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论文“我所熟悉的孙中山”，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论文“我所熟悉的孙中山”篇一
《试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摘要：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孙中山，教育思想，中国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一直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
一、孙中山对封建教育的批判
封建教育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孙中山主要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举制度具有祸国害民的两大流弊：第一，是“所试科目不合时用”。[1](P445)在唐朝科举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上、明法、明算、一史、三史、五经、三经等五十余种，绝大部分是围绕“经史”而设。至明清，则只设进士一科。孙中山认为，近代的中国面临强邻环列、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而近代的世界更早已进入实力较量和科技竞争的时代，中国必须使“农、工、商皆有学问”，“非此不足与世界相角胜”。[3](P345)。但是封建科举制取士科目的设置，却丝毫无益于“农、工、商皆有学问”，无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振兴。
第二，是“惟文是务”的士林风气造成了“废弃百艺”的恶果，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很早就形成一种“士为四民之首”，士比农、工、商贾要高出一等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以文为尚”的社会风气。隋朝废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度，至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所论内容则必须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只有熟读经书，精通八股者，才可能金榜题名，获取功名利禄。这样，科举制度使“以文为尚”的风气更为盛行，以至于有才之士，“惟文是务”。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3](P332)则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进而造成国势的衰弱和民族经济事业的不能发展。因此，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昔日科举制度的“考试材料不良”。如果审视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的上述批判，确实切中时弊。
孙中山认为，“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4](P439)，“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之一[1](P320)。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会埋没人才;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不能使“有才”、“有德的人”成为人民的“公仆”;没有考试的制度，就不能“敛抑”“群趋于官”的“幸进心”，也不能正确任用有“所学”的人。他说：“没有考试，虽有奇才之士，具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呢!”[4](P495)相反，如果有了考试的制度，有才之士就可以通过考试把自己的才能展现出来。他又说，当“求差事的人很多”，而“政府正要用人，又没有人用”时，却“不知哪个有才干，哪个没有才干”，“这个缘因，就是没有考试的弊病”。相反，如果“有了考试，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终能当我们的公仆。”[2](P347)
孙中山指出，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对国家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国家能不能振兴，关键在政治能不能改良，“政治良则国可得而治也”。如果实现了政治改良，那么“凡政治范围内诸大端，如教育、实业、交通等，亦从而振起之”。怎样才能实现政治改良呢?他说：“真才出则政治良”。[8](P151)也就是说，政治改良的关键，在于能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孙中山认为，要选择真人才，必须实行考试制度。
此外，孙中山对封建制度下陈旧的教学内容也给予了批判，认为那些教学内容与科学相差甚远。他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由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在专制时代，“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1](P51)今日“科学的知识”远远胜过昔日“古人的经传”。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应该把“科学的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他说：“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步的。今日人类的知识，和古时大不相同。今日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就这两者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他还指出，当今是“科学昌明之世”，而孔孟只是“古人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因此，决不应再以历代圣贤“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来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孙中山提出：“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都应该列于教学的内容，尤其要注重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要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就要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10](P107)
二、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减
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的主要因素，已经由劳动力转向科技实力。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孙中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发展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孙中山看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取决于人类科学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学问的不断增长。而前人和今人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学问的传播，主要是靠教育来实现的。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2](P423)1922年，他又《在桂林学界欢迎的演说》中指出：“诸君是学界中人，要知道人类为什么缘故要求学呢?求学的意思便是求知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有了知识，那个进步才来得快。我们人类是求文明进步的，所以人类便要求知识”，“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网。以后人类知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越发快。”[10](P770)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在性》中还指出：“学校之目的”，主要在于“读书、识字”，在于求“学问、智识”。所以说，“学校者，文明进步之泉源也。”[4](P224)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P21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要使中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成为繁荣昌盛的富强国家，就必须振兴教育，并且必须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首位。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把教育放在首位的思想。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大端”乃是“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而“首在陶冶人才”。[10](P559)1895年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兴中会的宗旨就是要“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而在兴中会“拟办之事”中就有“立学校以有人才”。[10](P928)1912年他又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对于“教育机关”“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有人才而培国脉”。因此，“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10](P928)同年，他《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又说：“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10](P692)《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还强调：“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2](P423)总之，孙中山在他的有关著作中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13](P429)各国的历史实践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孙中山关于教育和“学问”是立国之根本，振兴中华之道在于振兴教育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发达国家一直把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放在优先地位。“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14](P37)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国民经济凋敝，仍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发展教育事业，培育科技人才，终于换得了新的经济起飞，成为经济超级强国。当今世界，大凡搞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说明孙中山当年所说的教育是“振兴之道”，“富强之国”等等，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三、大学教育应传授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
