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个少年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少了平实细密的生活质地,再强烈的悲欢也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那一点稀薄的怅惘,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行耳”。
有次深夜下了节目,匆匆地收拾书信磁带,一侧脸,玻璃窗上映着我的影子,只看到脸的上半部,仍然是十四五岁时的面容,什么都没变。窗外月华无声,过去的,只是浩浩荡荡的年华。
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与广播的牵连便从那时开始。北方的黄昏总是拉得很长,夏天的帘子挂着,被晒得褪了色。外面人语喧哗,我们住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每天都有大群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从早到晚地开着收音机,偶尔听“中广”,听的多的是“亚洲之声”。“吴瑞文、谢德莎、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二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与音乐传到风里去只是一些细小的声音,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渐渐低了下去。两年之后,有人抄了那晚的开场白给我——她一直保留着那期节目的录音。那种心情,像是和失散了多年的一个亲人重逢。尘满面、鬓如霜了,当初那点心还看得分明。在日后的忧愁负担里,还是石子一样青色的一点回忆。
三
毕业考过了,都在打点行装,谁都装着没看见分别,只嚷嚷着自由了,但那种自由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临到头了大家都惶恐起来,我和同寝室的女生每晚外出看影碟到凌晨,回来“啪啪啪”拍门——像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放肆。开门的阿姨也并不恼,脸上有一丝怜悯的神气——离别她看得多了,然而还是不免凄凉。我总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父母尽管惊诧生气,也总想着吃上几年苦自然就回来了,也就任由我去。这时候我已经在文艺台做了半年的节目,是知道开办文艺台的消息时自己跟台长联系的——我难得有这样的机灵,但其实也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安身立命的大事在这样偶然的一念之间,想想不免有些惘然。
全新的电台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了年轻人鼓励,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桌子,就有生了根的感觉。下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铺在桌上,宽大的水磨地,窗子上的蓝布幔子,都是老东西,但看着有一种清新的喜意。播音间自然换了,我把双肘搁在调音台厚厚的皮子上,“这次是我的了”,我喜不自胜。
起初做的是流行音乐,因为是做惯了的。但凡事到了熟极而流那个程度,用的心就少些。我感兴趣的还是人——他们的悲愁,他们的笑,他们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在《相约在黄昏》里接触到了这些人。那只是一档简单的点歌节目,但却像是一出出世态剧,每个人说的各不相干,打成一片就是现实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喜乐哀愁都是真的。浓厚的空气里有几分“天涯若比邻”的味道。下了节目天还没有黑,暮色苍茫的云海边缘含着一半没有坠下去的落日,是心底那一点微温的红色。
那时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晚骑车回去,在门口的小木房子里吃一碗滚热的白粥,勺子在碗底擦着沙沙的糖粒,有一小碟榨菜,十分可口。吃完了也还恋着黯黄的灯光和街上直泼进来的闹嚷嚷的人声,不肯回去。不上节目的休息日,一遍一遍地拖着地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月亮的晚上,楼下嘈杂的市声渐渐沉淀下去,越发觉得那房间满满的都是虚空。地上一点月光的影子,有香烟的烟雾那种迷离的蓝。我想我要做一个深夜的节目。
四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夜色温柔》时,是1995年的l0月1日,中秋节之后没有多久。那个秋天有一种十分洁净的快乐,我常常把刚摘下的新鲜的桂花带进直播室。那是秋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金色的稀稀朗朗的桂子在高高的天底下摇着,有时候沙沙地落一阵子,像骤雨一样披在行人的身上。走在人群里四面八方都是乱纷纷的人,可他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我知道我是被爱着的,那爱不染渣滓,是深秋里干干净净的天。即使在深夜,满天水钻一样晶明的星子的后面,也还是这天,不会变。
大抵一个异乡人年长后再要融进一个城市,倒不是意志的问题,因为有距离,彼此看得分明,不容易爱起来吧。往往心灰意懒,只有拼命练就铜头铁骨,在世俗名利场中,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这不是不令人佩服的,然而总不免悲凉。不过做电台节目却有一种“世法平等”的味道,寂寞的人,谁跟谁都没有不同,在节目里看得多的倒是相似的灵魂。
很久以前节目中有位听众说起旧事,文革时他还是少年,饥饿之中偷吃人家园子里的胡萝卜,一面被人追打,一面往嘴里塞。几十年后他一切都有,还一遍遍低声说,“我忘不了”,话语中仍有当年涕泪交流的酸楚,多年后的耿耿于怀只为无人肯给一个少年些许的慈悲,至今想起还是忧患如新,令人悲悯。在节目中听得多的就是这样寻常的世俗悲欢,日子久了,就有了一份朴素的知心。原先的讥讽、炫智与浮华到后来都化为一点温柔敦厚的同情,像是古人说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后来几年的冬天都下了大雪,在屋子当中生了一个小炭盆,隐隐的红的火,看不到火焰,都窝在灰里头焐着,上头坐着一点胡子酒。冰天雪地里格外觉察到这点暖意。让我想起节目中一个听众讲的故事,他少时贫寒,读书要翻山越岭,有天大雪中他和邻家女伴同行,朔雪寒风中,终于体力不支昏倒,醒来时,发觉自己双脚被包在那女孩怀中,她在昏迷时仍紧紧护住他的双脚。静夜里他将幼年事缓缓说来,字字分明,令人心酸眼热。寒微素朴、困厄危难中,方见命运之无常、血身之伟大。
所谓的爱,不过是如此。
有一次傍晚下了雨,匆匆地赶车回家,站在公共汽车的窗口,头顶密密的叶子响,天光还很亮,仰头望上去,天白茫茫地像极“天道无亲”。车经过劳动路时,有一段残破的白墙上刷着几个鲜红的大字,“我住长沙,我爱长沙”。世界像落雨的荒原,这残垣断壁上却刻着红底金字的爱。满车的人在雨里奇异地沉默着,我忍了很久的泪,还是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