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名人的读书方法，相信这些文字会给你带来启发的。
名人的读书方法：廖沫沙谈读书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 、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
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
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
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
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
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
廖沫沙(1907年生)，现代作家。湖南长沙人。先后任中国新闻协会理事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作)、《分阴集》等。
名人的读书方法：毛泽东的读书笔记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赏的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这条成功的治学经验，而且坚持不辍。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这里说的多写，也就是多做读书笔记。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有以下几中形式：
内容摘录。毛泽东青年时代，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共有好几网篮。毛泽东长期保持着这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约三千字。他写信给这位哲学家，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就把读书与研究、探讨结合了起来。
标记符号，毛泽东每读一本书，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早年读的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毛笔加以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延安时期读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斯大林选集》，许多段落、章节都作了圈点与勾划。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陪伴他的一套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线装《二十四史》，850册每册都有他圈点、勾划的标记。现存中南海的毛泽东藏书，由于不少书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圈点、勾划，以至朱墨纷呈、点线交加。
旁注批评。《伦理学原理》全书十万多字，但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延安时期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毛泽东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他在《旧唐书》中《李义府传》、《杨再恩传》、《刘幽求传》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
读书日记。1937年，李达把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反复精读这本好书，并续写中断的读书日记。日记第一篇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此后，他每日认真记下读书进度。
改错纠谬。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如《南史》的《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辩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毛泽东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
评价推荐。毛泽东笃志嗜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要篇时，就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五十年代，他读到《三国志》的《张鲁传》、《郭嘉传》，向党内作了推荐。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从中得到启示，说话办事情要“多思”、“多谋”，反对少谋武断。读到汉代文学家枚乘的《七发》，他又写了千余字的书评，一起印发党内。1965年，当他读到《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又认为两人的传值得一读，在反复研读后，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毛泽东这种独特的读书笔记对全党读书学习风气的形成，无疑是个有力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