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他的散文创作也有很高的成就。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供大家欣赏。
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一)
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这位先生在抗战以后未尝一至大后方,而且大后方的所谓文化动态,他那边的山坳子里亦未必知之甚详。最多知道作家们有苦闷。如果一旦到大后方来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种感想。但在我呢,把当年我驳他的议论和当前现实一比较,却不能不苦笑,现实太复杂,多变幻,我们对于这社会的认识,深广都不够得很。一时管窥蠡测,虽在原则上道着几分,然而何曾能洞见转折曲复?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场,不为不热闹,然而对于开风气,励节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据说能销的还推文艺作品,随随便便一本书销五千不成问题,可是这五千的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而读后他的意识又起了怎样的波动呵?我们当然可以有乐观的说法。不过如果不是忘形自满的浅薄者,决不能一味乐观。我们的确维持了一个文化市场,弄得相当热闹,但是我们何尝揭露了读者心灵上的一层膜,而给予他以震撼的满足?甚至为了维持这文化市场,大多数作者连进修也顾不得了,意志不坚定的人且复沾沾自足,自谓左右逢源,颇有办法。至于在生活的重担下喘不过起来的作家,要责他以潜心精进,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这种委蛇的文化空气中,恐怕连这一点感觉也会渐渐麻木。
不能不说今天的毛病是亢陽内亏,只看哲学与社会科学书籍销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听来的两个小故事:有一位写国际政治论文的先生,一天有一个青年见他书架上并没有一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便问他对此两门学术的意见,他回答道:“写国际政治论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从头到尾读过《鲁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对人说:“我发见了一件事:鲁迅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哲学。"人家叩问他"发见"之证。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里简直找不出什么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统一等等哲学名词,这不是明证么?"自然,我们不能据此以论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学之士,一定还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场中,深思好学之士恐无回旋之余地,这一种颓风,其严重性,与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们曾经对于只知道生吞活剥硬用哲学名词,或以为惟名词方见哲学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这种不懂哲学,而又鄙视哲学的潜在倾向之下,不能不发愤激之论,以为前者犹胜于后者!
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二)
孟超先生喜欢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他现在编一本期刊,要我写一点稿去。可是写什么好呢?……
但孟夫子的嘱托,又不能不承应。二十年前这一个山东小伙子,如今的苍老和他的年龄岂不相称,但可喜者,脾气还不曾跟着老,依然是二十年前山东小伙子。粗疏莽撞犹昔,但鲁直热情也还如旧;这在我看其他的作品来,颇觉得文如其人。这一点本色是可喜的,在此"心画心声总失真"视为故常的时期。而于无写处中觅可写之物,我也讲讲历史如何?
前些时候,有人喜欢读《战国》,议论奥妙,自非尼采式以上的"超人"不能发,亦不能领悟,我想:我们历史上的战国,怕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变质改形。乃至他们所发见的今日的"战国",怕亦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进行。但此亦何可深论,还是来谈常识范围的历史。我也是对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兴趣的人。试想一想:杨墨与孔争有天下,惹得孟夫子屡次大声疾呼,发极之态,情见乎辞;稷下先生们分庭讲学,"最好老师"的荀况亦未能收统制之效,须待后来弟子李斯借秦政权而始实现之;此种思想上的决荡斗争,可喜现象之一便是并未产生妥协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当时一件可注意的事:临淄那样的都市,拥有七万户,倘以八口之家计算,人口比今天的桂林还多,然而许行之辈还照行神农之教,可知原始生产方式依然保有"面"的广度。但就大势所趋而言,此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是走的上坡路,从这些点上,我觉得对于战国时代特别有兴趣,未必全由于怀古,常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可能成为大转捩期之时代二,其一即战国时代,秦是承继了这发展趋势的,李斯未必是开倒车的脚色,但秦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经济政策错误的副作用,及至汉朝厉行抑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遂使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亭长起家的汉朝,十足做了封建贵族的忠诚的保护人。又一时代便是永嘉以后南北纷乱时期。那时也有思想上的斗争:佛,道,孔。但那时的社会经济走的是下坡路,故居然有均田制,而均田制的目的还在挽救没落的封建贵族,此在封建贵族不能不说是妥协,正如三教相争结果产生奇怪的调和论。写到这里,忽见报载胡适博士在美国“三十八州州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说"中国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即已废除封建制度",这正和桂林《大公报》曾经两次告诫读者,说香港侨胞饮茶之风,寻于晋朝的清谈,而"清谈误国",则"古有明训"云云,都是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