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产生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和“西门庆”一模一样: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焦虑。
维多利亚·格丽芬根据荣格心理学猜测道,“在儿时感到必须用乖巧去赢得父爱的女人,更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情妇?”
的确,一个女人之所以愿意成为、或者对“情妇”身份的认同,首先在于她对“母亲”身份的不认同 ,尤其是当“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扫地做饭的老妈子(“妇”)的时候。
其实女人这个身份正是儒家文化设计的,儒家文化限定了妇女自我价值实现只能通过“贞烈”“三从四德”这些途径,而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妇女有更多的价值实现途径。包括很多母亲自己也不在认同这个“母亲”的角色。更不用说女儿了。
同时,父亲对母亲的不欣赏,是女人容易具有情妇情结的第二个因素。 当女儿看到父亲对母亲颇为不欣赏的时候,女儿自然容易变得非常“可爱”。这种可爱有两个用途:一个是女儿自己可以获得父亲的欣赏和关爱,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避免父母离婚,期望父亲能够看在自己“可爱”的面上可以不离开这个家庭或者不找情人。
对于儿子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不是可爱,而是 “有能力”,特别是学习的能力。如果这种“可爱化”或者“学习化”的尝试失败,这些孩子们就会出现把对父母的依赖转向外界,这是早恋和“网络成瘾”的根源之一。
如果调查一下“网络成瘾”孩子的父母们,不难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有很多正处于离婚的边缘或者正在对情妇成瘾、情夫成瘾。
网络成瘾是对成人化-教育体制的蔑视和否认,“情人成瘾”则是对婚姻-道德体制的反叛和对抗。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性是神秘的、有魔力的、含有禁忌的味道。而禁忌之地正是救赎之地。 性恰恰是文化结构解体时,人们找到的第二个停泊的港湾(第一个港湾是食品,所以文化解体时,人群中饕餮客和色情狂的都会迅速增加。)
(爱华阅读配图)
从情夫-情妇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三个要素:
1. 持续的娱乐性 ,主要以性娱乐为主,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传种接代;
2. 无婚姻 ,以及实现婚姻的可能性。其实,一般来说谈到婚姻,情夫-情妇关系就要解体,所以要让情夫走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出——“我们结婚吧”;
3. 男方被预设为要承担经济责任 ,通常来说是这样。
从前两个要素可以看出,在这段关系中,情夫和情妇双方都反叛了儒家文化的信仰,放弃以责任作为道德标杆,转而追求快乐 ,只有第三点是符合《礼记》的要求的。情场的潜规则,其实就是——“不以礼交,不亦乐乎!”
当男人们除了工作赚钱,再也没有找不到支撑自己生命的理想和信仰,那父亲的旗帜不再飘扬,他们自然就会投向女人的怀抱和味道 。
网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妇的出现,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女人的反叛来自于对家庭的观察,男人的反叛来自于对社会的观察。单方面的反叛,都不能造成婚外情的事实。
想要追究责任,也不能单纯怪个人,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社会问题的渗透,包括男女平等(女人活该当煮饭婆、男人活该承担全部经济来源?),社会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所有家庭也该反思自身的家庭问题(爸爸和妈妈两人之间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幸福)。
当家庭和社会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反叛的时候,那也许,就没那么多人蠢蠢欲动地要去当情妇和情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