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想汇报专题

   坚定地高擎改革的旗帜

  尊敬的党组织: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总体部署,必须更加坚定地高擎改革的旗帜,毫不动摇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改革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能否保持改革活力、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国家最根本的生存发展之道。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已经错失了几次机会,根本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固步自封。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今世界,改革大潮浩浩荡荡,经历金融危机的美国在改革,遭受欧债危机的欧洲也在改革。在这个事关民族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如果我们稍有迟疑或退缩,不仅未来会变得晦暗,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消耗殆尽。

  改革是破除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的唯一通途。改革开放使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但奇迹般的发展也使各种发展中的问题以浓缩的方式爆发出来。发展中的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四风”问题依然严重,等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由问题倒逼而生,改革中的问题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办法来解决,任何停滞和退缩,只能使问题越堆越多,最终为问题所吞噬。

  改革是确保我国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之策。综合国力之争,表象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的实力之争,实则是国家的改革创新能力之争。竞争优势的核心在创新,无创新则无灵魂;激活创新的根本在改革,无改革则无动力。历史实践证明,今日中国之所以走到中华民族未曾达到过的高度,靠的是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也要求,要在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不断破除体制机制的顽疾和弊端,激发和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

  时至今日,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一定要按照三中全会要求,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定不移地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坚定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面对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必须找准穴位,直击要害,以更大决心冲破各种羁绊,战胜各种痼疾;面对复杂矛盾难题的严重挑战,必须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奋力一搏的劲头、一往无前的气概,攻坚克难,斩关夺隘,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硬仗,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汇报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想汇报专题

  以改革精神推进强军实践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军队来讲,就是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强军实践。

  以改革精神为统领培育强军理想,吹响强军兴军、投身变革的冲锋号。通过大抓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官兵认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后,攻坚克难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最难的是利益调整,破解难题必须有壮士断腕的气魄;认识到中国要前进必须深化改革,不改革开放,将会前功尽弃、死路一条,任何时候都要把改革旗帜高高举起;认识到中国梦也是强军梦,是每个官兵的梦,官兵只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实现强军梦的实践,才能有真正出彩的军旅人生。

  以改革精神为驱动提高强军本领,锻造矢志打赢、能打胜仗的“战斗队”。树牢“召之即来”的思想,把忠诚使命铭刻心头。做好“来之能战”的准备,把真打实备当日子过,努力把打仗准备往前赶、往实里抓、往深里做,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练就“战之能胜”的本领,突出“三个转变”,即实现机械能主导向信息力主导的转变,规模数量型向作战效能型转变,单维作战能力向多维作战能力转变。

  以改革精神为助推夯实强军基础,打造科学发展、全面进步的“硬支撑”。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强,通过领导机关定点挂钩帮建、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方法,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强军实践的主心骨。把作风风气砺实,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把干部队伍训硬,通过科学系统的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知兵爱兵、心理疏导等实际带兵能力。把法规制度抓严,坚持标准严,做到机关依法指导、基层依法抓建、官兵依法办事,增强法规的“刚性”意识,切实维护法规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

  以改革精神为指引擎起强军担当,聚集苦干实干、创新快干的“正能量”。敢于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知责思为,积极作为,乘势而为,只要看准了的事、经过充分论证的事、符合部队实际的事,就要大胆闯、创新干、往前赶。敢于直面问题,对于军队改革面临的指挥体制、保障体制、机构编制等方面的矛盾问题,要不遮不掩,不避不让,紧跟改革进程,想方设法拿出对策。敢于较真碰硬,对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阻力和矛盾,只要是改革举措符合全局需要,有利于推动强军实践,顶着压力也要干,迎着风险也要上。

  汇报人:

 

  基层改革要向战斗力聚焦

  尊敬的党组织:

  基层是战斗力的基础,基层部队深化改革,要把重点向战斗力聚焦。

  把转作风、正风气的成果向基层延伸,建设风清气正的基层战斗力生长环境。军心士气是构成战斗力的第一位要素,我军历来以有高昂的士气著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对基层作风建设有很大促进。但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要求比,还有很大差距,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基层官兵还有很多期盼和要求。特别是在用人导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激励导向等方面,希望形成更加科学、富有刚性的制度机制,使转作风、正风气建立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因此,要把领导机关转作风、正风气的成果向基层延伸,使基层战斗力生长环境更加风清气正,使作风改进常态化,凝聚起一切为打赢的正能量。

