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平凡的世界，一个路遥就够了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哪一个本地女子能供我上大学”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爱情露出峥嵘、斑驳的底色。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最后“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迹显现，痛苦像灰霾一样散去，食物暂时疗愈了内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实是农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会干。姑娘率性地说：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待着。把他惊得哑口无言，慌不择路离开。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路遥将自己的婚恋观投射进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虽然心底深爱着刘巧珍，但为摆脱命运，仍选择了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
“想要突围”的心情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
曹谷溪大路遥八岁，延川县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时因支持“红总司”，被路遥派人抓进监狱。后两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调路遥到通讯组培训。在通讯组，路遥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林达性格单纯，文笔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秘书。与路遥恋爱后，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据说林虹大哭一场。
1973年夏天，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路遥再次因为“白振基”案，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在延川县文教局和县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证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与路遥无关。
1973年秋，路遥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个头不高，看着敦实厚道。入学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黄帆布背包，“匈奴须”被仔细刮掉，脸青亮青亮的，嘴角透着微笑。他凭出色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班长。
林达每月38块的工资，大部分支援了路遥，剩下的维持自己简朴的日常生活。在后来路遥病危时，许多人虽然对林达心有指摘，但从未有人怀疑她这一生为路遥做过的牺牲。
1977年路遥毕业，留在《陕西文艺》(后来的《延河》杂志)当编辑。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一年后，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这时候的陕西作家群，人人都憋着股子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
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那时的路遥很苦恼，“想要突围”。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打来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
小说《惊心》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头条刊发。之后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延河》诗人闻频回忆，一个礼拜天，路遥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紧紧拥抱了他。
抽好烟，是心理需求
1981年夏，路遥住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昼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内转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怀疑他神经错乱。
路遥喜欢把自己投入这种如同炼狱一般的情境，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把身体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满谷满仓，富饶丰盈，这是他的基本人生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路遥父亲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实也是公家人欺负他家在“门外”不站人。路遥辗转托好几层关系向清涧县委书记说情，路遥父亲才得以释放。
权力，在城乡现实里所显示出的无往而不利的实用属性，以及底层农民对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遥的精神里，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遥特地到陕北着名的道教圣地白云山道观中抽了一签，显示“鹤鸣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2年11月推出单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象。
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七八个电视台要改电视剧，传达室的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路遥常常刚接完电话回到家中，一只脚还没落定，又要转身接下一个电话。年轻人把他奉为“人生导师”，一些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5年3月，36岁的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一起，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但是，路遥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象。他穷得叮当响，凑不齐去北京领奖的路费。
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一百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