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日渐发展的今天，你知道中国是否属于高收入国家吗?高收入国家又有哪些标准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16高收入国家标准，以供大家阅读。
2016高收入国家标准
高收入国家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达到多少才算得上高收入国家呢?其实在国际上是有统一标准的。世界银行以“人均年国民总收入”为衡量指标，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
2013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做出的收入组分类如下：
低收入：1035美元以下(6788.565人民币)
下中等收入：1036美元至4085美元(6795.124人民币至26793.515人民币)
上中等收入：4086美元至12615美元(26800.074人民币至82741.785人民币)
高收入：12616美元以上(82748.344人民币)
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大致相当)和人均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既包括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也包括居民个人所得;而人均收入只包括居民个人所得。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因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实行市场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在转型之初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达到2000—3000美元，转型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它们是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我国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划分和前瞻性预测。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镇国企改革，从产权明晰到引入竞争机制，生产力发展潜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换挡为中高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中高经济增速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55.3%，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理念和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跨过高收入门槛，然后呢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我国在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而美国已达5.5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对我国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谋划“三步走”战略时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标来描述，中等发达国家大约相当于2015年韩国所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2.7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2.6万—3.0万美元(2015年价格)。这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尽管将迎来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目标。从前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所显示的经验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动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检验。越是在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二战后两批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两条正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条基本经验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释放经济潜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软实力属于“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有形要素。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起就应加倍重视，将其作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要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还要强、还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