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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政治论文篇一
改革开放中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浅谈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探索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更进一步实践的理论，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顺着时代的脚步扬长避短，在发展中进步，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发挥着更好的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执行者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起着承前启后，推波助澜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08-02
一、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生命线
从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指导和完成其他一切事业的生命线，可以看出它在党的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具有保证和服务的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被群众和党所掌握，并且进行了准确的定位，从而发挥着无穷的力量。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正如：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化，改革开放以来，党一直遵循着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使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时刻紧密联系，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主题能长久不衰，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继续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地位，摆正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位置，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经验与启示。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条件及历史环境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错误的意识将阻碍事物的发展，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外来思想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有些思想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极易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我们应深知在对外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仍然需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中生命线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全面科学的理解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不能夸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即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或者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认为其无用，可以取消，这是具有很大危害作用的看法，我们应杜绝。
二、宣传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主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和重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度重视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200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1月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均明确提出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也强调了这一思想。由此可见，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和力度的深厚，其目的就是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使其掌握最前沿和先进的理论，继承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再进行宣传和教育。从而达到对全员的教育和引导，使思想政治教育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前进。
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关注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系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强调正面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开放，人们思想信息的接受来源日益多样化，正规化，但同时也较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蚕食，因此，我们应正确区分显性、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隐性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隐性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消化和吸收时，特别要注意隐藏在深处的内涵和其本来面目，用专业化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性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我们得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进行全面的拓展，新时期，既要重视发挥专门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又要发挥党和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1999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要发挥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把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创建作为重要载体;充分发挥文化载体的社会教育功能;注重运用先进典型影响带动群众”。
因此，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载体作用发挥不好，再先进的思想理论也得不到及时的贯彻和落实，如果载体发生质的方向转移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保持载体正确的方向，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一种开阔的理论指导下，从多种渠道实现其教育目的。
四、防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出现偏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不被重视甚至无视的状态，由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如果在刚兴起和恢复时期价值观念方向出现偏差，后果将是直接影响我国今后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家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反思，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而教育的失误损失是无可估量的，恢复的时间也最长，最困难，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的过程。所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出现偏差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是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努力避免问题的出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高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使思想政治教育朝持续，健康，和谐的方向前进。
五、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和领域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旧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依然把工作重心放在思想政治层面，并且把思想问题政治化，一切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则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深入和拓展，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而是包含着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拓展，不仅没有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相反，从更为开阔的领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个体素质划分为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以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健康素质也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和工作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同时也要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拓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保证，因此，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和领域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条重要的可以传承下去的宝贵经验。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以推动发展为第一要务，服务中心、服务改革、服务群众，确保改革发展的方向 ，把意识力量化为物质力量，并为群众所掌握，积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动员人民群众在科学有效地思想政治教育旗帜下，更好地投身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创新、发展和不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更要凸显教育人、引导人、提升人、激励人的功能，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我们也应时刻铭记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下的社会形势，取长补短，努力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政治论文篇二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
