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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现人口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保持劳动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相适应;有计划地调节人的生产必须要保证人口的增长和每年的平均消费量成比例的变化;劳动人口的素质要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主体也有所不同。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人口问题;人口均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物质资料的最终决定作用要求人口的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一致。从一个家庭来看，家庭的收入调节该家庭的人口生产，但是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应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劳动年龄人口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而且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否则，“劳动就得不到利用”，进而存在过剩人口。可见，人口的生产必须考虑到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满足“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一真实需求。
二、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但是，人类自身生产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人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为社会创造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人自己生命的生产所产生的需求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又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和变革者，没有人的生产，就没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和消费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数量、质量和发展方向是与人的需要和消费分不开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社会生产概括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如果人口的生产超过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那么人口便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它会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前。
从这一认识出发，188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及如何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思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不可能协调发展，可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的调节，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要控制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协调。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
三、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人类文化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人的活动空间范围非常有限，“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与人口数量。对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的追求“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形成以家庭、氏族、公社等人群共同体为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社会没有能力为社会非生产成员提供更多形式的赡养途径，年老体弱者一般由家庭成员进行照顾。社会风险的承担主要是以个人、家庭或氏族的方式为主，尤其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始终承担着老弱病残群体的保护职能，因而是工业社会之前社会保障的基础环节。
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生产技术得到全面更新，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崭新的文明时代，人的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打破了从前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狭隘性，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更，“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牧畜代替了，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风险渐渐形成并进一步累积起来，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家庭成员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由从传统过多依赖于家庭过渡到个人与国家、单位甚至其他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政府为主体的济贫行为成为主流，个人风险由社会分散承担。资本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为补偿意外事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失，要求供给社会保障，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最大追求。“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口生产在有计划地宏观调控下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协调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完全为人类所用，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国家的公民不仅享有无需担忧的工作保障，而且其生老病死和家属的健康与生活也都享有绝对安全的保障，人类实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