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奇妙的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么几个看来简简单单的数字，在诗人的笔下，充满了魅力，构成了一首首美妙的诗作，令人回味不已。
汪曾祺先生在他的一篇散文《新校舍》中谈起过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他写道，曾听几位名教授讲课，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这首诗是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作，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就有十个数字，寥寥几笔，便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由于这首诗朴实有趣，朗朗上口，不少家长都教自己刚开始学话的幼子背诵。吴先生以此诗开讲，也正说明了数字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魅力。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著名的作家，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相传司马相如做官之后，有遗弃文君之意，文君察觉到这一点，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这首诗写得缠绵哀婉，表达了一个女子对意中人又爱又怨，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恋。诗中反复用了一至万十三个数字，又表现了作者的聪明巧思。据说相如读后很受感动，与文君和好如初。
牡丹亭》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第三十九出《如杭》有一段词：
［生」十年窗下，遇梅花冻九才开。夫贵妻荣，八字安排。敢你七香车稳情载，六官宣你有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论四德，似你那三从结愿谐。二指大泥金报喜，打一轮皂盖飞来。
这段唱词中嵌入了十个数字，非常自然贴切，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汤显祖驾驭语言的艺术。
数字入诗词
数字入诗词，如果用得恰当，能平添出许多韵味，化平淡为神奇，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古往今来，无数作家文人诗词中巧妙地运用数字，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佳作。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首《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笔调轻松，意境无穷，黄鹂在枝头呜叫，白鹭向远空飞去，写景动、静结合，有声有色。
晏殊《破阵子》一词中描写了清明前后清和的景象：
池上碧苔三四点，
叶底黄鹂一两声。
同是描写春色，李山甫《寒食》诗中写道：
有时三点两点雨，
到处十枝五枝花。
在诗人笔下，数字好像活了一般，显示了春光的明媚动人。
杜甫《与朱山人》一诗：
秋水才深四五尺，
野航恰受两三人。
刻画了朱山人的幽居清闲生活，语言朴素生动。
曾几的《三衢道中》写道：
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
诗人为我们绘出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初夏山行图。你看，顺山路行走，绿荫仍是那般浓郁，却又增添了几声黄鹂的鸣唱；进山渐深，环境更幽。
宋代一牧童写有一首《答钟弱翁》：
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
不脱蓑衣卧月明。
诗中形象鲜明地表现了郊野辽阔的景色和牧童自在快活的生活，文字浅近，用意却深。
著名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这写的是农村夏夜的风光。天边的几点疏星，山前的稀落雨点，都描绘得灵活生动，反映出作者的愉快心情和对农村生活的爱好。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中有两句写到登高望远所见的景色：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江雪》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写景抒情交融，以极力渲染的江乡雪景来表现自己卓而不群、高洁不凡的品格。“千山”“万径”“孤舟”“独钓”，写得极具意境。后世很多山水画，都以此诗作为题材。
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描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焦仲卿的母亲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一对夫妻，刘兰芝的娘家又逼她改嫁。写到太守家迎娶兰芝时，诗中连用数字，表现了迎亲时极尽铺张奢靡的场面：
赍钱三百万，
皆用青丝穿。
杂彩三百匹，
交广市鲑珍。
从人四五百，
郁郁登郡门。
数字入诗，不胜枚举。又如张祜的“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杜甫的“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程颢的“隔 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李白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 通人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如此这些，难以尽说！这些脍炙人口的佳句，生动深刻，诗意天成，经世相传，给后人留下无穷的美的享受。
数字的艺术夸张
诗歌中的不少数字是不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靠不住的。借助于数字进行夸张在诗歌中很常见。
陶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万里”“千城”通过对路程的夸张描写，表现了荆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如果按生活的真实性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理，处处要求准确的话，一些很有情趣的好诗就会变成荒唐之论，毫无艺术享受可言。
