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约前114年―前47年),字长倩,萧望之是萧何的六世孙(《南齐书》《梁书》记载 ),东海兰陵(今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历任大鸿胪、太傅等官。汉宣帝时,曾被丙吉推荐给大将军霍光,但由于望之看不惯霍光的倨傲,所以得不到霍光的重用。萧望之以儒家经典教授太子(即汉元帝)。反对封冯奉世为侯,建议和亲乌孙,善待归附的匈奴呼韩邪单于。甘露三年(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殿北石渠阁皇家图书馆,召集诸儒讲《五经》同异,并加评议。汉元帝即位后,以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辅佐朝政,甚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等诬告下狱,愤而自杀。萧望之主治《齐诗》,兼学诸经,是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李白在《客中行》赞颂的“兰陵美酒”相传就是萧氏家酿。自此,兰陵萧氏成为山东临沂大族,历数百年而不衰。
萧_萧望之 -人物生平
霍光冷遇
萧何、萧曦、萧望之三公画相
萧望之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其祖、父皆隐德不仕,以田为业,萧望之好学,研究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
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您用功德辅佐幼主,要能让崇高的教化流传天下,天下的士都会伸长脖子踮起脚,争着要来效力辅佐高明的。现在来见您的士都要如此对待,恐怕不是周公辅佐成王那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接待天下之士的礼节和招致平民的思想。”于是霍光独不授职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循常作为,怎么做了看门人呢!”萧望之说:“人有各人的志向。”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
宣帝任用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汉宣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汉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春秋》记载昭公三年,鲁国下了大冰雹,这时季氏专权,最后赶走了鲁昭公。假如过去鲁国的国君把自然灾害看清楚了,是不会有这个灾害的。现在陛下凭借圣明的德行为国君,思考政事寻求贤人,这真是尧舜一样的用心。但是好的兆头未到,阴阳又不协调,这是大臣执政,一姓独揽权力的结果。附着的枝叶大了折断树的主干,私家势力强大了公家就受到危害,希望明主亲自治理政务,选拔同宗,任用贤才,作为腹心,同他参政谋划,命令公卿大臣朝见禀奏事情,清楚地陈述他们职责,用来考核其功绩与能力。像这样,那么诸事就治理好了,至公至正之公道就树立起来了,邪恶不正就堵住了,私权就被废除了。”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汉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这时汉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萧望之做得很合汉宣帝之意,接连提拔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提拔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
官位变迁
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萧望之向来想在朝廷,这下要远离朝廷去作郡守,内心觉得很不得意,于是上疏说:“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的作法。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希望陛下选择明经学、能温故知新、精于策划的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到这样,就知道朝廷重视接纳意见考虑政事,没有缺遗。像这样不懈努力,就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
汉宣帝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按照才能可任宰相,但为了试试他的政事能力,就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从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但他担心办事不合皇帝的意思,马上上书言病。汉宣帝知道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传达皇帝的意思:“任用官职是想通过治民来考查你的政绩的,你前任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所以任用左冯翊来试试你,不是听到你有什么过失。”