孙中山认为，教育必须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有如此，教育才能承担起发展中国实业的大任。
1824年8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命令公布了《大学条例》。该条例的第一条就规定：大学的旨趣之一，是“灌输、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9](P10)也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中，教育所传授的应该是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孙中山历来就强调在学习中要“取法乎上”，要注重学习最新的东西。例如他在论及向外国学习时，就指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所谓“迎头赶上去”，就是指不要去学外国的“旧东西”，而“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8](P252)像外国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就不是“最新发明”，而是“旧东西”。因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决不能像学习外国的物质科学那样去学习外国的政治思想。他坚持反对在改革政治上一味地盲从附和，完全仿效欧美，认为那样“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相反，他指出，如果我们专学外国的最新发明，就能“后来者居上”，就能大大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他说：“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8](P252)例如，中国和日本都在交通上学习欧美，修筑铁路。网。虽然日本走在中国的前面，铁轨都很宽，车也很大。“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孙中山回答说：“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正因为中国建筑铁路不是学日本那样不便利的旧东西，而是“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就是“后来者居上”。[9](P342)
显而易见，孙中山认为学校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向受教育者传授世界最新的知识，而且只有学习和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使中国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这是正确的。他确定大学的宗旨之一是灌输世界日新之学理和技术，正是他的这一认识在其教育思想中的反映。同时，他把灌输世界日新之学理和技术确定为“大学”教育的旨趣，也是合理的。众所周知，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作为受教育者来讲，也只有很好地掌握了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才可能进一步去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最新发明”。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那就是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的知识，是天天进步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教育工作中要很好地实验“灌输、讲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这一宗旨，还必须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的新潮流，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建立中国的能够推动科技进步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的教育科学思想最终体现在他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设想和实施的措施上。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能够体现国民受教育权力的公平性，无论那个阶层的人民及其子女都有权力接受现代教育，而且中国政府应该对教育经费全额负担，实施普遍地义务教育制，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起学。孙中山非常重视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他认为，高等学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摇篮，职业学校是培养专业技能的基地。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必须在教育制度中大力发展观点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1、中国应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
孙中山建立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仿英美之法”[2](P376)。他相当赞赏英、美、法、日等国的教育，认为这些国家实施强迫教育，由“国家设校以教之”，是一种进步的表现。[7](P649)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对俄国的教育制度颇为关注。在孙中山看来，十月革命后迅速发展的俄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将比欧美各国进步，而且在教育上也比欧美发达的国家“更进步”。[7](P349)他说：“俄国人民所享国家的利益，……从小孩子初生的时候讲起，……譬如一个穷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养活，报告到政府，国家便有抚育费，发给到父母去养活他。到了年纪稍大，可以入学校的时候，国家便办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照他的年龄的长进，可以依次进学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国家不收费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进学校的，政府便要惩罚父母，强迫子女读书。此所谓强迫教育，要全国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读书，人人都受国家栽培，不要父母担忧”，“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8](P505)这些论述，表明了他要在教育等各个方面“追踪俄国”、学习俄国的强烈愿望。除开主张向英美和俄国学习外，孙中山还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情以及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结合其社会政治理想，在国民教育制度方面提出了不少其他颇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学校教育制度。孙中山认为，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这四级教育机构来完成的。他说：“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4](P223)他认为，这四级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系统的主干，还应该发展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农、工、商等各种专门学校，在他看来，这些专门学校都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孙中山对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论述非常多。
2、多种形式办学，中国要有几百所大学，造就几百万好学生
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一定数量的好大学。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指出：要使中国变得富强，“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学校，不可只是一个岭南大学。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10](P899)正由于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所以孙中山认为，办好大学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很多的好先生”，其二是要有“合格的学生”。[5](P74)没有很好的师资，大学就不能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有好的师资，但没有合格的学生，大学也难以培养造就出各种专门人才。此外，孙中山认为大学除由国家直接兴办，即发展国立大学之外，也可以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1924年8月，由孙中山命令公布的《大学条例》规定：“大学除国立外，并许公立及私立。”[9](P530)
