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更何况，且不说大部分知识分子有没有这能力去台湾吧，很多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被国民党打压的左派和自由派，让人家去台湾不是找死么。
最为恶心的，是装着一副全知全能的样子说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斯德哥尔摩患者，这种指责一不符合历史，二不符合人性。
如果对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态感兴趣，可以看一下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
以下是曾经写过的一篇书评：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讲1948年这个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刻中国的各个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些转折和斗争。跟《往事并不如烟》的怨念不同，《1948》在回顾过去时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的无奈，而这种无奈的体现，在我看来，可能让它比起《往事并不如烟》还更有禁的价值。
有一篇豆瓣上的题为《改成?“天地马上变红”?就对了》的简短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网上看了几眼，基本上就是重温一遍当年那一坨红色或半红色的“知识分子”如何愚蠢的把自己卖身为奴的过程。也许有些材料还有点历史价值，但是总体上是一本烂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很下贱的调调：有抱怨，很哀怨，无反抗，无批判。一点批判精神都没有，出个鸟书。......”
说来我就想起来《天地玄黄》这书里面也有个段落，讲的是郭沫若当时批判沈从文的《看虹录》，连书名都记错了，想来也应当是“看了几眼”，就开始批了。
在我看来，这本书中的批判的分量是一点都不少的。很多时候，不是非要写出战斗似的文字或仇恨谩骂的语言才是批判。很多人觉得批评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再骂一通骂得有些文采就叫批判了，还自认为继承了鲁迅的衣钵，恐怕这并非五四精神或鲁迅的本意，而是反右文革时的大批判的遗毒。
巧的很，其实这本书中一个重要批判的地方，就是当时文化界的“批判之风”。
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当时已经要取得军事政治上胜利的共产党也想在文化界建立秩序，所以像胡风、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因为不能正确地反映新生政权的要求而或遭批判或遭曲解。
这些批判部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所以表面上是文坛的派系争吵，实际上一方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出现郭沫若那样连书名都记错了就匆忙地开始批判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奇怪。
这种为了批判而批判的事，在1948年就开始了预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逐渐达到了高潮，并且到今天仍然尚未清算完。
其实我很疑惑的是，这样的批判，在当时可以说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今天这样的事儿层出不穷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是因为骂人实在是一件很不需要费脑子而且还可以显示自己高出别人一等的事情么。
如果说当时文坛的斗争只是因为有个共产党的幕后黑手在暗中作祟的话，这种看法就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了，而且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我们看到，当时的胡风其实正如他的批判者一样，充满着战斗的热情，不光对批判者做着回击，也去批判着像沈从文之类的不合他意的作家，而他的一些学生也各处发文批判甚至是谩骂对手。他是批判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批判的加害者。
我们只能说，很多的批判，其实不全是出于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情和理念。可是正如钱理群在书中写的，吊诡的是，如今回头看过去，批判双方他们的理念其实甚为统一，甚至比同道中人还要和谐，但是那些当事人直到几十年后才发现这一点。求同存异终究没有党同伐异甚至是或分道扬镳来得容易吗。
我就想起来讲资本论的老师说过：“越是高级的、技能复杂的人就越难联合，流水线上的工人技能最简单，他们彼此相通之处多，就最好联合。而知识分子最难联合了，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强的，即使这个地方没他强肯定也有比他强的地方......”
也许，作祟的除了政治，还有傲慢与偏见吧。
看《经济学说史》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理论水平特别差，因为我常常搞不清楚，这个流派和那个流派之间到底在吵什么。双方的逻辑基础明明是一样的，可是却要另立门户。我觉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跟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是相同的，都对现实有解释力，可是怎么就互相看不顺眼呢。
当然，在互相的批判中促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这种批判上升到意识形态就太可怕了。
以前自己很推崇鲁迅，他的文章读起来很有力，我也很喜欢批判和讽刺。而对于朱自清和沈从文，我看了语文课本上的那些篇目后就觉得有些酸腐无力，所以再也没看过他们写的东西。
而看了《1948》后，从中领略了一些他们当时的思想，却发现这两个本来不想再碰的作家的很多想法竟然很合我的心意。比如朱自清一方面是“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一方面却也为代表集权的标语口号辩护，认为它们“真诚地表现着一种集体意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种办法，但是标语口号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去求了解的。”
愿意跳出自己的身份，并去理解异己者的处境，这种态度让我非常的钦佩。
我一直在想，批判最终是要服务于现实的，是希望现实能有所改观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再怎么批，一些现实依旧不为所动，即便在我们看来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东西却依然顽固地生存着。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批判，光着眼于事物的缺陷是不够的。一个能触及深处的批判，也许恰恰是因为理解。任何事物都有缺陷，找到缺陷不是件太难的事，难的是我们要理解一件有缺陷的事物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存在即合理。我想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想让一件事物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就先要理解它的合理性在哪里，想办法消除其合理性之后，自然它也就不存在了。
最近也许是随着两岸的交流比较多了，感觉大家突然怀念起民国了，觉得民国的自由民主比之后的集权和饥荒要好。我的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总爱念叨：“老蒋当年离开大陆带走了多少人才......”让我面前总是出现一幅这样的场景：知识分子们全都跑去了台湾，只有郭沫若寂寞地陪在共产党旁边......
但是正如《1948》里面所描述的，尽管在之后的岁月里面带来了众多的苦难，但政权的更替并不是一方耍了什么阴谋诡计，也不是人民群众脑子进水了，而是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书中每章开头都会引叶圣陶当时的日记，从这种日记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整个民国政权的崩溃和混乱，就连叶圣陶自己都感叹，自己这样富裕一些的人都过成这样，想买个米连黑市都没办法，平头百姓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与之对照的，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带来秩序和温饱，自然给人民甚至最有疑虑的知识分子也带来一丝希望。
而文化界，国民党的抓捕也毫不放松。储安平说了一句，“我们现在争自由，还只是多和少的问题，等到共产党政权，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傻子都知道这话说的什么意思，结果倒好，国民党因为这话把他给抓了，这不就是把人给逼到共产党那边么。
相对应的，解放军围北平的时候，保护各高校，保证知识分子的自由，又使其赢得了师生的好感。
到头来，有的人因为共产党给的希望，而热情地留下来准备参与新时代的建设，有的人尽管心存怀疑，然而感到时代终将变迁，国民党已是沉舟不可跟随，终究也留在了家乡。
即便是在文化界的战场，共产党也是胜利者。
而这一切，理由也十分充分。
这种政权更迭的合理性，就是现在想要打破也很难。
我就想起来，当年搞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等人可以很骄傲地说自己能救中国。现在呢，谁敢说这种话呢。又有谁能像当年那样，让人们有真正的实惠，给人们带来哪怕一点真实的合理的希望。
也许正是写出了这种合理性，才让有些人觉得这书写的是知识分子愚蠢地“卖身为奴”的过程。
想来，如果要以今天的视角看古人，那便大都是蠢人了，但是苛求古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给他们第二条道路。
说来，我觉得除了批判，这本书写的（即便作者可能并无此意）还有悲剧。
从胡风热情地跟随毛主席却反而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热情而遭批判的悲剧开始，到众多的知识分子因为建设新政权新社会的热情反而被新政权新社会所抛弃的悲剧终结。这中间，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情竟是这样的死结。没有人做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们，也要被合理的所牺牲掉。
正如朱自清和沈从文感到的，过去的时代将逝去，新的时代将来临，过去的已是沉舟，无可跟随，未来又断然是不适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最后也只能是留在夹缝中，无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