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宣武区有个魏染胡同。而关于它的名字的来历那就众说纷纭了。但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这儿曾住过一个染匠，专为老百姓染衣服。也许您觉得奇怪，当时的百姓还有钱染布吗？那不都是有钱的人才能穿的吗？其实这儿所说的染布并非有钱人家为了漂亮而染的花布。当时，百姓生活穷苦，一件衣服要穿上好几年，衣服都洗得掉色了。但只要没破，他们就拿到染匠这而重新上一下色，一般只有黑的、蓝的这几种颜色。上色之后他们又能穿上好几年呢。由于这染匠姓魏，所以就叫魏染胡同。另一说儿，明朝的大太监魏忠贤就住在这儿。当时阉党一手遮天，百姓苦不堪言。后来魏忠贤倒了，人们就管这胡同叫魏阉胡同。由于这名不雅，后来就改成了魏染胡同。
邵贵_魏染胡同 -地标的印象
魏染胡同魏染胡同的得名有两种说法，其一，曾经有一魏姓人办的染房；其二，则是说明朝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居住，魏被诛后称魏阉胡同，后改称魏染胡同。
魏染胡同的30号院是京报馆旧址，现在里面已是普通的人家，小楼依旧，述说着痕迹点点。虽然院子里搭建了很多小屋，但毕竟整体的格局还在，所以，历史的厚重仍然写在了它的脸上。胡同里的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京报馆，也大多知道邵飘萍这个杰出的报人。毕竟，这里融合着他们的生活，百姓的柴米油盐和厚重的历史结合在一起，那就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
邵贵_魏染胡同 -流年的风景
魏染胡同说到《京报》，就不能不说它的创办人邵飘萍。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幼年的时候在私塾读书，14岁便中了秀才，后来，他考入省立七中，再后来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以后，参与主办《汉民日报》。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了《京报》，在创建之初，就提出了为民请命，监督政府是办报的宗旨和责任。1926年，由于支持“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邵飘萍倒在了奉系军伐的枪口下。
京报馆的旧址曾无数次经过，但在当时，可能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份报纸，至于其他的可能没有去想很多。
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当年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走进走出的院子承担着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努力找寻着走入院门时头脑之中的发现，很多，但却无从谈起。
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邵飘萍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不只要记住历史的存留―京报馆，我们更要记住曾经的一个充满了责任的新闻人。
邵贵_魏染胡同 -胡同里的居民
魏染胡同地图魏染胡同30号，京报馆旧址里还住着邵飘萍先生的后人，胡同里的老住户们却不怎么把它挂在嘴边。此外，被大家熟知的还有13号，清末京剧名丑刘赶三的曾外孙女仍然住在此处。
90岁高龄的邵贵生（邵飘萍之子）搬离魏染胡同已有近20年。院门南面新修了个公共厕所；胡同临街的墙壁重新刷上了漆……这些消息都是他从儿子口中得知的。留在他记忆中的，是忙碌而平静的京报馆、种着藤萝和金银花的四合院。
邵飘萍・后人
邵贵生搬走后，他的两个儿子仍住在老房子里，邻居们都习惯叫他们大邵、二邵（邵渤、邵澄）。最近，他们也陆续搬离，二邵会定期回来给鸽子喂食，侍弄院里的花草。
不记得父亲的音容笑貌
邵贵生捧着家里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多年来，靠着这张照片，才能固定心中父亲的模样。
邵飘萍逝世时，邵贵生才刚满9岁。谈起对父亲的印象，他无奈地摇摇头：“对父亲的音容笑貌，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从他记事开始，就没怎么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父亲每天都非常忙，根本见不着他的影子。孩子们都住在后院的北屋里，生活起居全由保姆照料。
楼上编辑室 楼下营业部
魏染胡同
1925年，京报馆的二层小楼建好，在胡同里格外显眼。邵飘萍题写的“京报馆”三个灰底金字给小楼添了不少气派。临街的二层楼，有一圈女儿墙，上面还竖着一根旗杆。
报馆的二楼是编辑部，铺着实木地板的大房间里放着两张黑色长桌。楼下是营业部，主要做报刊销售和广告刊登。
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京报馆对面的平房里印刷。报差们拿着印好的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卖报的小商贩们都会去那儿取报纸。
没继承父母的新闻事业
邵飘萍的五个儿女中没有一个继承他的新闻事业。
邵贵生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机会做新闻。当年父亲办报时，他几乎没有去过京报馆的二层小楼。
父母在新闻界的朋友他们一个都不认识，母亲也从不让他们介入新闻。
邵贵生在辅仁大学史学系读了一年书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得不辍学，去交道口的外国语专科学校当职员，以补贴家用。
邵贵生的儿女中也没有一个从事新闻事业的。
直到外孙女李洁思考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家里才算有了一个再走新闻道路的后人。
毛主席批示 全家返北京
1958年，邵贵生调到福建省工业厅任职，举家搬迁到福州。后来，独自一人在北京生活的汤修慧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把儿子调回北京。
有了毛主席的亲手批示，邵贵生一家七口人，才于1972年从福建返京。
他回忆说：“当时工业厅里的同事们还纳闷呢！这家人是什么来头，能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全家都调回北京了？”
资料都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
