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我十一岁时,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看着我不停震颤的腿,还有身上一块块化脓的褥疮,他对妈妈说,这孩子十八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生走后,妈妈对我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得医生的话,但我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于是我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因为书上说,痛苦的时候都咬牙坚持。现在想来,那时候我真的很可怜呢。
我十八岁的时候,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得意,说,你看我说的对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
可是我的病情加重了。1976年12月22日,我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此前医生对我的病情并不乐观,他们说了我会死去的几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感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死去的症状。
可我依然活着。
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我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有病装没病,有残疾装没有残疾。
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我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指甲从来都是及时修剪的。即使病在床上,也要挣扎着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成伯伯,我童年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说,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还是装得像没有病、没有残疾一样,我让自己忘掉不幸和痛苦,虽然很痛苦,但我知道,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必须有耐心地活着,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
我一直努力做一个真正坚强乐观的人,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因为我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因为我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了,所以,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就要好好地活着。
我有快乐,也有烦恼,但是别人很少见我烦恼的样子,我自己早就学会了排解。我让自己真诚地对别人微笑,不让自己因为病痛而变得古怪和叛逆。我从不这样想问题——为什么我有病而别人没有。病痛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把这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其实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或不幸,就好比出门遇到一座大山,你不能抱怨,只能想办法翻过去。面对困境抱怨是最无力的语言。我伤感但从不绝望,苦日子能过,好日子也能过。我让自己豪爽直率,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但是我会检点或拷问自己,让自己正直正派大气。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代我就有了很多朋友。开始写作后,我却常常给自己制造孤独,因为我必须安静地写。我喜欢很执著地做一件事,比如写长篇时,我会一连几个月不下楼。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不喜欢出去吃饭,我愿意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吃饭。在饭桌上,我和他们喝酒,黄酒白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大笑,那会儿我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
大家走了,我又回到我的书桌前,或是躺在床上,翻开一本书,或者一本又一本,也许会趴在桌前发疯似地写,想止也止不住。要不就打开计算机,我很少关机,而让它保持休眠状态,这样开机后立刻就能工作了。再后来,我就困了,去睡觉的时候很多次就看见太阳出来了。有一次,我在桌前坐了一夜,早上又去赶飞机。在飞机上我的腿很凉很凉的。空中小姐给我一床毯子盖上,我觉得很温暖,就睡着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草褥子上,盖着一床有太阳味的被子,暖洋洋的……
我有时候也幻想——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哪怕受更多痛苦,但毕竟是活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