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巴菲特在他授权的传记《滚雪球》中提到一个概念：“卵巢彩票”：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他说：“我的财富还要拜以下三点所赐：生在美国，一点幸运基因，以及广泛的兴趣。我和我的孩子都有幸赢得了我所说的“卵巢彩票”(以我为例，上世纪30年代能够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30:1，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生活在这样一个间或产生扭曲结果的市场体系(尽管整体上看这个体系为我们的国家谋得福利)，不得不说我的幸运更凸显出来。
有关原生家庭与阶级晋升的讨论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由于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的子女们纷纷走入社会，有关“富二代”“仇富”等话题在前几年中持续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因为当群众们发现那群“先富”的人，并没有怎么带动“后富”，而是先把儿子们带富了。在这样一种普遍的不满和部分嫉妒的情绪下，一些高调的富二代们自然被抛进了风口浪尖。诚如巴菲特所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刮彩票”，王思聪无疑是抽中了头等大奖，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王宝强则是“谢谢惠顾”，还不如我们这些“再来一瓶”的城市子女。起点不同决定了你一生的道路注定不同。其实看题主在问题描述中对于王思聪、王宝强两种不同人生的困惑，我能替你来解答一下。王思聪的人生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他有多少钱、能花多少钱，而在于他可以过一种“完全自由选择”的人生。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刚刚毕业一年，但是已经按耐不住天天坐班的生活，我想去旅游，想去欧洲、去日本，想学美术、学摄影，但是老板不给我假，我能辞职了说就走吗？我没有这样的自由选择权，因为我会权衡我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不容易，我会顾及今后的生活完全没有物质积累，我会考量职业生涯断了一档之后会对未来有多少负面影响，更有对于生老病死买车买房我要有多少的足够风险预期……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相比而言，当你的物质生活极端丰富之后，你就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这就是王思聪的人生让人羡慕之处：不是说要多么奢侈、多么纸醉金迷，而是在你选择人生时候的海阔天空。
王宝强的人生则是另一种“毫无选择”的hard模式。我的老家也在河北农村，我是能够深刻体会到王宝强能够混出来的艰辛与不易。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们，五年级有一波退学潮，初二有一波退学潮，无他，读书也读不出来、上学就是浪费钱，全部赶去工厂打工，挣的马马虎虎，但是一天十二个小时两班倒，每天累得要死要活。具体我在讲高考的一个回答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没有。我一个表妹，周岁十六（虚岁十八，在华北农村这就是可以结婚的年纪）就早早结婚，十七岁生了孩子，这就是贫穷的烙印。我一个表弟，十三岁去工厂打工，是在硝水（发音如此，具体什么成分我也不清楚）里面洗皮革，好像是光滑皮质还是去毛什么的。带着手套在这个不知道是浓酸还是浓碱的溶液里洗，手还算好，但是整个半条胳膊都被熏的惨白惨白，他打工第一次回家了我姑看了就偷偷抹眼泪。王宝强的弟弟，大概也是在这个年轻，在工厂打工不幸出了事故，据说他拍这个电影也是寄托了对弟弟的思念，我是很能理解他的。
我父亲就经常跟我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时刻刻提醒我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这句话出自样板戏《红灯记》：
提篮小卖 哎
拾煤渣
担水劈柴
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贫穷锻炼出的生活素质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们想一下，在这个和平年代，千军万马要通过教育、高考来实现阶级晋升、改变命运的，要靠从小接触互联网、先进科技、先锋文化才不落后于时代的，从小“担水劈柴拾煤渣”早早就被生活榨干了精力的农村孩子，那什么去跟从小上补习班、参加夏令营、学英语学钢琴、名师辅导的中产阶级去较量？更不用说精英阶层了。更何况，对于最顶层的精英们来说，他们子女的人生已经不需要这样的“较量”了，两极的分化已经全然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仿佛如平行世界一般互相发展、互无交集。
所以说，对于王宝强们的人生，就在于：几乎没有选择。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人也是如此。就像那一句“跟你们这些少爷不同，我们光要活下去就得拼尽全力了”为什么会爆红一样，“富二代”“穷二代”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就在于我们对于自己人生的迷茫与无所适从。对于这一话题，目前来看，人类社会普遍约定俗称的一种继承的“合法性”是：身材、美貌、健康、智商，完全可以“合理合法”的从原生家庭中继承下来，但是财产、地位、权力的继承，无论在法律还是在哲学、社会学上，都是有争议的。