除了一张邵飘萍的照片，邵贵生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资料。
从福建回到北京后，以前父母办报的材料、书籍，大多数都交给中国人民大学了。
人大新闻学院的方汉奇教授是研究邵飘萍的专家，他和邵家有着不浅的交情。
邵贵生的姐夫以前和方汉奇是同事，都在人大教书，同住在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的人大宿舍里。邵贵生笑着说：“一开始，方老师拿走父亲的资料时，还打了借条给我呢。”
刘赶三・后人
魏染胡同13号的门脸并不起眼，进去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一位白净的阿姨抱着腊肠狗，站在扁豆架下说：“你们还真找对地方了，这是刘赶三的宅子，我们就是他的后人。”
姥爷吃了一辈子租
这位阿姨姓严，是清末京剧名丑刘赶三的曾外孙女，因为相隔的年代太久远，除了从电视、报纸上获得一些关于刘赶三的资料，她对曾外祖父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姥爷靠着刘赶三留下的房子，吃了一辈子租，没有工作，家里也照样富足。
如今，刘赶三留给后人的家产，就只剩下魏染胡同这套四合院了。今年年初，严阿姨把北房搭建出的小房子拆了，在院子中间的扁豆架下，修了一个嵌有鹅卵石的鱼池，十几尾金鱼在里面来回游动。严阿姨看着鱼池说：“这才又找回四合院的感觉了。”
看《天下第一丑》 眼泪哗哗掉
电视剧《天下第一丑》播放时，严阿姨和家人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旁收看，经常是看着看着，眼泪就忍不住哗哗掉。
严阿姨有点伤感：“后来家里没有人再唱京剧了，也没人专门研究曾外祖父的生平，只能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电视，真是可惜了。”
居民记忆 在楼顶上看放烟花
●张先生，魏染胡同30号居民
京报馆后来成了外文印刷厂的宿舍。刚搬进来时，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样子。院子上方是个瓦棱板的天棚，不影响阳光照射，还能遮挡落叶。一进门的两层小楼，我们不经常去，只有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放烟花时，才会爬到楼顶上去看，可清楚了。
苇箔墙隔开的“舞厅”
●杨女士，41岁，魏染胡同30号居民
因为原来住的房子拆了重建，才搬到京报馆二楼的房子里来。听老住户们说，以前二楼是两个大间，一水儿的实木地板，还有拐棍似的老式灯，感觉跟过去的舞厅一样。现在大间都用苇箔墙隔成了几个小房间。
住着名角的小大栅栏
●王大爷，71岁，南柳巷64号居民
魏染胡同、南柳巷、西草厂街这一带在过去被称为小大栅栏，大概是因为住着不少名角吧，比如刘赶三、萧长华和袁世海等。他们在大栅栏唱完戏，就穿过南新华街回家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从后孙公园胡同到南柳巷，再折到西草厂街，都特别热闹，路边尽是各种小店铺，可往南一到魏染胡同却格外安静，就像有个无形的挡板一样。
邵贵_魏染胡同 -胡同里的故事
魏染胡同北京市天主教魏染胡同教区革新委员会给毛主席写信拥护政府驱逐黎培里，坚决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搞好天主教革新运动。以下是信的原稿。
北京市天主教魏染胡同教区革新委员会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天主教徒过去长期受着身披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欺凌，麻痹愚弄。我们含怒忍羞地受着它们的压迫而没有地方去申诉。今天，有了您英明的领导，我们天主教徒提高了觉悟。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我们天主教徒站起来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破了它们的假慈善面具，使它们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我们天主教徒解除了思想上的障碍，认清了敌我界限，投向祖国的怀抱。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恩爱。人民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九月四日把我们恨入骨髓的美帝国主义的间谍黎培里驱逐出中国去。这使我们欢欣鼓舞。我们感谢政府给我们做主，使我们再不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欺压。我们在衷心感谢和极端兴奋的情绪下，写信向您致最崇高的敬礼。我们向您保证：我们要坚决团结起来，永远不与帝国主义妥协，并以实际行动来肃清天主教内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搞好我们天主教革新运动。我们要和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在您英明的领导下，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谨祝您身体健康！中国共产党万岁！
邵贵_魏染胡同 -胡同里的革命
魏染胡同在魏染胡同中间路东，有一座浅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大门两侧有点欧式风格的石柱有些不同凡响，似在向人显示其往昔的荣耀，楼门上方的中央，镌刻着3个俊秀的行楷大字“京报馆”， 据说这是当年小楼主人、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先驱者邵飘萍的手迹。1926年，《京报》社长――邵飘萍就在这里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杀害。（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4年11月1日出生于浙江金华。）
1918年10月5日，《京报》初办于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后来又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在《京报》创办的那一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要去主讲新闻学，并介绍其新闻采访经验。当时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时与邵飘萍相识。
