，翻山越岭，行程六百余里，历时近月，由镇平迁至潭头。潭头虽名为镇，实乃一小土寨，四近散布六、七个小村落，居民全部务农，民性淳朴。千余人到达小镇，百事丛集，困难可知。先生处事不乱，从容擘画，统筹安排。设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以及高级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于嵩县县城内，将办公处、教室设于镇内文庙及当地士绅房舍，师生宿舍则全部租赁民房。校本部及文、理、农三学院分设于谭头镇及附近各村，总办公室设于镇内关帝庙。图书馆设于寨北上神庙。房舍不足，另建草房就急。举行各种集会，则利用庙内大殿之间空场。学校发给学生每人一小木凳，逢集会时分院系排列而坐，秩序井然。战争岁月，深山之中，环境艰苦，条件固无法与升平之城市相比，但由于先生精心措置，惨淡经营，教学工作及各项必要活动仍能有序维持，且更为难能者，历年招生毕业工作未曾因战乱而中断。
深知中原为中华文化之发祥地，而河大为中州之最高学府，理应成为学术重镇。基于此历史使命感，先生大力提高教师尊严，尽力延揽博学特立之士主教河大。如嵇文甫、朱芳圃、段凌辰、赵理之等一批著名学者皆为当时教授，河大虽处深山，而一时人文荟萃，充满生机。先生又克服重重困难，不时邀请海内专家到校讲学，学术风气之盛，蔚为大观。于治校方略，先生亦自有独特见解与风格。先生一贯大力倡导院系自主与学术自由，号召师生以“中原文化之发扬，世界学术之介绍”，以及“发抒心得，交换所学”为宗旨，积极开展各项学术研究活动。据当时学生后来回忆，其时“同学组织社团，举办学术讲座，演讲辩论，出刊报刊，推陈出新，变化无穷，皆以钻研为荣，刷新为乐。而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宿舍、山林原野，人皆手不释卷，互切互磋，敦品励学，力争上游，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在此风气推动之下，各学系每周日几乎均有学术演讲会，听众踊跃，发言热烈，较平时上课尤为活跃。每学系每月皆有壁报，各系同时刊出，五彩缤纷，万山丛中，一片学术气息。
当时学校先后创办的刊物有《大学论坛》、《农学院季刊》、《学术月刊》等，在国内学术界皆有盛誉。教育学生，先生以爱心为出发点，以“无为为治”为方针，尽力培养学生自律自治能力，以自好以止惩。凡同学之间之误会争执，只要另有同学居间调处，先生则不予闻问，亦不追究。平时多方鼓励学生中勇于息讼解纷、化怨愤为祥和之精神与行为，先生认为此乃更高层次之教育手段，不仅可减少学校与学生间之矛盾，更能增进同学间之情谊，同时亦磨练增长学生之处事能力。
河大迁潭头，如同火种，将科学文化播向山区。在先生领导下，除办好校内事务外，河大帮助地方创办中小学、简易师范、幼儿园、体育训练班等，使山区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农学院常举办农业知识讲座，帮助农民防治作物病虫害；医学院在县城创办医院，为群众治病，宣传防病知识。周日或晚上经常举行文娱活动，演出京剧、地方戏、相声杂技等，当此之时，师生与乡民杂坐一地，融融乐乐，山中别是一番风情。五年余之种种努力，使科学文明得以在山区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河大自此与潭头结下不解之缘。至今，潭头耆老对当时情景尚能历历如数家珍。
1942年，河南大灾，地方经费不给，学校再度陷入困境。王广庆向当局力陈校情，并恳请来校视察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河大前任校长刘季洪帮助，将河大由省立改为国立。此举不但增加学校经费来源，而且扩大招生范围，使处于艰难中之河大顿生转机，获重新发展空间。由省立而国立，在河大历史上，此为一值得纪念之里程碑。然而，战局忽转，1944年5月，日寇最后疯狂，猛攻嵩县，战火及于潭头，河大突遭寇袭。尽管先生已预作应急布置，安排撤离，但仍有师生及家属10余人罹难，图书、仪器也多毁于战火。侥幸脱险之师生及眷属，仓猝结伴南渡伊水，于崇山峻岭之中跋涉月余，历尽艰辛，始陆续会集于豫、陕、鄂交界处之淅川县荆紫关。经此劫难，学校元气大伤，师生悲愤不已。作为一校之长，先生沉痛内疚，寝食难安。待学校秩序稍定，遂于当年10月引咎辞职。据当时学生回忆，先生辞职前曾借一所小学操场召集学生讲话。先生面色凝重，语音哽塞，会场一片凄惨肃静。先生言：“我非常难过同学们之遭遇，你们心情不好，自然会有所发泄，我绝不辞其咎，也不会怪罪同学们之责难。”长者之风，仁者之怀，令在场同学们深为感动。先生在河大任职凡6年，为旧河大26年历史（自1923年河大前身中州大学起至新中国成立）上任职最久之校长，也是贡献最为卓著的校长之一。