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朝堂辩论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西羌叛乱,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国家的军队在外,又是在夏季出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一起供给运输,农业生产会受损失,加之一向没有余积,即使西羌被击溃,百姓来年春季吃的缺乏。偏僻之处,更难买到粮食,朝廷的谷物估计不足以赈救他们。希望朝廷命令那些有罪、而不是抢劫杀人的盗贼以及犯了法而不能赦免的人,都按等交纳谷物到这八郡赎罪。尽力增加粮食来预备百姓之急需。”张敞所奏之事下达官吏们评议,萧望之与少府李强评议,认为“百姓心怀变化莫测,好义却又思利,关键在于教化。作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想利的思想,可却能使他们好义胜过想利;就是夏桀为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好义之心,但能使他们好利胜过好义之心。所以尧与桀的区分,在于义与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啊!现在打算命令百姓量粮来赎罪,像这样就会是有钱人得生,贫穷者死,这就是贫富异刑而法不统一。按人情看,因为贫穷,父亲兄长被关押,听说出钱能得生和释放,作人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灾祸,叛乱的作为,去奔赴财利,以求援救亲人。一人得生,将会使十人死亡,像这样,伯夷般的高尚行为败坏,公绰班的名声毁灭。刑赏与教化全部倾复,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恐怕也不能恢复。古时候国君对百姓好,自己生活不够才向百姓要,生活有余就给予百姓。《诗经》上说:‘王惠及于可哀矜的人,同情无依无靠的人’,这是上人惠顾下人。《诗经》又说:‘雨水先润公田,后润我私田’,这是在下的人为在上的着急。如今西方边境发生了争战,百姓失去所从事的生计,即使率户纳税,计口交粮来供给军队,这也是古之通义,百姓没有谁会认为不对的。用子弟竭死弄钱来救父兄活命,恐怕不可以,陛下铺开圣德施行教育,政教风化已成,即使是尧舜也无以复加了。现在主张开创的利路将损伤已成的教化,臣私下以此痛心。”
于是汉宣帝又下达那个建议给两府,丞相和御史拿疑难来问张敞。张敞回答道“:少府左冯翊说的,不过是常人遵守的道德罢了。从前先帝征讨四夷,军队出去三十余年,百姓尚且不增加赋税,而军队的用度足够。现在西羌一个角落的小夷,强横于山谷间,朝廷只管令罪人以财减罪去讨伐他们,它的名声比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好多了。再说不能赦免的盗贼及杀人犯、百姓痛恨的罪人,都不准赎罪;对于因窝藏罪犯,知情不报而放跑罪人,或不阻挡罪人而被判为罪人的同党,评论是非的人或者都会说那些法律可以除去,现在趁此时机令其自赎,它的好处清楚极了,对教化有什么伤害呢?《甫刑》规定的刑罚,小的过错赦免,轻罪可以赎,并规定犯人赎罪的等级,由来已久,又有谁赎罪后又作盗贼呢?我充任官吏二十余年,未听说过罪人赎了罪又做盗贼的。我同情凉州遭受劫掠,正当秋收的时节百姓且缺吃挨饿,病死在道路上,更何况来年春上青黄不接呢?不趁早考虑赈救百姓的办法,恐怕重责在后。我充数列卿,辅佐两府是我的职责,所以不敢不尽愚意。”萧望之、李强说:“先帝圣明有德,有德行的人在位,制定法令贯彻实施,成为长久的规范,一直惦记着边境的安危,所以《金布令甲》说,‘边郡屡遭兵灾,百姓饥寒交迫,短命缺寿,父子相失,令天下人等供给军旅的生活费用’。原都是为军旅突然发生的事件而设施的。所以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有死罪的人交纳五十万钱减免死罪一等,豪强吏民任意借贷,甚至做盗贼弄钱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盗贼群起,攻占城邑,杀死郡守,官吏不能禁止,明诏下派绣衣使者起兵平息盗贼,杀死的人过半数,然后才逐渐停止下来。我认为这是让犯有死罪的人赎罪的后患。”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为西羌将破,运输足以供应,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人皆称颂他,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迁为大鸿胪。
谋划异域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不可让公主去乌孙。乌孙动摇不定,不坚守盟约,其效果可以看到。先前的公主在乌孙四十年,与前昆弥恩爱不深,边境也因此不安定,这已经被过去的事所验证。如今公主因元贵靡不能立为王而回朝,从信用来说也没有亏欠夷狄,这是中国的大福。和亲不停止,征役打仗一定产生,它的原因就在这里。”汉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朝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迁为御史大夫。
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评议的人多数说匈奴为害日久,可以趁其乱发兵灭掉它。汉宣帝召见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及其他官员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等向望之问计策。
萧望之答道:“春秋时晋国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