当中国的民主主要尚停留于原则精神等理念层面，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更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输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在农村民主政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提升，农民操作民主技能的提高，这时国家力量就应该退出农村社会，为农村民主政治的自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起到“守夜者”的作用。
“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十七大报告中发出的响亮声音，也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期待。同时现代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发育的双重需求也日益凸显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重大价值。而农村民主政治，尤其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民主政治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既需要人们在实践中的创造，又需要理论界不断的总结、提炼，从而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组选择了农村村级民主政治作为研究的主题，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近三十多年来的民主发展历程及各种创新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轨迹
课题组为了研究需要，缩小了研究论域，把乡镇这一级民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的研究相对弱化，将视野更多投放于村庄这一级，以村民自治为考察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特定语境将农村民主政治界定为当下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农村普遍采用的一种村民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机制。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基本是沿着两个轨迹进行的：
围绕“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的进出”这一中轴进行。如果把国家权力在农村公共场域的运动向前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发现其运行轨迹基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的下沉、上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制度推行期的全面渗透与改革开放后的向上回抽过程。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回抽过程交织着“现代国家”和“乡村社会”两种力量的博弈，而且权力的回抽本身体现了被动性、渐进性特征。具体来说：
第一，从其被动性来看，虽然村民自治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转换的结果，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现及国家权力从农村的后撤，已不仅仅是党政领导的主观决策力量所致，而是长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演化的逻辑结果，是国家针对乡村基层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国家调控能力普遍弱化的严峻形势，对基层农民变革要求作出积极反应的结果。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量改革战略指导下，农村受压抑的经济潜力被成功释放，经济利益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又促进了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过去由人民公社政权组织系统掌握的生产经营权逐步下放给个体农民生产者，农户也逐步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经济的细胞。经济权限管理模式的这些变动必然导致国家不能再以全能主义的姿态具体管理农村的一切活动，国家行政权力不得不回抽上收至乡镇。而为了解决因“政社合一”模式的解体和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削弱所导致的整个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失范，一群农民自发创造的村民委员会组织自然而然地进入国家上层领导视野，成为国家整合农村的替代战略。
第二，从其渐进性来看，国家对农村自治式民主的发展基本经历了关注、动员、推进和规范几个阶段。就其原因来看，既因为农村自发性民主向制度性民主转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政治自发演绎格局需要国家重塑与农民的关系，并在乡村重建合法性基础来实现对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整合;还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10年中，由于国家没有有效地找到与农村自发民主的结合点而使农村民主政治进程在发展中遭到了挫折，在操作中遇到了困难。为此，国家力量还不能完全撤出乡村，还需要从政策、法律、法规的层面去规范。而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及1998年之后以不同形式发布的引导村民自治发展的相关文件，都标志着中国的村民自治还在国家整体谋划的发展框架中。
围绕“基层创新实践”展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从来都不缺乏对农村治理
和基层民主的探索者，而在他们的实践探索中，民主化作为农村治理的共同方向和目标之一，始终是激发他们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的“动力源”，也是传导农民权利本位、提升农民民主素质的“引力场”。这些探索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生活，并构建了新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
从中国地方民主创新实践来看，各地农民自主创新的实践实际上是各种因素和力量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这里既有村民自治中的某些实践方式无法再依循原有路径发展下去的现实困境，又有国家权力收缩后所带来的农民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它是社会发展和变迁到一定阶段后，遵循自身逻辑和尊重现实生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各地围绕落实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这一目标所展开的自我设计、自我控制的一种创新。各地创新虽然模式多样化，但都是对基层民主原有要素的补充和丰富。各地创新虽然模式多样化，如浙江温岭模式、河北青县模式、广东蕉岭模式、河南邓州模式，如果撇开这些模式的地方性因素，仅从其对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而言，可以说，上述创新，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对基层民主原有要素的补充和丰富。例如：河北青县模式是对民主参与的一种创新;广东蕉岭模式是对民主监督的创新;浙江温岭模式是对民主决策的创新。其实，制度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新要素的不断融入与旧要素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不管是新要素的融入还是旧要素的重新改组都可能触发新规则、新秩序的萌芽，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生长点。
当然，上述两个运行轨迹的直线式描述法，尚不足以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极其复杂、曲折、多变的演进过程，但这一分析路径至少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历程。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启示
从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不难得到启示：要实现农村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需要国家和农村社会同时做出调整。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国家政治管理模式的相应变化，仅仅靠农村自身变迁来达到农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状态显然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缺少自下而上地接应，没有农民自主自觉的民主政治追求，仅靠整个国家上层的外部式输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们仍然需要借助外在的国家力量，由外而内地引导农村民主政治有序而规范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国家力量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主要扮演“引路者”、“守夜者”、“保障者”的角色。在农村自治性民主启动的初期，国家需要发挥“引路者”的作用，这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基层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西方国家，其民主化走的是“市民社会——民主国家”道路，即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育中内生出民主自治形式，随着市民社会力量的扩大，人们按照内生的民主规则建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化的外在条件可能并不充分，但内在条件却较为完善。但是，在中国乡村，“民生”而非“民主”是历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枢纽。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①同样的观点也多次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体现出来，“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②所以，当中国的民主主要尚停留于原则精神等理念层面，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更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输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在农村民主政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提升，农民操作民主技能的提高，这时国家力量就应该退出农村社会，为农村民主政治的自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起到“守夜者”的作用。当然“守夜”并不是完全撤出，尤其是当农村中破坏性力量影响到农村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时，国家必须及时起到“保障者”的作用，来防范诸如贿选、宗族势力的干预，与村级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第二，我们也需要在一种完善的法治框架下，依赖农村民主 政治自身的探索性 发展积累制度资源。首先，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大多数政治主体的实际参与为前提。如果对广大村民来说，对诸如“民主”、“参与”这些现代性构成，还是陌生而远离的;如果人民群众还没有养成民主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解决因农村衰退而导致的大部分村庄精英人口的整体性外流，那么“无政治”可能是村庄政治中一种更为常态化的特征。所以要想使基层民主在农村真正获得长久发展的稳定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人民群 众与“民主”的熟悉度与亲和力，构建起民主制度持续发展的主体条件。其次，农村 社会本身也要不停地在问题导向与草根索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的动力。因为从政治角色上来看，农民及其基层干部才是各项农村制度的最终承受者与 实践者，所以他们相对于村庄外的国家力量而言，对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更加敏感，其反应也必然更加直接。所以进行的种种草根式的创新虽然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政府在建构与农村相关的各种制度时，至少可以透过农民的自主行为去发现制度的潜在缺陷，并从农民的反应中获得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最新信息。