李润田_王广庆 -收藏与著作
王广庆作品
王广庆先生虽多年从政，但本质乃一学人。先生一生酷爱金石与语言之学，公务之余，潜心学术，与日俱进，老而弥笃。早年曾师从余杭章太炎先生，精研小学，熟悉碑版，且勤于著述，成就斐然。民国初年，河洛一带不断有古代文物出土，尤以碑碣为多，其中不乏珍品，但多流失海外或散落民间。先生担心文物毁损，知抢救不可稍缓，于是建议挚友张伯英先生辟地予以收藏。张亦酷爱金石，欣然同意，遂于铁门蛰庐中筑室收藏失散古碑一千余方。藏品以唐代志石为多，先生特为之命名曰“千唐志斋”，并由章太炎先生书题。千唐志斋保存了大量古代志石，成为一部石刻历史，至今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意并营建千唐志斋之举使大批志石文物得以保护，王广庆先生与张伯英先生可谓功德无量。
1923年，洛南出土《三体石经》，先生亲往察看，知为国宝，遂嘱石主善为保存，不可售与外人，并精拓数本，分送章太炎、于右任诸家鉴赏。章太炎先生经仔细考证，作《洛阳新出土三体石经考》一文，断其为曹魏正始年间邯郸淳所书，并题五律一首云：“正始传经石，人间久不窥。洛符无故发，孔笔到今垂。八体追秦刻，千金笑华碑。中原文武尽，麟出竟何为？”对该碑做出极高评价。先生嗣后撰《洛阳近年石刻出土记》，详述洛阳附近志石出土经过原委，且考碑铭演变之概略，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
先生治学之核心为语言学，尤其于河洛音韵，更是“呕沥毕生”。其子女尝回忆：“幼时梦醒，尝见先父仍伏案笔耕不倦，经年不辍。”先生在台出版的语言学专著有多部。其中《语文发微》一卷，主要就《说文》中义训与语言有关者，选录予以阐发；《复音互用发微》与《复音词声义阐微》乃先生之力作，搜罗资料繁富，经声纬义，穷其根源，悉其变化，见解独到，鞭辟入里。有学者评其书曰：“于我国语言之原始及分合变化之踪迹，言之历历，如数家珍，此则前贤之所未尝为、不及为者，而先生独为之，实不朽之业。自有小学以来，未有此书也。”推誉虽高，实不为过。
先生在大陆出版之语言学专著有《河洛方言诠诂》一部。此书为先生自1935年至1947年十余年间陆续采集草撰，惜手稿在动荡奔波中多有散失。今所出版之书虽达20万言，然据先生子女估计，尚不及全部手稿之十一，实为该书之残稿。河洛地处中州，是汉民族发祥地和政治、文化之中心之一，其方言在历史上曾为我国古代官话之基础方言，保存古语多，吸纳各地方言成分亦多，是研究汉语言发展史及其他方言之重要语料。《诠诂》一书，考释了河洛方言词语700余条，旁征博引，纵横较比，或记词，或释义，或考本字，或寻形音义之演变，或辨古今之源流，方法谨严而周密，内容丰富而详审。著名语言学家王伯熙先生誉此书为“我国方言学花圃中一朵早开而迟放的奇葩”，“堪称开我国现代方言研究先河的一部力作”。王先生认为，读此书不仅有益于对语言文字之研究，而且还能从书中获取民族文化及民俗民风之社会历史知识，以及鸟兽虫鱼等诸多自然科学知识。随时间之推移，大量河洛方言无可避免将消失于口头，《诠诂》一书所保存之资料在未来语言学之研究中，意义无疑将愈显重大。
广庆先生自幼家训严格，熟读经典，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一生胸襟磊落，道德品节口碑载道。先生为人坦坦荡荡，恬淡恭温，不追名，不务利，与人无争，与世无争，是一位极其纯正之儒家学者。处事从容镇静，具有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之气度，实乃中国传统文化凝聚而成之型范人物。
先生自幼孝亲，念念不忘报答，常以忙于国事不能菽水晨昏为愧。先生父子亮公尝言，富贵非所望，子女能不轶轨辙以损先德，父母即敝衣簿粥亦甘之。先生之妹出阁时因家贫不能置嫁妆，先生慨然羞愧，深感大丈夫才不堪应世，能不足养亲，无颜立世，几欲引决。父子亮公知而诫之曰：“汝能益于国，勿以家为虑。君子固穷，岂可效世俗之见哉！”先生一生恪遵父教，尽瘁国事，公而忘家。子亮公临终嘱“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八字，意谓宜接近正人。先生一生行事，可谓规行矩步，无改父教，不辱先德。直到先生晚年还撰《忆母记》一文2500余言，缕述母亲生前言行细事，情深意笃，委曲入微，孝思溢于言表，至性至情，读之使人潸然泪下。
