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到“中产阶级”一词，相信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同题主和答主们一样：开始思考不同阶级之间资产的分割线，并试图以收入界定中产。而作为心理学领域的答主，我们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剖析这个题目：以心理来界定何为中产。我们想参考国外关于中产阶级心态的研究和调查，比对中国有哪些人是真正处于中产阶级的。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想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新中产阶层——频繁听到这个词，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在这波创业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品牌、公司把自己的目标用户定位到了“都市新中产”身上。
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麦肯锡曾在2013年将中国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年收入在10.6万至22.9万的人群定为中国的新中产阶层(Magni&Poh,2013)。他们相对年轻，其中很多人分布在金融、咨询、互联网、新媒体等行业里。他们的父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中产阶层出身，但他们自己已经开始习得、并有能力享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他们有一些调性一致的生活方式，包括住房、交通、旅游、休假、食物、生活用品等——尽管没有具体的指标，“品质”是其中一个普适而重要的关键词。
2002年，江泽民提出了“新中产阶层”（NewMiddle-Propertied Stratum，也被称为中等收入者）这一概念，他们中包括创业者、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当时，学者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都会成为新中产阶层。实际上，这个人群增长的速度并没有达到预期，截止2013年，仅有10%的中国人口属于这一阶层(Osnos,2013)。
这个近两年来兴起的概念，它和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批人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
要理解新中产阶层，首先要从理解阶级／阶层对人的影响开始。
什么是阶级？不仅关于财产，也关于心理状态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过去，经济学家们主要从财产和消费习惯的角度研究阶级：你房子多大、位置在哪；你的收入和存款情况；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子；你用什么方式购物；你是自己磨咖啡豆，还是买雀巢速溶，等等。
但这个角度显然并不准确。举例来说，2015年，一个基于全美50个州，1504名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每10个人中，有9个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的收入刚刚超过贫困线，而有的收入水平则名列前茅（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阶级不仅仅关于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关于精神和心理状态。它不仅关于我们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吃什么早餐，更关于我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阶层包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之中(DeAngelis, 2015)。
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同阶级的人感受到的难度会不同；面临同样的决策，不同阶级的人对考虑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会不一样。我们会主动接近哪些人？我们预设的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是什么？等等，都受到阶级的影响。阶级也是我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角度，当我们觉得一个人特别优秀的时候，我们往往也已经暗地判断了Ta所处的阶级。
从根本上来说，阶级高低的核心，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多大程度体会到地位、权力和巅峰感(DeAngelis, 2015)。也因此，心理学家们指出，与其说阶级被划分为高、中、低三种，不如说阶级是一个连续的谱，而除了位于两端的极富和贫穷阶级，很大范畴里的人都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层并不只有一个，事实上它有很多个。在北上广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和三四线城市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就有着很大的差别。
不安与不甘：夹缝中的新中产中产阶级，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来说，曾经是一个充满褒奖的词语。它代表着“舒适的生活”、“乐观的态度”、“勤恳的工作”。1968年，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写道，中产阶级大多曾经具有革命性格，但逐渐到中年时会成为保守分子。他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并不断和平改良的中流砥柱。
它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转折，就起源于焦虑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和腐败不满，从而发起各项运动，经济调整、反垄断法、食物和药物立法、直接选举参议员、以及女性的投票权都和中产阶级的推动有关（Surowiecki，2013）。
但新中产阶级，正在用焦虑和压力，不断覆盖掉过去的荣光。
不安：摇摇欲坠与节节败退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ThomasHirschl说, 所有不同的中产阶级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核心的诉求，就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没有经济安全感的人，都不能称为中产阶层”。而当下被称为新中产阶层的这群人，恰恰是经济安全感极低的一群人。
