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大陆出现了大量反体制的意见领袖。不过，尽管部分意见领袖热切地表达了对激进革命的热衷。但是，意见领袖们并未意识到，当革命的浪潮袭来之时，注定被吞噬的即是其自己。
《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第三部 《领袖》
第一章 革命的祭品
巴黎政治沙龙美艳绝伦的女主人罗兰夫人，多次愤怒的声讨君主制度的腐败，是巴黎反体制运动的意见领袖。但是当狂暴的革命发生后，罗兰夫人被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并留下最后的哀鸣——“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巴黎政治沙龙美艳绝伦的女主人罗兰夫人，多次愤怒的声讨君主制度的腐败，是巴黎反体制运动的意见领袖。但是当狂暴的革命发生后，罗兰夫人被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并留下最后的哀鸣——“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马尔托夫，前排左四，列宁曾经的偶像，沙皇俄国的著名作家、反体制意见领袖，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后，在布尔什维克逼迫下出国流亡马尔托夫，前排左四，列宁曾经的偶像，沙皇俄国的著名作家、反体制意见领袖，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后，在布尔什维克逼迫下出国流亡
马寅初、黄炎培等意见领袖如此激进地发对国民政府，以至于他们迅速沦为自身政治舆论的牺牲品马寅初、黄炎培等意见领袖如此激进地发对国民政府，以至于他们迅速沦为自身政治舆论的牺牲品
知识分子类型的意见领袖是革命政治中天生的牺牲品。
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痴迷于意识形态的大脑过于复杂——毕竟，任何时候，促使两位知识分子同心同德，都显得比让一万名士兵同生共死还要困难——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本身是分散无力的，在政治上也是无能的，更是缺乏实际价值的。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型的意见领袖往往显得敏感又愚蠢。
意见领袖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舆论市场，这迫使意见领袖必须紧随政治舆论好恶的潮流，否则其将丧失社会影响力——这使得意见领袖群体具备非凡的政治敏感性，在政治反馈触觉不够发达的近代，成为政客们分析大众政治风向的绝佳利器。1935年，当南京政权威望日隆的时候，拥护南京的胡适俨然领袖舆论，闻一多、朱自清、丁文江、储安平则紧随之；1943年以后，伴随着急剧的战争通胀和经济恶化，胡适的士林地位不断下降，反体制知识分子黄炎培、马寅初的声望则急剧攀升，储安平、闻一多、朱自清紧随之——这也意味着国民政府江河日下。
另外，知识分子型的意见领袖们热爱名声远胜于热爱责任，再加上浓烈的意识形态情节，使其往往陷入意识形态的愚蠢中，极度缺乏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利益的审视，并屡屡为自己的脖颈套上革命的绞索。
南明大镇统帅高杰死后，他的儿子想拜士林领袖史可法为义父，史可法却因为高杰出身于贼，予以拒绝，结果这支军队不得不投靠清朝——史可法的错误决策明显是受意识形态做崇南明大镇统帅高杰死后，他的儿子想拜士林领袖史可法为义父，史可法却因为高杰出身于贼，予以拒绝，结果这支军队不得不投靠清朝——史可法的错误决策明显是受意识形态做崇
巴黎恐怖袭击后，在纽约举牌子美国纪录片制片兼导巴黎恐怖袭击后，在纽约举牌子美国纪录片制片兼导演Michael Moore。历史事实无数次证明了一点——知识分子热爱名声远胜于责任
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最初鼓吹者都是一些名闻遐迩的意见领袖，如罗兰夫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孔多塞侯爵、罗兰夫妇、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玛格丽特-埃利·加代、阿尔芒·让索内。这些意见领袖用他们的崇高威望动摇了旧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为革命爆发制造了土壤。然而，当革命真正爆发后，这些反对旧政府的激进人士，几乎都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
无独有偶，在俄国革命中，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意见领袖激进地反对沙皇体制，直到十月革命爆发，马尔托夫在自身所期盼的革命的逼迫下，最终失去了一切并客死他乡，而普列汉诺夫则幸运地在列宁出手之前郁郁而死。同样，中国40年代的意见领袖，黄炎培、马寅初等人激进反政府的最终结局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影响力套上死亡绞索。
实际上，反体制的意见领袖在革命政治中的悲剧是其自身特性的决定的。
一方面，意见领袖本身属于旧体制的即得者，革命最终将会破坏其自身经济利益。
凡是能够成为旧体制下意见领袖者，本身都是旧体制下的成功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者的身份使这些意见领袖具备了舆论受众，并在此基础上拥有了的影响力。罗兰夫人是大贵族，布里索是知名律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则是报界领袖，黄炎培、马寅初以多金闻。
但冷酷的革命风暴刮来之时，一切秩序必将荡然无存，旧体制下即得者的经济利益将难以得到保障。罗兰夫人的家财将会被革命者哄抢；马尔托夫的报纸会被关闭；黄炎培保存的名画则被当成了干柴。革命终将毁灭意见领袖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作为利益即得者，鼓吹激进无非是为了攫取政治权利，并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但是，由于他们本质上缺乏对民众了解，在革命中，仅靠其名声难以维系民众的认同，往往在革命爆发后沦为无可置疑的边缘角色，其政治利益也将难以保持。
布里索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前是无可置疑的反体制领袖，但革命爆发后，巴黎暴民的残忍和贪婪震撼了两者，他们试图平息爆乱并恢复秩序，这引发了巴黎民众的愤怒，并为罗伯斯庇尔取而代之提供了机会。
普列汉诺夫（世袭贵族出身）和马尔托夫尽管鼓吹无产革命，但他们优渥的出身和家庭环境，使得他们极度反感革命的残忍和暴力，这导致其在革命爆发后迅速被边缘化，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生存都受到革命的威胁。同样类似的还有中国的陈独秀。
在革命爆发前，心怀怨愤的卑微民众固然会因为意见领袖的名望崇高而心怀崇敬，并目之以领袖，但革命爆发后，穷困的不满者志在经济回报而非意见领袖眼里的政治权利，并沉迷于秩序崩坏后的肆意劫掠。此时，身为旧制度利益即得者的意见领袖由于自身所限，往往惊恐于革命的残酷，并逐渐为革命所不容。就像群体心理学家霍弗所言：“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只能扮演虚幻的革命家，而终究难以践行。”
事实上，意见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建立在腐败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之上的。只有当一个腐败旧制度存在时，民众才会静下来倾听意见领袖的呼声；也只有当一个稳定秩序存在时，意见领袖的名望才能催生政治影响力。没有这两者，意见领袖的经济和政治价值就不可能维系。
可惜，意见领袖的所有努力，都在于拼命摧毁自身价值存在的土壤。他们注定是革命的垫脚石和牺牲品，这是其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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