1920年9月17日，经过邵飘萍的努力，新的京报馆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落成。一层是传达室和经营所，编辑部与经理室在二层。在报馆附近还办了印刷厂，专门设有一个秘密印刷室，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
“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邵飘萍亲自撰文怒斥军阀野蛮罪行。吴佩孚看了之后气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在纸上写下邵飘萍的名字。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京报》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期纪念马克思专号，免费赠送读者。“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
这时期的《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呐喊请命。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政府，强烈谴责当局制造的“三・一八”杀害学生、民众的恶行，并在《京报》上开辟特刊，历数军阀“讨赤”“亲日”等等罪状，《京报》由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邵飘萍和他的《京报》也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邵飘萍为改变《京报》有些“谈花说草或专捧女明星”的周刊的低俗格调，又创办了几个新周刊，其中的《京报・副刊》和《莽原》周刊在当时颇得读者好评，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鲁迅先生曾多次到此商议稿件，并亲自主编了《京报》的《莽原》周刊。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些事需要办理。邵飘萍心急如焚，决定回报馆看看。邵飘萍先打电话给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询问外面的情况。张翰举欺骗邵说：“形势已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邵飘萍轻信了张的谎言。
下午5时许，邵飘萍借着夜幕的掩护，乘车赶到报馆。一名内奸将他回报馆的消息向张作霖政府告密。邵飘萍将一则事先写好的《飘萍启事》交给了他的妻子，准备刊出。在这则启事中，他大义凛然地斥责军阀以讨赤为名来屠杀人民群众。又仔细商议了《京报》馆继续维持下去的诸多问题与办法，他在报馆仅呆了一个小时，便又乘车匆忙离去。而此时的报馆已经被军警监视起来。当邵飘萍乘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遭到侦缉队的阻拦。荷枪实弹的警察将邵飘萍押到警厅。
晚８时左右，警察厅侦缉队300余人团团包围了《京报》馆。他们闯入报馆，搜走邵飘萍所著《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查封报馆，并派军警守门，严禁任何人员出入。
４月25日凌晨４时，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及家人才获悉邵飘萍被捕的消息。汤修慧立即通告各方面人士，恳请紧急营救邵飘萍。邵飘萍被捕的消息一传开，在新闻界引发了强烈的震荡。
４月25日下午3时，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新闻单位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４辆汽车到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军长。大家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以免其死。张学良告诉代表们：“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耐心解释，再三恳请，言以利害，而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张最后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张表示：他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谈判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要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代表们含泪而归。
192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直奉鲁晋总执法处提审邵飘萍。审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最终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于北京天桥东刑场，时年41岁。
对于邵飘萍掷地有声的文与人，冯玉祥将军做过这样的评价：“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也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汤修慧又继承了其夫的遗志，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几经离乱，《京报》时停时出。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京，又继续办起《京报》，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负债，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京报馆舍发还给邵飘萍遗孀，此后，汤修慧先生就一直居住在京报馆后面的一座小院里，直至1986年3月去世。北京魏染胡同里的京报馆旧址也已被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4月26日，在邵飘萍英勇牺牲的56周年之际，北京市人民政府将邵飘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墓。《京报》馆南侧的四合院就是邵飘萍的故居。
