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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学术论文篇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国际贸易
[摘 要]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但这种解释存在误区，因为在现实中，上述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未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和市场决定的，而非“仁慈的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1)03 0045 08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与贸易相关的各种理论比其他问题的理论更加众说纷纭，每种理论深受各自支持者对效率、公平、自治和安全等不同价值观念孰轻孰重的看法的影响，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反映了不同学说对假设情况的阐述。与此同时，在贸易问题上的大多数理论似乎与事实更加脱节，因为在世界经济中，贸易关系的实际变化与各种理论假设有很大的差异：国际贸易的交换不只受市场力量和供求关系的影响，还是一部分经济谈判和一部分政治谈判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些谈判不仅涉及各国在安全利益和商业利益上的交易，还涉及贸易各方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机会不平等、国内政治上关于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磋商以及公司关于获得可靠和有利可图的供应来源的决策[1](P172)。在这种相互交织的讨价还价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充分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政治性因素。
一、传统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以及何时进行贸易?这个带有两面性的问题使经济学家们困惑了几个世纪。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于它的出口部门的生产而进口那些其他国家以较低成本生产的产品，则该国的国民收入即能得到最大化。如果能比其他国家更廉价地生产某种商品，这个国家对该商品的生产就有绝对利益。一个国家应该专门从事于它有绝对利益商品的生产，然后将其剩余产品出口。如果一国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方面都有绝对利益，那它就根本不用进行贸易。
1817年，斯密的上述理论受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比较利益学说的挑战。后者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均有绝对成本优势，贸易动因仍然存在。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比较利益的思想并把自由贸易视为是有根据的。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指出，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他们的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为了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就要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根据上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然而，真实世界与纯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际上，建立在自由贸易理想之上的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没有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真正广泛地实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总是采取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各国的单边措施又往往使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致使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现象频频发生。从特定部门的双边贸易争端到多边贸易问题，国际贸易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冲突[2]。
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创立了“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1981年，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JBrander)和斯彭斯(B.Spencer)在《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问题及垄断租金的抽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以下论点：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情况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从国外出口寡头那里抽取部分垄断租金。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贸易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论争的帷幕。在布兰德和斯彭斯论点的启发下，伴随着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建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模型，创立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3]。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全面否定了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理论家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决定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会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借助不同的政策行为，政府改变或支持本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并影响外国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行为，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转变[4]。
布兰德和斯彭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一国通过政府行为改变企业战略行为的政策。在这里，政府是企业博弈的前提并影响企业在博弈中的行为，获得本国政府支持的一方可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使竞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政府和企业的特定目标在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战略性贸易理论从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出发，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政府就要干预对外贸易，干预的目标不再是贸易收支的顺差，而是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或利润。在这种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政府可能支持少出口(对出口征税)而采取多进口(采取抽取垄断租金而不是将外国厂商挤出市场)的战略。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是一个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针对不同产业或行业所实施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一个宏观性的总体贸易政策。这与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有类似之处，而与凯恩斯主义的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
在贸易手段方面，布兰德和斯彭斯认为，国家总是把他们自己置身于有理可循的国际市场之中，出口补贴被视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手段。因为从国家角度说，出口补贴能够改善一国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帮助其扩展国外市场。补贴能够改善一个企业竞争的初始条件，虽然贸易转移出补贴国家，但其福利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表现为出口国维持次优局面而执行的这种补贴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规模经济和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战略性贸易理论家正是以此为基础，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和国家可以依据自身的战略目的来制定各项贸易政策，而不是古典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这就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5]。
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还有其政治动力。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压力(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使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寻求解决办法，并为他们拟采取的政策寻找借口[6](P100 138)。例如，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到1998年差不多所有的贸易限制都将被消除。1985年，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通过欧洲统一法案。根据该法案，到1992年所有的内部壁垒将被完全取消。但就在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呼声却哄然而起。发展达到饱和的产业继续进行游说以寻求更多的贸易保护。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自由贸易的公司如半导体公司、电信通讯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等，也正在积极寻求政府帮助。
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印度等国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日本、美国和印度较为典型。日本是最明显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战略思想使日本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张而吸取了“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和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后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向来都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虽没有明确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美国政府在一些领域中，如对农业技术进步、国防和国家安全导向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对产业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中，确实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超级“301”条款作为改变贸易战略预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称得上是这一政策最为出色的运用。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实施其国家出口战略：(1)建立贸易促进与协作委员会(TPCC);(2)放宽出口限制标准;(3)建立“出口援助中心”;(4)强化政府的商贸信息服务功能;(5)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功能;(6)推进对重要市场的支持和关键产业的出口。通过这些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的出口及其竞争力取得巨大成效。印度可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典范。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政府通过对其软件产业实施一系列政策，使印度软件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得到迅猛的发展。最近6年来，印度软件产业均以50%的年综合增长率增长，比世界软件业平均20%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7]。
