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元旦前夜，我与一帮朋友去三里屯参加一个聚会。正当我们欢快地享受着新年前夜的美好时刻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
我与我的美国哥儿们杰克走在其他朋友前面100米左右。我俩最先看到大概二、三十个人聚集在路边，呆呆地看着什么。一米九三的我踮起脚尖想看个究竟，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年轻姑娘，她全身颤动，头随着身体的抖动而不断撞击水泥地面。
离她最近的人与她只有大概两米的距离，然而没有一个人主动伸出手来帮助她——大家完全没有行动。根据她周围旁观者人数估算，这个女孩应该已经躺在地上至少一分多钟。
我与杰克脱口而出：“医生!医生!”但无人回应，人们都沉默地看着我们。我15岁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游泳池救生员。我想起了当年救生课上学到的做法，赶紧蹲在她身边，保护她的头部，跟杰克一起让她侧身——当时她嘴里已经冒出了一层白沫，平躺的话很容易造成窒息。那时，我们其他的朋友也过来了，大家开始拼命地到处寻找医生，也有人拨打了110。
这位姑娘的痉挛完全控制不住，这使我非常紧张。我注意到她右眼上有一个巨大的、新鲜的肿包。我因此猜测她应该是走路时不慎摔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撞伤了头而引发了抽搐。过了大概五分钟，我的朋友汤姆带着一位中国医生跑回现场。因为堵车，救护车在30多分钟后才到达，在这位中国医生的陪同下，姑娘在昏迷的状态中被送往医院。(医生前几天联系我们说姑娘已经恢复了正常，身体应该不会有长期影响。)
在我的朋友们慢慢恢复平静时，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很多令我不安、难过甚至绝望的想法。首先，据我们看到的情况，在我们到场前没有一个人主动地拨打110，也没有人想伸手帮助这位女孩。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救护的话，还是可以蹲下，尽量与她说话，用自己的手或外衣来保护姑娘脆弱的头部。
再者，在我与杰克到场的时候，还有旁观者用手机拍她抽搐的状态。在我蹲下帮她的时候，还有一位旁观者，开始用开着闪光灯的手机来拍我们，当时我恨不得立马抢过他的手机扔在路上。
最后，当姑娘稍微恢复了平静，但救护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打车但却被三个司机冷漠地拒载。我与杰克在路边支撑着一个昏迷着的、处于生命危险中的女孩，而路过的司机却一个一个地开走了。终于有一辆出租车愿意送她到医院，但那时我们已经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决定再等一等救护车。
这件事不免让我想起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讲述的一个场景。在日本留学时，鲁迅上课跟同学看了一部片子，里面显示出了当时中国人的冷漠。在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时候，其他的中国人只是冷漠的旁观者。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这刺痛了鲁迅：那些中国人怎么能那么冷漠、无情无义?为什么不能团结，在同胞遇到威胁时愿意互助?
不管是北京、纽约还是无数其他的大都市，在现代大城市里，我觉得人们不得不互相照顾——城市里有太多需要躲避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愿意帮助他人的话，城市将会变成一个空虚、冰冷、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当时袖手旁观的人们也许以为他们对此没有义务，但我，相信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都不以为然。我们必须承担救助的责任。那个姑娘遭到的灾祸是无法预料的，它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一边发短信，一边走路时，可能突然在冰上滑倒，结果头撞到地上，无助地在路边颤抖，头不断地碰击水泥地面。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或者我的朋友身上，我希望周围的人会伸出援手，尽量地帮助我。但那晚先到场的人不仅没有出手相助，还随便拍照，这让我完全无法理解。
此事发生之后，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试图用“南京彭宇案”来解释旁观者的做法。彭宇案指的是2006年在南京发生的一桩很有争议性的法院判决。南京市民彭宇扶起了一位跌倒的老太太，并陪她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这位叫徐寿兰的老太太股骨头骨折，需要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
徐寿兰随即说是彭宇撞了他，并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认为自己是助人为乐，不是肇事者，因此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在各种调解失败后，徐老太决定提起诉讼。2007年9月5日，法官作出一审判决，称“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告诉我，在中国人的眼里，彭宇案，开创了一个新的法律先例：在陌生人遇到困难时，不应该介入帮忙，否则你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2011年佛山2岁女童小悦悦，在先后被两辆车碾压后，有18个行人路过而无动于衷，直到一位捡垃圾的阿姨向她伸出援手。当时有媒体分析，此事也是受到了彭宇案的影响。
可是，在我眼里这个判决，不可能是造成此现象的全部原因;南京法官的判决结果，恰恰可以证明人们对于冷漠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要不然他不会觉得彭宇的行为与“情理相悖”。这个判决当然有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全部怪它。
南京法官开创的先例，真的足以让人们不再愿意帮助其他人吗?我不以为然。也许彭宇案的先例，会让人因为害怕法律惩罚而逃避道德责任，不过，这种视而不见的行为，在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庭真的能够逃避审判吗?按照中国儒家思想的性善论，这种现象才是真正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悖”的。
在我看来，我们对其他人道德上的义务，远远高于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在西方国家，我们习惯用元旦前夜来许下新年的愿望。虽然我们一般不愿透露我们的新年愿望，但我估计你们都能猜到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