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感
熟悉杜甫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却一生壮志难酬,郁郁而终。好在,他还有一支笔,饱蘸深情,记录着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近日读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后,隔着一千二百多年的时空,我似乎又看到了这位忧国忧民却生不逢时的诗人愁苦的面容。
一个豪情万丈的青年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长期的生活磨难,当年事已高,依然是一腔抱负无法伸展,眼看着满腹才情付诸东流。作为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诗人,他又无法把这一切全都归罪于命运的不公和统治者的腐朽。心系社稷百姓却官阶低微,对王朝衰落无可奈何却无法逃出这现实的牢笼……他是如此矛盾的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矛盾复杂的时代,种种热情和豪情无法尽情挥洒,只能极尽克制。所以他的诗总是那么沉郁悲伤,委屈盘旋,在文学界被评为“沉郁顿挫”,尤其是眼前的这首长诗。
首句:“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提纲挈领,是杜甫对自己年轻时候抱负的总述。虽是一介布衣(事实上,杜甫的祖父是唐高宗时进士、著名诗人杜审言,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而他此时的官职是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仍有鸿图之志,他自比稷契(稷是周代祖先,教百姓种植五谷;契是殷代祖先,掌管文化教育。是远古时代著名的贤德之臣。)他的志向就是像这两位先贤一样,匡扶社稷,安邦定国。然而他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也就是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则天皇帝的统治,政治较为清明,生产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玄宗初年也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杜甫又生长在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少年时代非常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当时的杜甫,生活优渥、身体健壮、血气方刚、志向高远。
年少时的杜甫喜欢到处游历,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四岁时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三十二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是年秋,与李白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三十五岁时,结束了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之前的人生是相当顺利和幸福的,他的政治理想也是基于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王朝景象。虽然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举进士不第,但是对于年少轻狂的杜甫来说,这只能算是旅途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凭借自己的才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可命运往往就是如此的捉弄人,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一切都交付于你,当你万事俱备,努力争取时已再无良机。杜甫哪里知道这竟然是自己一生唯一一次参加科举,这种相对公平的机会对他来说,如此珍贵却失之交臂。从今以后威风凛凛的大唐王朝也开始暴露出各种矛盾弊端,权臣当道,致使他此后的人生充满坎坷,他的政治抱负也将在这一次次的不公遭遇之后,越来越渺茫。
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雄心勃勃地参加了考试。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让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六年了,自己也娶妻生子,三十五岁的杜甫早已认识到时不我待,机会难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奔走献赋,但都没有结果。天宝九年冬,杜甫为来年将举行的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三大盛典预献了三篇《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所谓冤家路窄,由于主试者仍是李林甫,这个看起来马上要跃龙门的机会最终却以 “参列选序”的资格等候分配,事实上没有得到官职。
如此碌碌无功长达十年之久,“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一个“困”字,道出了多少无奈和艰辛!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的“居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