卢梭就认为，我们通过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继承，但是财产的继承从未被动摇，财产依旧是一种“特权”，这也是他笔下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卢梭就认为需要强而有力的“社会契约”来限制私有财产、限制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当然，他的观点是那些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天条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坚决反对的。之后，卢梭的继承者罗尔斯，原旨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哈耶克、诺齐克，依然对于“财产继承”的问题在更高的哲学维度展开争论。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更多的采用了一种妥协的政策，例如累进制税率、遗产税、扶贫政策等制度，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卵巢彩票”依然是决定人们命运的最根本因素。
人们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过于强调原生因素，颇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这并不符合人类历史一直以来改造世界、战天斗地的价值观的，所以目前社会的主流舆论和态度，对于“富二代”问题还是有不小争议的，主流的价值观是：个人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应当大于继承。
我昨天随手刷虎扑看见一个帖子，新闻是说一位非洲运动员竞选总统：
这位朋友的看法很有普遍性，我们看重于“努力”多于“继承”，是考虑到你在原有的基础上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超出你基础”的贡献，从更深远的角度上讲，其实是人类社会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这位朋友的看法很有普遍性，我们看重于“努力”多于“继承”，是考虑到你在原有的基础上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超出你基础”的贡献，从更深远的角度上讲，其实是人类社会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
当然我说的这是一种约定俗成、普遍的看法，像这种哲学、伦理学争论，永远是“言之有理即可”，有人信诺齐克的“财产继承具有天然合法性”（富二代天生有理），有人就信罗尔斯的“不应在社会契约中加入随机性”（你投胎投的好代表你运气好，但这不是你的“道德应得”），这个都是无所谓的。
更深层次地去探讨，个人的努力依然与家庭因素密不可分。比如你的“卵巢彩票”抽在了一个好吃懒做的赌徒、酒鬼的家庭中，会对你的性格形成有影响吗？温总理去清华北大的时候感慨，农村来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我再用我高中班级举例子，在一个三线城市最top的学校里最top的班中，我同学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局级干部、教师、工程师、医生、军队干部的子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班里没有一个穷人。
刮倒的彩票如何，我们是无权决定的，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如何去决定命运的走向。我想题主有感慨的、有疑惑的，恐怕就是在血淋淋的阶级鸿沟面前表现的无所适从吧？
若真要说如何看待他二人的人生，王思聪的人生可以供我们来意淫，而普通人还是更多的去从王宝强的奋斗道路中寻找一些精神的力量吧。
我们来对比在固化年代完成阶级飞跃、同为80后的三位名人：郭敬明、凤姐、王宝强。他们三位都可以说是最底层的阶级：郭敬明四川自贡人（不是上海），家境其实比另外两位要好很多；凤姐重庆綦江人；王宝强河北邢台南和县大会塔村人。然而前面两个人的阶级晋升则是有“原罪”的，对于郭敬明来说，没有最初的抄袭他确实走不到今天的地位（他是个天才的商人，但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是有缺陷的，此外抄袭事件还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关注度，对于他的名誉是有损害，但是对于商业事业却是有帮助的）。而凤姐，则是利用了人们“审丑”心里，更有在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期间用不幸遇难的同胞哗众取宠、为人不齿。基本上凤姐至今还不为主流舆论所容。不过他们对凤姐的批评很有趣，像这样精英和“精神精英”聚集的网络社区，对于凤姐的评价大致感觉就是你没读过985、没出国留过学，你不选我们精英阶层所承认的上升渠道，你就是异端，就一定要被口水喷死，否则下层人民都走了这些“邪路”可如何是好。郭、罗二人，一位踩了法律的红线，一位打了道德的擦边球，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阶级晋升的困难，就如凤姐所说“穷的叮当响的人这么一步步走过来，难啊。”