另一方面，上述做法预示着一个战略性贸易摩擦时代的到来。因为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凭借种种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该政策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的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见识。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毕竟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由于贸易限制、贸易干预等贸易的单边措施，它们要么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要么与贸易摩擦紧密相连，因而可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贸易摩擦的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二、国际贸易中的政治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贸易干预中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大量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坚实的“科学”依据[2]，而且根据这些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现象。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第二，考虑到国家福利，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第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贸易的“非零和竞争结局”的解释，一国的贸易所得并非以另一国之所失为条件，贸易各方均可从贸易中得到贸易利益，甚至是处于贸易劣势的一方同样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也即贸易具有一种互利性质。然而，贸易利益在各国间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结果是一国从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通常改进该国的福利水平)并非以与世界福利增加的比率相同的比率增加的。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在贸易活动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雷达(2002)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博弈。朱启荣(2004)的研究认为当美国取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后,美国纺织行业的相关厂商利益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贸易保护的要求。李丽(2005)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更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她以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来阻挠中国入世谈判为例，分析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樊勇明、贺平(2006)认为，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证明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王亚飞(2006)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新老核心区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冲突(Gilpin,1975)、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KatzenstEin,1978)、落后的贸易伙伴进步超过了某一临界状态(Gomory and Baumol,2000)等都将引发贸易摩擦。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内政治决定了政府的保护行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Gould and Woodbridge,1998)[8]。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近年来中美贸易贸易逆差已从2002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2亿美元，增长了3.8倍多。中美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政治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1)。
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9]。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又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如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0]。据相关统计资料，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1]。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2]。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一直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仁慈的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利益集团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贸易政策。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机制的专门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直努力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国内制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国内制度对于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沙特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13]。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从而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至难以采取政治行动[14](P41)。
三、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
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要大大早于经济学研究，他们一般把一国的贸易政策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中考察。由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研究政府或国家的活动或行为(包括权力、权威和冲突)，以及政治系统的“替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的功能，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将国家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即将人的行为抽象化，倾向于强调功能上的关系，这与经济学完全从个人理性出发推导出集体理性的方式大相径庭。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各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各个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围绕政府和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些理论所研究的不同领域，可将其划分为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分析各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安排。
在实践中，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不论贸易政策的结果是支持或反对贸易自由化，实际上都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国家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规制国内或国际上的贸易活动。J.A.熊彼特曾认为“政策就是政治。”[15]任何政策的制定过程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多次反复博弈的过程。一国在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往往会产生支持和反对贸易政策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哪一方能够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俘获决策者，哪一方就能够赢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有时还存在政策制定者主动被俘获的情形，这时的政治博弈结果可能是双赢，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从政策制定中获利。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外交部门、国防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每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都有其管理范畴，而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表达者对不同部门的接近程度不同、影响程度不同，政府部门卷入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程度也不同，从而使政策制定者产生实现利益的冲动，其结果是加剧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趋势[16]。
在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始终为政治利益服务，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由受到贸易政策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衡的结果。这方面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沙特施奈德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13]。在这本书中，沙特施奈德对利益集团在1929年~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5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17](P30 46)。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沙特施奈德和金德尔伯格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都主要借鉴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ock)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学者将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直接投票分析方法、竞选分析方法及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
例如，依据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现任政府总是力图从公众那里获得最大的支持，而政治支持由净社会福利水平、政治献金[注：政治献金可以作为为赢得更多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开展活动的经费。]以及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决定。具体而言，政治支持函数G可以由如下的函数给出：
