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100周年 中国话剧100年

  从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到今天,中国话剧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中,话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启蒙到娱乐,由非营业到商业化,在跌宕起伏中走了一个世纪。它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在挫折中锤炼,在嬗变中适应,在探索中发展。

话剧百年进程中,涌现过很多优秀的戏剧运动领导者、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他们共同创造的不朽的话剧艺术成果,已经构成了百年话剧史的不朽篇章,并为今后的话剧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话剧舞台曾无比绚烂,2007年,恰逢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一个契机,希望中国话剧从这年开始,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辉煌。

●中国话剧起源: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屈从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但他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并没有将这种“西剧”引进中国。直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西剧”或所谓“戏剧”才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演出。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既无唱工,又无做工”,形式上已颇为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春柳社”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茶花女》的成功演出,获得了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舞台上演了改编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同名五幕新剧,并公开发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一文,写道:“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字里行间,他们的舞台理想表露无遗。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黑奴吁天录》当时演出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为特点,接近于生活的舞台设计、服装和化妆,都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这一形态在当时被称为“新剧”。

中国话剧诞生后,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1928年4月,在上海戏剧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令人神情黯然的时代。但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了现实主义,一扫既往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悲愤、抗争,主动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开始走向成熟。

1934年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曹禺发表了他的四幕话剧《雷雨》。《雷雨》甫一出世便轰动了整个剧坛,后来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1936年12月19日,《赛金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夏衍编剧,洪深、欧阳予倩、应云卫、史东山、司徒慧敏、尤竞(于伶)、孙师毅、凌鹤8人共同导演,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殿堂级人物。1937年,夏衍创作了多幕剧《上海屋檐下》。剧本通过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透视出文化背景,传达出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人才辈出的同时,话剧也进入了一个大普及的时代。1938年10月,在重庆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而当时的中国,几十个民间职业剧团,几十个官办的专业演剧队和遍布士农工商各界的无数业余剧社,以各种剧目的连演、轮演、旅行公演、小剧场公演、义演等形式,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使话剧成了一项职业化程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现代艺术形式。有人描述当时上海的情形是“剧院林立,观众云涌,一二个好剧本上演,风魔万人,持久不衰”。

1943年1月,怒吼剧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安魂曲》,陶行知看后激动万分,即派人回育才学校撞钟集合学生,连夜从北碚草街子步行百余里进城观赏最后一场演出。而育才学校话剧组的演艺水平亦不亚于专业剧团。话剧的影响和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打响后,戏剧家们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空前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表现出色——“国防戏剧”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当时还产生了“红色戏剧”,这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东北,在部分地区组建文工团。他们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话剧在当时的民众中间反响很强烈。 本文来自风云网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话剧的探索和实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一大批话剧的创作问世,我国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峰。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激流勇进》、《南海长城》等。这些剧作标志着新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巅峰,话剧已成为全国的一大剧种。

但是,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中国话剧走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败期。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刚获新生的中国话剧再次遭遇“寒冬”。由于中国电视的大普及、其他的娱乐媒介的兴起、当代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等因素,使得话剧于陡然间陷于危机之中,话剧观众大量流失。

此后,中国话剧在创作演出中开始了多方位的探索。在《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报春花》等剧作之后,出现了“探索剧”创作演出的热潮,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帷幕。1986年以后,多方位探索已出现分股合流的趋势。戏剧理论研究与戏剧批评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

同时,话剧舞台也在危机中奋起革新,掀起探索剧和实验剧的热潮。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小剧场运动”,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都可看作为新时期中国话剧革新与振兴的排头兵。在这样的实验中,出现了如《绝对信号》、《潘金莲》、《野人》、《狗儿爷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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