由他二人，可以更能感知到王宝强阶级晋升的可贵。王宝强出生在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家庭，据他回忆，儿时的衣服都是他哥哥姐姐穿剩下的。因为有一个功夫梦和演员梦，8岁的他就远赴少林寺学艺。这么小的年纪出远门，他父母都没有送他，只是跟着邻村的人坐上了前往河南的火车。先坐了近十个小时的绿皮车，再换长途汽车，王宝强说当时胆汁都吐出来了，已经完全不记得怎么到的少林寺了。之后就是十年寒霜十年酷暑的苦练，学成后就揣着几百块钱，前往浮光掠影的大都市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初到北京王宝强住在20元一晚的地下室里，在北影厂门外接一些群演的活。他自己讲，为什么他能受到导演的青睐、能混出来呢，因为他打是真打、摔是真摔，旁边武指、副导演都看着呢，这样用心去演，能没有机会么？在拍摄《盲井》的时候，整个剧组都在极其危险、摇摇欲坠的真是矿井中拍摄，美术、灯光第一天下去了之后后面死活就不下去了，灯光花了50块钱雇了一个当地的旷工教他打光，只有王宝强和导演还在坚持。有一天他们刚上来几个小时，矿下就发生事故，三名矿工不幸遇难，剧组只能换一处矿井继续拍摄。可以说，一个相貌平平、资质一般，又没有任何背景资源的演员，真的是用性命在珍惜这仅有的机会。
自助者天助之，当毫无保留的个人努力遇到了恰当的机遇，就是鲤鱼跃龙门的时候。无论是《天下无贼》里的傻根，还是《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为什么王宝强的形象这样浑然天成，因为他演的就是他自己；为什么王宝强的形象这样深入人心，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形象、底层人民需要这样的形象、众多空荡无依的灵魂需要这样一种感情寄托。王宝强的成功，绝不仅仅是一个“傻”字就能概括的。
再回到题主在问题里问的这句，来看一下王宝强在阶级晋升后的现状。
就算他已经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他也逃不开身上“农民”的烙印事实确实是如此，我们一辈子也逃不开我们身上的“阶级烙印”，跟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一个道理。
王宝强的电影备受争议，我觉得的的讨论已经挺完备了。在各种回答里有两个核心观点很有趣：1、虽然在我看来它绝对称不上一部合格的电影，但这种电影真的会有人喜欢，看大家列举的例子无非是四五线城市的观众、乡镇青年、中老年人等等；2、王宝强就是拍了一部他心目中认为的喜剧：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疯疯癫癫、卖卖惨犯犯蠢，这是他审美价值取向的一种投射。
那么需要说明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片”，什么是“烂片”，这牵扯到认识论上的一个观点——我们认识事物的原则是如何架构的。就比如说对审美的规定，说到底也是不同的群体去架构的审美规则。有的是巴洛克，有的是洛可可；有的是浪漫主义，有的是古典主义；有的是印象派，有的是抽象派。当你认同了这些审美的规定，进入了这些特定的人规定的具体审美规则，就会认为哦这些是“美”的。就比如说我们最早看印象派的画风还能比较快的接受，看抽象派就完全接受不能，感觉“靠这我也能画啊”“这几个方块三角是骗钱的吧”，然而有人给你讲解了，这个什么什么意思，这个什么什么门道，这个艺术家是想表达啥，这个怎么难做到，这块为什么是美的，哦我就马上接受了，看懂了，明白了，厉害了——很多的审美规定，是需要学习养成的。
谁在“规定”“好片”，谁在“规定”“烂片”，这就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了，目前来看能够进行“规定”的大致包括电影从业者（导演、编剧、电影公司、演员），媒体记者，影评人，自媒体意见领袖。他们说啊这个片子是垃圾，因为这个那个，我们一想啊你说得对，这就是个大烂片，于是审美的规定就完成了，我们也就纳入了被这些先锋人士的审美体系了。但是没有接受这些人的审美规定的有没有啊，多了去了，看看多少口碑一塌糊涂的大烂片票房大卖吧。中国那么大，有多少人刚刚走出了温饱线去追求一下下更高的娱乐需求，有多少人没事刷刷电影公众号看看影评豆瓣评分，我们是互联网的重度用户所以会有一种幸存者偏差，然而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
本质上，所有艺术都是一种“精英主义”。
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艺术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人类进入剥削社会中，通过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供养了大量的“有闲阶级”。所以说不要现在多少人能上网了、多少人能看电视了、多少人能参与做什么了，就潜意识中认为艺术平民化了。其实远未如此，艺术同样有自己的金字塔，同样有自己的阶级分化。从根本上来讲，只要根本的经济基础还是这样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地位的高低，没有审美的高低。
王宝强的电影必然带上了一种原生阶级的烙印，那么他在精英主义审美体系话语权的构建下，必将是一个“愿赌服输”的结局：你既然想要阶级晋升，那么你爬到了这个阶级，就得按照我这个阶级的规则来，而我电影的规则就是那些先辈精英们所规定的：什么是一部好电影。
所以说王宝强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他凭借自己特殊的“精神偶像”的形象进入了上层阶级，却又无法抹除自己所代表的底层的烙印，产生这样一种矛盾也是必然所在。不过他对于理想不断努力、不断拼搏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的。
带着你的阶级烙印，把人生活的最精彩，就够了。
微信公众号（knowledgewealth），欢迎关注
(二维码自动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