G=(W-C，C，B)
=(W-C)+a1C+a2B
=W+(a1-1)C+a2B
其中，a1>l，a2<0，W表示用传统方法度量的社会福利，C表示来自国内企业的政治献金，B表示“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由于(W-C)代表净社会福利，这意味着政治献金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损耗，它被政客在政治竞选中用于争取选民的选票。另一方面，参数a2代表政治反对给政府支持带来的负面影响。参数a1表示相对于社会福利，政府对政治献金的估价(或政治献金的“价值”)，a1>1意味着政府对一美元政治献金的估价大于其对公众手中一美元的估价。a1-1则表示政府由接受一美元的政治献金而得到的净收益[18](P6 7)。
显然，贸易保护通常不仅减少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还将收入从公众或消费者手中再分配给受保护的部门。然而一般公众通常并不知情。即使公众真正意识到贸易保护的成本，他们通常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尽管总报酬不低，但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小。在政治学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性的无知”。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则被组织起来施加其政治压力，或者游说政府与政客去实施某项有益于其自身利益集团的政策。在竞选分析方法中，这些行动由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竞选献金体现[19](P48 49)。例如，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使美国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贸易政策上，这种变化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更加突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就贸易问题在国会投票结果来看,民主党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一般不超过50%，而共和党的支持率则超过75%。显然，民主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共和党则奉行自由贸易原则。从本质上说，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反映了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为取得劳工组织支持，在制造业衰退的中西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的演讲极力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这些地区工会势力强大，不断向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施加压力，反对当时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并要求保护劳工权益。劳工组织和多数民主党议员指责，布什政府利用贸易促进授权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巨额贸易赤字难以平衡[20]。2007年3月，美国工商业委员会和劳工-产业联合会等组织竭力阻止对布什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延期和推迟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为赢得劳工利益集团的支持，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提出从劳工、环境、安全等标准出发，审查美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21]。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分析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不平等的[1](P179)。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阴影。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中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哪个更重要?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了金钱就可以购买或垄断一种商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控制了权力就可以迫使别人或其他国家来顺从他或他的偏好。其二，结构性权力是分散和隐含的，是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的。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与联系性权力事事要通过运用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迫使别国就范相比，结构性权力是在强制性力量尚未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由对方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选择[22](P115)。
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充分体现了贸易体系中强国权力的影响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阐述贸易问题时，往往从有关的国际组织开始谈起，这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印象：贸易关系实际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就是贸易“体制”——各国政府同意的规则和安排，但实际上，贸易体制反映的是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和讨价还价的力量。国际贸易组织的目标是由集团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国之间的磋商来确定的。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将规定他们通过组织进行合作的范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美国确定的，因此，这些目标要受到美国国会规定的政府权力范围的制约。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事实上都扮演着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方调整国际关系的杠杆角色。比如，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国际外交的政治较量过程，美国主动提出将支持中东国家加入WTO，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更不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较量[23]。
以上的分析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观点对国际贸易的阐释存在着误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转而以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这种分析吸收了政治学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中提出关于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贸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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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学术论文篇二
国际经济学最新理论概述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 影响 。[1]国际经济学 理论 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 现代 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 方法 。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 金融 理论的基础上 发展 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 自然 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 社会 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 政治 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 问题 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 目前 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 中国 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 工业 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 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 学习 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 企业 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 国际 金融 理论 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 经济 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 发展 、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 问题 进行深入 研究 和探索， 目前 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 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 社会 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 应用 、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 政治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 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 法律 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 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 历史 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 现代 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 企业 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 时代 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 方法 。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 分析 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 自然 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 工业 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 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 Salvatore：《国际 经济 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 理论 》，《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 “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 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3
7，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126
8，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 金融 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 发展 ”，《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olof Economic ,August 1991
16，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经济 科学 出版社，1992年，页454-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