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ydland和Prescott创建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过去25年间，其主要结论是技术冲击(Technology Shocks)是引发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主体对经济情况变化的最优反应，政府不应该执行熨平经济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应该着力于经济长期发展、对经济有长期效应的政策。近年来，国内学者在RBC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陈昆亭和龚六堂（2004） 在基本RBC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 也称经济周期，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
商业理论_商业周期理论 -定义
由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1883~1950）所创建。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企业家会竞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
熊彼特
商业理论_商业周期理论 -商业周期律
提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商业周期，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时间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
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其中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2）从1842年到1897年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其特征是以蒸汽机成为主要动力机，机器化大生产得到普及；（3）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创新理论
商业理论_商业周期理论 -实证
首先，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的视角来看，人们在历经纺织工业的创新周期，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时代以及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这一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作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叶，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已是强弩之末，因而即使从朱格拉中周期来判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早在七八年前就应该有一次商业衰退的调整了。
然而，自从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国短暂的经济下滑以来，到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西方发达国家迄今却有了18年的增长。到21世纪开始，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显露了进一步增长乏力的征兆，以至于在2001年美国经济曾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至近乎于零的短期现象。当时，为了避免衰退，美联储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譬如，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连续13次下调，从6.5%下调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些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缓了衰退。
21世纪初，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制造业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分工之中，同时金融体系全球化进程也随着IT网络的迅猛发展而加速进行。在这种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以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科技领先地位，一方面在国内制造资产财富膨胀的幻象，另一方面则依靠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大量进口来自东亚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廉价商品,结果导致美国的经常性账户多年来的大量逆差。在此格局中，石油输出国的巨额美元以及东亚经济体由于巨额贸易顺差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美元又返流入美国，填补了美国国内多年来高消费、低储蓄的缺口，支撑了美国近些年来金融部门繁荣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这事实上也延缓了21世纪初就应该发生的经济衰退。
商业周期
商业理论_商业周期理论 -新兴国家的实践验证
中国、印度、东南亚各国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引进（这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意义中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大范围的科技“创新”）而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又反过来弥补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期实体部门的增长动力衰减问题，从而也在整体上延缓了处在全球化分工链条另一端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早就该发生的经济衰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又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的“第二波创新者”（新科技在这些国家的运用）或者说“接棒者”。
展望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着手制定并立即启动了推进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国家发展战略，投巨资建设智能电网和超导电网，逐步实现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统一入网，并全面发展节能汽车和电动产业，以期从新能源革命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中国也要密切关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进展和成效，同时自身也要加大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大国竞争中居于人类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