李白《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三千丈的白发，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但却很传神地烘托了“愁”字，写出了诗人对明镜见白发的复杂心情。但 宋朝却有人对这两句诗提出异议，如《艺苑雌黄》就批评说：“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这两句诗气魄很大，但不合事理，生活中决无 “三千丈”的白发。诸如此类的批评，就未免有些煞风景了。
杜甫《古柏行》中的几句诗，也曾招来过不少争议：“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是说老柏树的形象和高大。 “围” 是计量圆周的单位，但具体是多少，说法不一。一说五寸为围，一说直径一尺为围，也有说两手姆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为围，还有说两臂合抱的长度为围。争议 在“四十围”和“二千尺”上。北宋沈括（字存中）以科学家的严谨和精确对这棵古柏的粗和长作了计算，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道：“武侯庙柏诗：‘霜皮溜雨四 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乎？”也就是说，沈括认为，按这个数字的话，则这棵古柏树干太细而树身太高，不相称。南宋胡元任苕溪 渔隐丛话》引录《缃素杂记》说：“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 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 太细长讥之乎？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不管两人的算法谁对谁错，但出发点都是不对的，都太过拘泥死板，没考虑到诗歌中数字夸张的艺术性。杜甫另一首《潼关吏》诗有两句：“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 余。”哪里有万丈高的城呢？只是极言其高罢了。“四十围”、“二千尺”，也只是形容又高又大，这里的数字都是极尽夸张的，不能太较真。又如李白的《梦游天 姥吟留别》：“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诗人没有丈量过天台上的高度，不知道它具体有多高，只是要说它非常之高，但这么高的山，跟天姥山一比， 却又微不足道了，以此衬托出天姥山的磅礴气势和参天高度。
诗中数字的夸张是艺术的需要，它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但却符合艺术的真实。我们读诗时不会指责诗人统计失实，反倒会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众多的感受。
杜牧《江南春》是一首富有想象的好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 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几句批评未免有些不近“诗情”，作者正是紧扣题目，着眼 于整个江南来写的。“千里”本是形象地概括江南一带，到处都是大好春色，若改为“十里”，则既不切诗题，也没有诗意。所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就反驳 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 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至于“四百八十寺”，也不是个准确的数字。据《南史?郭祖深》记：“时帝大弘释典， 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其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杜牧说“四百八十寺”，也不是要告诉我们南朝到底有多少所寺 庙，而是出于诗歌形式要求和感情表达的需要。
明白了这些，我们读诗时，就不会过于拘泥于数字了。东汉辛延年的《羽林郎》写了一个卖酒的少数民族女子，诗中写道：“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 万，两鬟千万余。”少女发鬟上的装饰物极为珍贵，价值连城。诗中没有直说少女的容貌，以物的贵重来衬托人的美丽。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少女罗敷夸说自己的 夫婿：“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十五”“二十”“三十”“四十”都是说年龄，但也都不是准确的年龄，而是说明升迁很快。
通过数字夸张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中的无穷韵味。
“精确”的数字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会有点奇怪；数字当然是要求精确了，学术论文、新闻报道中的数字，不都很精确吗？
但是，文学作品中却有一些数字是貌似精确其实模糊的。作品中，使用虚假的“精确”数字来说明、描写那些原本不需要十分精确的事物，是一种修辞的手法。
鲁迅先生是很善于运用这一修辞方法的。《阿Q正传》中有两句话：“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褡裢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蓬船到 了赵府上的河埠头。”“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地走。”“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三更四点”和“六十多步”，都是很精确的数字。从事理上来说，不需要甚至 有时也不可能如此精确，但从表达效果上说，又起到了一种非常的作用。
《当代》杂志1981年第2期的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他临走，生产队长送他一斤鲍鱼，二斤海米，三斤海参，四斤这岛上特产的脆蜇皮，五斤蟹肉干，六斤鸟 鱼蛋，七斤鱿鱼，八斤淡菜，九斤刀鱼，十斤岛上土酿老酒装进了鲨鱼皮酒囊，实实惠惠用旧网片捆扎成老大一包，驮在老卢顺的驼背上。”实际上，恐怕是没人这 样送礼的，这样写使人感到生动而又风趣。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章，《文汇报》上就曾发表过一篇杂文《还我头来》。文章写道：林彪“说什么我的脑袋特别灵，又说什么不理解也 要执行。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这里故意使用减法运算使数字极其精确，以看来 没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