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准确性是公文的生命线： 公文是各种社会组织(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军事组织、科教文组织等)处理国家和 集体公共事务的工具。它以实用为目的，以传递治理国家的策令为内容，因而要求其无论 是思想观点的阐述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等等，均须做到准确明了，恰如其分，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用。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所载的86篇公文来看，“准确性”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且，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述中，也曾经对公文写作的准确性问题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从而构 成了毛泽东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对公文写作准确性的论述，集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这部光辉文献中。他 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并且进一步强调 “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 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 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可见，毛泽东同志极其注重和提倡公文写作的准确性的 问题，把它放在最主要的核心位置。 从总体上看，公文的准确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策见的准确
“策见”即政策、见解，它是公文的灵魂和统帅。具体地讲，就是公文中所要反映和体现 的基本立场、观点，所提出的措施、意见和办法等，必须准确明晰，不容置疑。如果策见不准 确，即使在事实、文法和逻辑方面没有差错，也不能挽救这一篇公文，使其由错误的变成正 确的。这样的公文，对于实际不具任何指导意义，而只能走向反面。 要做到策见准确，就要求在公文中对事物的观点和态度要鲜明、显豁，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必须十分明确，决不能模棱两可，含混隐讳，让人难以捉摸。在这方面，毛泽东公文写 得很具特色，不妨归结为八个字：“思想深邃，策见分明”。例如《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1948年2月15日)，这篇指示的第二条内容是：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 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分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 余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 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老区一般 只是填平补齐工作，不发生此项问题。”这段文字，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策阐述得极为 清楚、明确，包括土地改革的阶段、步骤、方法直至待遇等问题，均规定得具体、细致，界线分 明。这样，就使整个土地改革工作有“规”可循，便于确切掌握和执行。
二、事实的准确
事实是指用以说明和证实观点或结论的事件或情况，是公文准确性的基础和前提。公 文中的事实表述不准确，所提出的策见就会变得无所依托，缺乏说服力和论证性，从而也就 从根本上失去了通篇公文的意义和价值。 要做到事实表述的准确，要求对有关事件或情况的叙述，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真实地反映出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过程，既不能随意扬“善”，也不能随意隐“恶”，更不能凭空编造。对于一些细微的问题，诸如有关时间、地点、人物言论、数字等等，均应如 此。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为例，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 师)，一百五十六个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 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 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 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 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 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 为增加。”这段文字的中心意向是阐明我军发展和壮大的事实情况，列举一系列的数字，采 用对比手法，对我军的现有实力作出了准确而又合乎实际的介绍，给人以清晰、确切的印 象。特别是其中涉及的数目字，用得极其准确，没有诸如“左右”、“大约”、“也许”、“差不 多”等模糊度较强的词语。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严谨求实的工 作态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文法的准确
公文的准确性还表现为必须遵守文法。必要的主语、谓语、宾语必须完备无误，否则， 就会导致句意不明。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不要使用组织错误和不合理的句子。代名词，必 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其中形容词是 形容名词的，例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放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 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放在动词之前加“地”字区别 之。如此，方能使语意清晰、表达准确。 关于文法的准确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曾作过论述：“…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 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 慧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7页。)每个分句的主词、宾词、述词都很完备，对形容词和副词词尾 的“的”。她”使用也极为正确、规范，合乎文法。 四、逻辑的准确 公文的准确性仅有上述三个方面是不够的，还要合乎逻辑：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多次论述，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七条，着重指出：“准确性属于概念、 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 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 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辞章。”并且进一步强调：“看这种文件是一场 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可见，毛泽东同志将准确性 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充分说明了其在公文内容表达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还指出： “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论说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 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217页。)公文写作必须合乎逻辑，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的运用等，都必须符合逻辑规律， 以保证公文内容的准确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公文非常注重行文的逻辑性，既准确又严密， 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论证性。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这样一 段文字：“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 史和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 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 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 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 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3页。)这段文字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列举了两方面的具体事例加以论证，即中国革命战争既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也不能由 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来领导，并进行了确凿、有力地分析，通过论证，排除了第一、第 二两种可能性，最后归纳出结论：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只能落在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 共产党的肩上，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准确严密，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