  把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贯穿军事训练全过程,形成更加符合实战要求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检验部队能不能打仗,主要看平时的训练水平。当前,制约部队训练水平提高的因素有很多,特别是信息化训练科技含量不高、军事民主开展不够、实际存在的消极保安全等,是制约基层战斗力提升的突出矛盾问题。因此,要建立符合实战要求的信息化训练模式,使部队真正把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信息化上来;发扬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探索建立新形势下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评教评学评指挥的实现形式,广泛调动基层官兵训练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反对把安全与战斗力对立起来的消极安全观。

  把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建立顺畅高效的基层保障机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住班,密切了与基层的感情,解决了基层存在的困难,很受基层官兵的欢迎。要把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方法转化成顺畅高效的基层保障机制,使基层的困难问题很快能反映到机关并得到及时解决,消除影响基层战备和日常工作生活的保障“隐患”。加强武器装备配套、优化问题的研究解决。武器装备不配套、不优化,仅靠基层自身很难克服。解决部门分列、条块分割、军地互涉带来的矛盾问题,要综合协调,实现配套优化,使装备真正在官兵手中形成战斗力。

  汇报人: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眼”

  尊敬的党组织: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尽管是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必然选择,却会带来一场更全面、更深刻、更剧烈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作出了总动员和总部署。

  凡涉一国、一民族之改革,乃大势要改,人心思改,不能不改。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已经走到关键路口,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一堆突出的矛盾、问题和挑战。

  中国要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实现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化解矛盾之法、解决问题之策、战胜挑战之方,惟有改革,别无他途!

  走活一盘好棋要做两个“眼”

  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和推进,就像在下一盘头绪繁多、错综复杂、厮杀激烈的围棋,形势的驾驭、棋形的死活、力量的消长、最后的胜算,关键在是否做出两个“眼”,而且必须是“真眼”,不能是“假眼”。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的“眼”,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5年前,中国的改革始于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干预过多、市场体系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三个突出矛盾,最突出的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的矛盾。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大力推进市场准入和竞争方面的改革。除了个别特殊行业外,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进入,平等进入,公平竞争,同时也就需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资源配置指的是生产要素配置,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还有技术管理,为此必然导出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决定机制等改革。市场经济强调消费者主权,又必然推动着金融改革。要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总之,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尽管是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必然选择,却会带来一场更全面、更深刻、更剧烈的变革。

  30多年前的改革,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今天的改革,一个“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将有利于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了,群众求发展的积极性更高了,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就有可能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就有可能充分涌流。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动民主政治的新发展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的“眼”,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有一种误解,认为当前只是在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搁置不动、滞后不前。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明确部署了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诸多方面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如何实现民主,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新路,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的民主之路,要和平、稳定的民主政治,不要暴力连连、社会动荡;要统一、和谐的民主发展,不要国家分裂、一盘散沙;要繁荣发展的民主建设,不要经济停滞、生活倒退;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民主政治,不要官员腐败、政府变质;要吸收人类民主政治建设共同文明成果,又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避免封闭保守、简单照搬。

  我们的民主之路,要有中国特色、中国创新。2006年,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努力改进、逐步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将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形式之一,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将有力推动民主政治的新发展。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宽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社会发展需要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涌动也不行。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必将有序地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当然,强调“两个眼”,决不是只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进行单项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相连,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

  汇报人: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万众期盼中通过了《决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这是顺应大势民心的历史抉择。在任何一场社会改革过程的背后,均有一种宏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面对当前改革挺进攻坚期的艰巨任务和深水区的复杂形势,需要精神文化发挥强大的引领力、凝聚力、创造力和智慧力作用。如全会所强调,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使中国改革转型再启新程的航船动力强劲。

  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改革自觉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在执政和行政上都十分重视使社会各阶层在交流互动中构建最大限度的理想和价值认同,以形成社会的精神纽带。当前,历经35年的改革遭遇了瓶颈期,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利益板结、普遍焦虑的社会心态,凝聚起对改革的社会共识尤为重要和迫切。首先是改革的必然性共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得以缓解。其次是改革的方向性共识:改革的基本遵循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是改革的关键性共识: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当改革的共识凝聚了最为广泛的民意时,人们对改革的信念、信心就会升华为改革的自觉,“心齐”“意同”地投入到实现“中国梦”的改革大业之中。