李润田_王广庆 -生活
王广庆作品
王广庆先生生活朴素清俭。在台湾20余年，始终住台北火车站旁立法院狭小单身宿舍中，每日伏案埋头读书，除公务外，很少外出；偶有外出，亦多为到台湾大学图书馆借阅金石音韵类书籍。如有客来访，夏天在门口买一点西瓜让人解渴，冬天则招待桔子一个，多年如常，朋友学生都已知先生之积习。与人交接，谈吐木讷，但总透出坦诚忠厚，社交圈中，大家皆视先生为长者，尊称宏老。先生虽自奉俭约，但乐于助人。每遇求助者，尽管自己困难，也要设法满足来者要求，且视为当然，不事张扬，过后若无其事。
先生一生，与三原于佑任先生和同邑张伯英先生交谊至久且深，至今传为美谈。三人结交于推翻封建帝制之战火中，生死与共，患难相随，后皆被尊为辛亥元老，民国功臣。先生青年时代即追随伯英先生响应武昌首义，起义于西安，并携手转战数载，后留学东瀛亦系伯英先生资助。回国后仍佐伯英先生参赞戎幕，公务合作默契，私交情同手足。伯英先生长女广仁先生忆及广庆先生，曾说：“我家大小事务，多与商计。先祖父在日常以子侄视之。我姐妹众多，老伯皆自幼看我等长大，勖励教导，犹如子侄。凡我等有何困惑疑难，莫不往诉，得其开导抚慰，常能坦解。”先生与伯英先生，不啻为异姓兄弟。与于佑任先生交往始于陕西靖国军时代，直至于先生过世，50年间，追随即离，情谊亦至为深厚。于先生为书法大家，国学精英，先生对其十分景仰，赞其人“清才绝世”，称其诗“气象凌云”。当年先生于洛阳得新出土之正始三体石经拓本，极为珍贵，当即送章太炎先生与于先生鉴赏；而于先生对先生之索字，有求必应，故先生历年所得于先生手书之字幅，纸重竟达百斤以上，仅先生父亲子亮公之墓志，于先生即为书写三次，直至满意。先生与张、于二公数十年交谊而能始终不渝者，虽因事业理想之所同，而先生之人品高洁，推心待人，亦是不可或缺之因素。
先生一生虽为恂恂儒者，谦谦君子，但大是大非明确，原则立场鲜明，见义必能勇为，临事均有卓识。先生任河大校长期间，中共党员嵇文甫时任河大文学院院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师生闻讯掀起抗议运动，先生理解并支持师生行动，出面多方联系，积极营救，使嵇不久获释。以先生所处地位和当时政治形势，实为难能之举。
先生主政河大数年间，学校单独招生。为保证新生质量，维护招生公允，先生坚守原则，不徇情面。当时有两位最高主管，也是学校著名教授，其儿子连年应试，均因成绩欠佳未予录取，成为全校众所周知之事。还有其他一些名门子弟，亦因未达标准，被拒之门外。先生虽承受巨大压力，但因公正无私，治事严明，招生秩序安定，无人敢逾规，亦无闲言。
1958年，美国士兵在台湾驱车轧死中国公民刘自然，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怒，先生愤然与民众一道签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维护民族尊严，爱国热情，犹似青年。
先生一生最大之憾事，当是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流播台湾。当时子侄11人中，仅二侄契刚、七侄励严随先生赴台，其夫人卞岑梅及独子励前与4个女儿均留大陆。寓台20余年，先生独居一室，在寂寞中与诗书为伴，度过了最后岁月。1974年3月先生因感冒引发肺炎住院治疗，继而诱发胃出血及肾机能衰竭。23日夜，先生已不能语而神志尚清，知将不起，即示意为整容。延至24日晨2时，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6岁。
于佑任先生去世前在台曾写下使人断肠之思乡之作《望大陆》，其中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是大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亦是广庆先生暮年心情之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