毕业之后，第一重铺面而来的压力就是：
a.“阶级能否在代际传承”——自己能否达到和父母同样、或者比父母更高的社会阶层？随着婚姻和生育的发生，进一步的问题也会被提出——自己能否给孩子创造条件，让ta在同辈人中也享有父母过去为自己创造的地位？
美国经济学家Emmons和Noeth（2015）发现，很多美国人认为，尽管自己比父母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他们的收入水平却没有能够超越上一代人。而那些和父母学历水平相当的人收入水平比上一代人更差(Emmons and Noeth,2015)。
令阶级的传承变得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的灵活性都增大了——这是一把双刃剑。过去社会上“铁饭碗”很多，工作变动的机会相对较少，收入水平也不太可能出现极大的波动，通常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而如今工作与收入水平弹性增大的现实，在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不稳定性、以及残酷的竞争（Cohen, 2015）。
便宜好用的物品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途径接触到过去由富人阶级独享的消费，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开销——教育、医疗、住房，却变得越来越贵。过去中产阶级的标配是房、车、度假、以及足够维持退休后生活的积蓄——新中产阶级离这个标准显然还很远。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持和父辈相当的阶级地位。
b. 越来越强的相对剥夺感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认为，比起实际上的匮乏，我们和某个参照物对比时，感受到的自己的匮乏，会更强烈地引起我们的消极情绪。这种感受被称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过去15年里，几乎所有收入的增长，都聚集在最富裕阶层里。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H. Frank说，这个社会是一个“胜出者获得一切”的社会，只有极少数金字塔尖端的人正在过得越来越好，大部分其他人都只是在勉励维持——而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和极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除了极富裕阶层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变得更穷(COHEN,2015)。
在下层阶级集聚的地方，例如中国农村，人们的眼界有限，不能体会到自己与富人阶层的差距有多大。而城市中产阶层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到富人的生活——甚至连空气都是不公平的——他们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更强烈。
c. 阶级自下而上流通的通道正在日趋关闭。相比90年代中期，调查显示，更少的人相信“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只要勤勤恳恳，就能变得富裕”——这是一种主观上，也是客观上的社会阶层不流动感。
如果说相对剥夺感让中产阶层对富人阶层有更多的渴望，同时感受到更多地不公平感，那么阶层不流动感就让他们感到更多地无能为力和绝望。他们生活在两种感受的挤压中。
这种渴望和绝望，让中产阶级的婚嫁也变得微妙起来——婚姻，是目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阶级自下而上流动的重要方式。中产阶级拥有的足够多，让他们无法仅仅把婚姻作为阶级上升的工具；又拥有的不够多，让他们无法不顾及对方的阶级，仅让婚姻回归爱情，完全放弃其工具性。
不甘：活在两种价值的罅隙间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阶级的心理学家Michael Kraus研究发现，越低阶级的人越容易有集体思维，越高阶级的人越容易有独立思维。越低阶级的人，越看重“自己与环境是否融合（fit in）”以及看重“关系的维持”；越高阶级的人，越看重“偏好表达”和“出众”（Kraus, 2013）。
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着足够的启蒙，来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形成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往往在两个极值间摇摆——既想表达自己的意见，选择自己的喜好，又不敢不听社会的声音，害怕集体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他们既希望出众，又渴望平凡和融入。
同样是Kraus的发现：越高阶级的人，越容易出现自恋的倾向。他们通常有一套完整的叙事，来解释自己为何合理地拥有现有的一切。那些极富阶级的人，处在与他人的担忧相隔绝的孤岛上，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怀有成功的基因，以及这样的社会就是公平正义的。
而实验发现，越低阶级的人越善于解读他人的情绪。他们在解读陌生人的表情和情绪上更加准确。——从这个意义上，低阶级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人的痛苦更有共情力的。
而中产阶级，正是那些寄渴望获得更多的特权，又感受到社会不公的人。
此外，越高阶级的人，越倾向于在不同的环境、场合里，都保持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用一以贯之的态度对待别人。因为他们更有资源去免除或解决矛盾，有更高的能力不去顾及、不去适应。而越低阶级的人，越相信有“不可违抗的外部力量”存在，他们更顺从，更擅长适应，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出来的自我都会有所改变。
中产阶级既感受到“做一贯的自己”的渴望，又很多时候不得不适应环境、调整自己，这种顺从又令他们感到厌恶。
不安与不甘，不宁愿放弃，尚无法坚持——这就是中产阶级独有的困境。再次，阶级不仅有既定的财富标准，精神和心理状态也和阶级地位息息相关。新中产阶层，或者说，新夹缝阶层的这群社会新贵在奔忙中摇摆挣扎，若是能在彷徨不安中找到一套自洽的价值体系，来权衡两难时究竟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再借由每次选择之后内心的感受，进一步影响更确定的人生哲学的形成，最终导向“inner peace”，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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