总之，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只能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在今后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关键就是要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平衡国家控制和乡村自治的双边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能力建设的平衡。
农村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出场路径
根据课题组对农村调查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来看，一个特别选定的民主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多样性农村的实际需要，让所有可能性路径和因素在自然发展中去发挥综合性作用也许更符合当前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其实，从本课题研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轨迹和各地的创新实践得出的诸多结论也表明，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基本上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当然，如果要规划一条未来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路径，那么本课题组认为在考虑中国未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时候，下列路径是应当优先考虑的：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需要进行整体性战略布局。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既然是一个整体，就应该在强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各部门的衔接和整合的基础上，推进四个民主的协调发展。例如针对地方的各种创新，如果要使这些创新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进而发展成联片改革，既需要重视相关创新的制度化建设，又需要围绕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 管理”四个环节进行整体性设计、配套化推进。因为当前各地村民政治实践中创新出的多种模式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将这些改革中的“孤岛现象”发展为成片效应，这才是我们今后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问题。所以，从外部衔接性来看，一方面，农村自发性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国家政治体系在尊重民意和提炼民意的基础上，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回应和整体谋划，需要相应的国家制度 环境和政策环境为其提供政治依托，需要党和各级政府不断研究基层民主发展中的问题，出台推进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政策主张，主导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和自发创造。另一方面，学术界基于乡村主位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也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农村自治性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需要相当一部分学者真正深入农村社会去发现民主政治进程已然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寻找适应农村政治社会内生需求的发展路径。从内部配套性来看，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应停留在民主选举这一环节的单线突破，依法选出的村委会如何做好后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必须及时纳入到整体性战略思考中。因为如果村民自治仅仅停留在四个民主中的民主选举，那么这样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则是不全面的，也有可能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发展趋向，甚至有可能影响村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公信力和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当前，农民对村庄政治运作的不满主要就是由于村级治理中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没有落实到位，大规模选举中的选择同选举后的具体政治体系的运作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带，使农民有了一定的积怨。所以，必须做好村民自治四个民主环节的内部配套。
发挥农民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使农民参与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精髓。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运行需要农民选举代表组成村民委员会，需要农民自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村庄各项事务的决策与管理，需要农民行使监督权以保证村庄各项秩序的实现，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农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为前提。为此，在当前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推进中，我们要尽可能为农民提供多样化并带有互补性的政治参与渠道，如参加基层民主选举、参加村民会议、参加村务监督和管理、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等等，这些政治参与渠道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互补维度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当然除了这些常规的政治参与途径之外，我们还要结合农村实际状况，积极创新参与渠道。例如，当前不少学者就提出了发挥农民自 组织这一新型途径在农民政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中的作用。总之，只有提供了足够宽敞和足够多样的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渠道，才会尽可能缩小种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存在的空间，才能避免诸如上访、自杀、暴力抗争等方式对农村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
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安排要足能平衡不同政治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 经济的推进，原来同质同构的单一性农村社会结构已经为多元化的新农村社会结构所取代，作为单一 农业生产者的农民阶级，也不再是整齐划一的群体，多样化的 社会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在农村民主 政治 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外出打工者由于利益关联度的降低，充当了村庄民主政治建设边缘人的角色，虽然在新的人生体验中现代性有所提升，可这种现代性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那些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孺虽然是农村民主政治事实上的重要承载体，而无论是从认知意识上还是从政治需求上来看，这些人恰恰是最缺乏政治精神的群体。村组干部虽有较高政治认知，可由于他们 不得不同时处于与多种力量的博弈中，这些政治认知同样没有转化为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动力。在留守群体中女性村民又占绝大多数，可课题组成员通过对问卷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的比较分析发现，当下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虽然为农村女性主体参政拓宽了渠道，为男女两性平等参与村务决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但是在实际村庄政治运作中，农村女性主体并未切实发挥村庄政治参与法定主体的应有作用。无论是从微观上女性主体作为社会人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缺失来看，还是从宏观上社会 环境来看，妇女都因其缺乏可以利用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而常常在与男性政治主体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在未来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整合不同政治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如何发挥所有农村政治主体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有效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农村民主政治制度的自身安排是否具备满足不同政治主体不同利益需求的能力，在本课题中就是看村民委员会在实现农民个人利益方面的保障功能， 组织农民办理公共利益的协调和整合功能，代表村庄利益在与基层政权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的功能实现如何。
培育民主性政治 文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固然，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快速的 经济增长、有效的制度建构、高效的政府运转等要素的作用，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农民自身 心理素质与时俱进的提升，无论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是有效的制度 管理，都不可能持久而健康地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因为缺少主体性力量的支撑而不会维持太久。所以，农民必要的 教育水平、健全的人格及政治文化心理等素质具备与否将直接影响农村民主政治运作效果和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而这一切显然需要从政治文化视野去思考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即民主政治文化的培植、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提升、农民对政治制度运作规范的信心。民主政治文化的培植，需要在整合农村内部传统政治文化和农村外部现代政治文化基础上，发挥农民主体自身推进政治文化民主化转型的创造性;农民现代政治人格塑造需要农民在多通道的政治沟通中学会在表达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发展政治自我，在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化中批量接受现代政治信息，在多样化的政治参与中形成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理性体认;民主政治安排规范化是为了增强农民对村庄民主政治运作的信任，从而实际参与这一政治运作，形成民主的亲身体验，并于这种体验中逐步形成民主、理性和独立的政治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