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
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 《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
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 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祭祖节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
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士民竞以华服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
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另有一些民俗事象,如腊八节食腊八粥,宋代兴起的火葬习俗,观音菩萨取代女娲成为民间香火最盛的“送子娘娘”等,都与佛教传入有关。
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俗的母体和核心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其传统架构中的不少内容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一些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以其原型或变种长期保留着:一些民俗保留了传统的形式,而原始内容则日趋淡化和消亡:一些民俗在后世的传承中仅保留了原有的名目,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民俗在后世已荡然无存;还有一些民俗却是由于文化的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新出现的。上述状况表明,只有仔细分析和认真研究各类民俗事象的传承与演变,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