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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