  弘扬创新文化——推动改革攻坚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改革的灵魂,创新文化是改革的核心动力资源。历史上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先导的创新文化引领的。如果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如果没有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改革发展新成就。可见,由社会需要孕育观念创新、催生理论创新、引导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创新文化引领社会改革发展的基本动力传递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时代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大变革,其本身也是一次改旧革弊的大创新。调整利益格局、平衡各方诉求、改革体制机制、转变发展方式,深水区、险滩位、硬骨头,一连串的难题和羁绊比以往还要多,迫切需要大力发挥创新文化的引擎作用,消解长期积淀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才能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可以预期,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引发助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培育道德理性——推进改革深化的有力支撑。道德理性为人们正确认知、判断和选择如正义、义务、权利、责任等道德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它为人及社会确立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是使个体成为有德性的人、社会成为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每一次社会大变革中,作为人的思想观念集中表现的道德理性,都承担着维系社会改革秩序的重要使命,彰显独有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改革范围越大,进入层面越深,对人的利益、观念和心理的挑战就越严重,人们精神世界的震撼和解构也越明显,内心的不适、困惑和焦虑也越加深。一些群体的心理失衡,使非理性思想滋长,浮躁和偏激情绪蔓延,甚至发生挑战社会心理底线的恶性事件。这向我们警示了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培育全社会道德理性精神、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提高协同智慧——确保改革成效的方法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出的中国改革“2.0时代”的总部署,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及党建制度等多领域的联动改革。对此,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拿出“走钢丝”、“弹钢琴”的智慧和方法,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一是注意谋全局与突重点的协同。必须统筹谋划好全局的综合配套改革;但是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一子落而满盘活”的重点领域的改革,处理好“点”与“面”的结合。二是注意谋宏观与“摸石头”的协同。既要加强对改革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确立好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又要注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层探索,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上”与“下”的衔接。三是注意谋效率与讲公平的协同,四是注意谋变革与求稳定的协同,求“变”与“稳”的平衡。

  汇报人: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

 

  用最严格的制度体系来保护生态环境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乃至整个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破解发展的不可持续困局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明的建设并列,以“五位一体”总布局凸显五个领域的建设不可人为分割、需要协同推进和谐发展。十八大报告还以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期许,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建设“美丽中国”,不是消极地回归鸡犬相闻的浪漫田园,而是要将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以积极的态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单纯重视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从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向环保与发展经济并行;从主要通过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向综合性地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办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来保护环境。如果这些转变不能够到位,如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落实不到位,那么,“五位一体”的布局就会落空,“美丽中国”的愿景也会落空。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制度体系位置,必须建立系统和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最严格的制度体系来保护生态环境。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当前尤其需要重视和抓好四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绩考核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发挥考核评价制度的“指挥棒”作用,激发各级政府部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其次,要加快建立可操作性的政府环境审计准则体系,重点突出对政府执政行为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律要求进行责任审计。再次,要积极推行完善环境补偿机制,重点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环境补偿机制。

  第二,切实提高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如果没有有力的监管,再好的法律、再严的政策都会落空。首先,要理顺环保管理体制。针对环保监管体制不顺、职责不清的问题,需要推行环保系统垂直管理,将管事与管人统一起来,推动形成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监管统一的环保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使环保部门的监管“一竿子插到底”,增强环保监管的权威性实效性。其次,要建立区域流域环保联防联控机制。污染无地界,这就决定环境治理不能靠一省一市“单打独斗”,必须联手行动。应该尽快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河流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既强化属地管理、各负其责,又必须区域联动、整体配合,共同提升环境质量。再次,要加强环保监管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健全业务培训机制,不断提高环保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

  第三,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第四,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机制,培育生态环境意识,推动全民参与环境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整体合力的结果。首先,要开展全民生态环境治理教育,把生态环境治理教育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增强生态环境治理忧患意识。其次,要推进公众参与,理性维护生态环境权益。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知情权,鼓励公众监督环境违法行为,推行环境破坏和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民通过环境信访、行政调解、寻求司法救济等方式理性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再次,要倡导绿色消费,构筑低碳生活。积极促进可持续消费,抵制过度、奢侈消费甚至扭曲性消费行为。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践行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只有当每位公民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把保护生态环境变成个人的自觉行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进入更高的层次。

  汇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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