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在河南，灾荒总是来来往往，不绝于书。翻看抗战时期的资料常常会困惑，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水灾和蝗灾？但是1942年的灾荒来得格外突兀。看《河南文史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带有恐怖色彩。豫西的巩县是个穷困地区，那里的刘庆昭回忆，夏初，是旱情最严重的时期。从阳历4月开始，一滴雨都没有，一直持续到9月，出现了异象：平时欢实的鸡和狗都一丝声音全无，井水和河流一起干枯，树叶也掉光了。夏天的麦苗长不到一尺就彻底干枯了，田地开始干裂，收成毫无指望。以黄泛区的许昌、扶沟为中心，周围十几个县开始往省政府报灾，可是春季禾苗茁壮的景象还留在省政府官员的脑海里，当时任河南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后来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回忆，省政府觉得是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双方公文往返，就是没有人下乡勘察。1940年，河南出兵出粮，都属于全国之冠，省长李培基和粮食局长卢郁文都受到过嘉奖。现在，他们不肯立即将灾情上报中央。
就在河南省的决策尚未出台时，更大的蝗灾降临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相似，蝗虫的起源地是被日本占领的河南西北边来的，来势突然。土黄色的云彩飘在天空里，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在上空盘旋，耳听到嗡嗡声，就在人们猜测议论的时候，这朵“云彩”下落了，有选择地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本来河南部分地区到了秋季下了点小雨，夏禾已败，人们都指望初秋种的庄稼能够救命，可是蝗群毁灭了大家的幻想。有人抓住蝗虫研究，这些蝗虫很多是雌的，全身土黄，很长，有6厘米，飞行时，大腿收拢在身体两侧，呈流线型。蝗虫吃完了庄稼就产卵，七八天后，千百万黑色的蚂蚁样的蝗蝻出现了，它们集聚在一切绿色植物上，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一个县一个县地飞过的蝗虫开始吃一切食品，包括不能吃的窗户纸和墙上的对联，甚至草席，吃光了若干个县城。不少老人惶恐地说：老天爷要收人了。
灾荒造成的饥饿几乎转瞬就到。大户人家还有储存的粮食，贫民和流浪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灾民。一个个村庄开始找可以充饥的食品，许多食品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各种味道苦涩有毒的野草，麦苗还是珍贵之物；瓜子皮、核桃皮就比较难以消化了；抢收的是树皮，尤其是榆树和柿树，据说里面含有油分；再就是不能食用的红土和白土，包括旧棉絮。1943年初白修德到的时候，发现废弃的村庄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人影，再就是用菜刀和剔肉刀揭树皮的人。“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统统被揭下皮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成当柴火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征粮减少了吗？不幸的是，没有。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这一阶段，显然还想把努力放在配合作战上。从当时出版的《河南政治》上找到一篇文章，正值灾荒之兆初步显现的时候：1942年7月，李培基抗战五周年讲话《吾人应有之忍耐和努力》，主要展望了一下战局，“今后一年当为战局之转捩期间”，“相信同盟国开始主动的反攻日期，即西方纳粹与东方日寇开始崩溃之时”，鼓励第六年抗战，并提到“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措施有以下几项：一、把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二、详细调查各县户口，并分为四类：充足之户，自足之户，不足之户，待救之户；三、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奉令将本省征实征购减为200万大包，并令召开会议议定，缓征了30余万包，到1943年麦收后再征。并批准拨借一部分维持粮（实际上1942年的军粮征购自5月底启动，早已完毕，减免没有意义）。四、决定救灾的办法。
不安宁的重庆
李培基是在哪一天面见蒋介石陈述灾情的？史实已无法考证。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事后称，他去中央申报河南灾情，因为李培基没有如实申报，他的申报反而被中央训斥了，军政双方为此结下了怨恨。
后期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李培基的犹豫和糊涂。正是这种迟疑，使河南错过了报灾情的最好时机。当时河南的地政部长李敬斋后来在《春秋》杂志上回忆，蒋鼎文确实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要求用这些粮食去救济灾民。军队希望政府迅速从外地调拨粮食。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找何应钦，也汇报了河南的灾情，可是何应钦说得也很肯定：灾情不能随便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的。10月份，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来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在密县召开了一个灾情报告会，省政要员及各县都派代表参加。李培基在赴会途中传话给代表们，叫他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有参与者回忆说：“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之后，在河南军方宴请的筵席上，张厉生曾当面质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全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捋脖旱！”（当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看过《温故一九四二》的人会知道，刘震云是有阐释历史的野心的。这种野心同样体现在了影片里。但是正如民国史专家黄道炫对刘震云的批评——《温故一九四二》表现出刘在阐释历史方面不够内行。也许这种不够内行延续到了影片中，使得出现种种史实的瑕疵。当然也可能由于应付审查的原因，导致不得不这样拍——比如李培基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进了政协的，属于“开明人士”，如果影片把其刻画得丑陋，就是一种“翻案”，不容易通过审查.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孟县 95121 禹县 151028 长葛 58802
潢川 37392 荥阳 30347 尉氏 29654
新郑 34353 密县 34593 广武 15875
汜水 14306 许昌 183472 鲁山 13822
临颖 79715 襄县 118433 鄢陵 108498
临汝 36446 宝丰 11539 郏县 34458
郾城 40835 叶县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沟 44210 西华 51989 商水 25899
项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陕县 19100 偃师 7916 总计 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