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体会。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第一,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第二,我欺骗了她。
我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车上微弱的灯光,我便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但我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我当然是在佯装,我是肺癌专家,虽然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看出,露丝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2008年,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电话就响了,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各自拿着听筒。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比如“转移”、“紧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治疗等等。
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细胞扩散,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从X光片上看,露丝的日子不多了。
虽然我明白,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