《大学条例》对大学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讲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到之。”[9](P530)就是说，大学有三个任务。网。一是向受教育者灌输即传授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所谓“为主”，其涵义是指大学教育虽然必须向受教育者传授某专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但更主要的任务则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与专业有关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二是“讨究”即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与此相适应，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9](P530)显而易见，高等专门学校及其研究院“讨究”新学理、新技术，是服务于“灌输”新学理、新技术的。此外，从该条例也可看出，孙中山认为大学对新学理、新技术的“讨究”，还应该直接服务于社会。孙中山的这种观点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表现。例如，他对当时广东岭南大学用科学方法来改良蚕种就颇为赞赏，称赞该大学用科学方法把蚕种改良后，“所得丝的收成是很多，所出丝的品质也是很好”。[8](P417)该条例将科学研究视为大学“为主”的“旨趣”，并把科研与教学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注意的。三是大学还应该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各种新学理、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是孙中山一贯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学“讨究”和“灌输”新学理、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要推广和应用新学理、新技术，以促进社会“心性文明”的长进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学问、培养“智识”，“精益求精”的制造各种“能助双手生产之机械”，以求实业的发达，“此亦学校所有事业”。[4](P224)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孟庆鹏.孙中山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秦孝仪.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第二编)[M].台北：中正书局，1976.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近代史论文“我所熟悉的孙中山”篇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
提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关键词：孙中山 辛亥革命 历史编纂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底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竞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
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一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白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潋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潋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潋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激一逃。”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并非是要取消革命。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经。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国民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史家基本上是用孙中山对革命的记忆和追述来建构辛亥革命的历史的。1926年贝华所编的《中国革命史》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凡例”称：“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该书最后附有孙中山所撰的《中国之革命》(即《孙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该书就是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书的扩充。该书在叙述革命缘起、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等，均采自孙中山本人的相关言论。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各国宣告中立一节写道：“初革命军之起事，各国领事疑有排外性质，乃开领事团会议。法领罗氏，为同盟会首领孙中山旧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橥中山之名，称中山命令而发难者。罗氏于是在议席上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乃赞成之。同时军政府宣告各国领事，所有汉口外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保护。领事团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此处作者只是将孙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孙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史家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也影响到其他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34年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该书成于1931年1月，内容大部分系取之于作者在复旦、大夏所授《中国现代史》的讲义。而其体例和观点，受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至为明显。该书叙述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始于兴中会的成立。中及乙未广州之役、孙中山伦敦被难、由乙未到庚子年间的革命活动、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防城镇南关及钦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庆革命、庚戌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来叙述。书中对华兴会，只在谈及甲辰(1904年)长沙马福益事件时提及一次，对光复会则未置一词。该书主要参考书为《孙文自传》和《伦敦被难记》，内容中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关系一节，也完全采自孙中山的回忆，其文如次：“当革命军初发动时，瑞潋闻炮即逃汉口，请某国领事命兵船开炮轰击。某领事以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各国领事皆无成见，惟法领事乃力言此次革命军之发难，系奉孙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义和团可比，不能加以干涉。俄领也赞同此说。于是瑞潋之计不售。”又关于孙中山回国及当选大总统经过，也系采自孙中山个人自述，其中有言：“当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时，孙文尚滞留美国。孙文以为他可以为革命尽力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觉得当时列强可以左右中国大局的为美法德俄日英六国，美法两国是表同情于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的态度不一定。所以当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面败存亡者，厥为英国，假如英国能赞成革命，则日本不足为患矣。……”此段叙述，也基本上是把孙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了第三人称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样影响到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撰。我们试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例。李鼎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但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叙述，仍是以兴中会――同盟会为主线。比如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李鼎声说，“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在一九。五年后由孙文带到了欧洲的留学生中间。孙文先后在不律塞、柏林、巴黎开会，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响应人数甚少。孙文返日后，革命党派开始实行联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愿与孙文合作。因是在东京有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在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声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孙中山的观点。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虽推翻满清政府，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反动之封建势力于资产阶级尚未巩固其战线时，即乘时反攻，于是造成日后军阀之割据局面。”这与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为官僚武人所摧残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声由此引申的意思与孙中山不同。由于强调“封建势力”的反攻，原本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清室的反叛，被描绘为一种投机革命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总之，孙中山所建构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不同政治派别对孙中山“革命史”话语的接受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应该承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有意识的对历史编纂的控制和操纵，乃至利用和滥用，学者如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有可能会歪曲历史。清理辛亥以来关于辛亥革命的各种记忆和想象，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走进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