京报馆和邵飘萍故居位于魏染胡同30、32号，虎坊桥十字路口向西数，北面第三个胡同就是魏染胡同，胡同中间路东即是，如今已经是居民大杂院。
邵贵_魏染胡同 -名人与胡同
汤修慧
推荐杰出报人邵飘萍遇难已80多年了。其夫人汤修慧是我国早期不平凡的女报人，是邵飘萍生死不渝的伴侣和忠实助手。她于1986年3月2日在北京家中辞世，享年96岁。她的人生之旅颇具传奇色彩。
汤修慧祖籍江苏吴县，少女时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念书，生得亭亭玉立，仪态大方。在课余之暇，经常在自家开的照相馆里协助料理账务。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馆来搭话，日久两人生情，这位男士就是邵飘萍。1906年，他们在浙江金华结为夫妇。 邵飘萍初创《京报》时，汤修慧是得力助手，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还经常撰写评论文章，抨击压迫妇女、雇佣童工等丑恶的社会现象，文笔朴实生动，显示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见识。 在京期间，汤修慧经常去前门外珠市口八大胡同，她一口苏州话和窑子里南班姑娘言语相通，常仗义帮助她们向窑子老板讨公道，帮她们将血汗钱寄回家乡。 汤修慧在南班姑娘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要闻、秘闻，如直系军阀曹锟为当上大总统，用搜刮来的70万大洋，秘密收买几十名国会议员投他的票。这条丑闻，由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逛窑子时泄露出来，在《京报》上作头版新闻刊出，还加了评论，一时舆论哗然。曹锟恼羞成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他已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后来，经汤修慧奔走疏通，才使《京报》复业。 1926年元旦，奉系与直系合作，控制了京津等地，从直系反戈杀出的冯玉祥在夹攻下失利。邵飘萍同情冯玉祥，伸张社会正义，他力排众议，在《京报》特刊上，将各路军阀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标题加“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除通电外，一无所成吴佩孚”……这一攻击愉快是愉快，却有着很大的风险。 首先是张作霖发火，他面责参谋长杨宇霆惩办《京报》。杨宇霆不愿枪杀新闻记者承担千古骂名，他把责任推给投靠奉军的军阀张宗昌，要他整顿新闻界，整肃名单第一名就是“京报的邵飘萍”。 奸诈的张宗昌表面上放风说：“过去的旧账俺就一笔勾销啦，跟那个耍笔杆子的没啥多计较的，他识相些就算啦。”但他又私下交代警备司令王崎：抓住邵飘萍立即枪毙，邵只得躲进东交民巷内的苏联大使馆。 汤修慧利用各种关系，向奉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游说，又拜访过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还给张学良写过信，尽力帮助邵飘萍摆脱困境。其后，邵飘萍的朋友张双耳又出面用钱疏通。邵飘萍以为风险过去了，汤修慧不放心，让他多提防，邵飘萍没有在意。 4月24日凌晨，邵飘萍从家中坐车去报社，才下汽车，就被十几名等在那里的持枪宪兵拉上大卡车，到了宪兵司令部…… 邵飘萍遇害后，汤修慧强忍悲痛操办了丧事，并在奉军高级人士中打通关节，使被查封的《京报》得以复刊。 汤修慧继续了邵飘萍的遗志仍致力于关心社会关心时局，立论客观公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督促批评政府，该报发的一些时评与杂文就含蓄地批评过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桂系等举措。尽管较暖和，但仍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嫉恨。1929年10月3日《京报》再度停刊。经汤修慧四处奔走，《京报》才又复刊。汤修慧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足迹遍于天津、太原、泰山、汉口等地。她注重第一手材料，亲自参加重要事件、人物等采访工作。 1934年初，汤修慧出让了《京报》的大半股权，也很少过问社务，她致力于北方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名字常见之于平、津报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汤修慧在北京继续办起《京报》。天天四大版，因印刷设备、新闻纸张等多半是汤修慧借债购进的，编辑部人手不足，开支日增广告日少，入不敷出，不久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将京报馆抵押出去，公布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汤修慧留居北京，她作为爱国人士参加宣武区政协会时，经常呼吁恢复出版《京报》，还两度写信给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政府重视她的意见，后来就将京报馆发还给她。她一直居住在那儿。十年动乱后期，汤修慧被遣返浙江金华，在农场种过蔬菜养过猪。1979年汤修慧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魏染胡同京报馆后院。她晚年体弱多病，行走不便，双眼已近失明。
邵贵_魏染胡同 -京报馆
魏染胡同30号――京报馆
保护单位级别: 市级
地 址: 宣武区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0号
位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0号。是邵飘萍1916年后在北京的住所。
《京报》1918年创刊，原址在宣武门外珠巢街，1920年迁至于此。邵飘萍，浙江金华人，是《京报》的创始人，近代著名新闻工作者。创办《京报》，宗旨是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封建军阀制度，客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进步思想。他大力提倡"新闻救国"，利用报刊来唤醒人民的觉悟。1926年遭反动军阀杀害。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84年，京报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