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秘传现世：九兵兵史（完整版）》
彩虹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阴谋、杀戮和斗争。世间的乱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透过表层伪装，战士能够看清真正的敌人：是的，那是人类的老对手——灭绝者及其奴仆！六次文明毁灭的伤痛，还铭刻在不死战士的记忆中，华夏修道士的传承，今天终于到了解密的时候……值此第七届文明的最后关头，朋友，该醒来了！
本文根据《把人民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听和满老人讲“九兵兵史”》帖子整理，是完整的收藏版。作者从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出发，详细论述了剥削与反剥削、奴役与反奴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灭绝这场亘古斗争的根源，许多信息属首次披露，是继《启示者：地球“异次元战士”——佩伭》之后又一篇重要参考资料！对于读者建立宏观视野和思维参考框架深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华夏修道士灭绝者 奴仆 人类之敌 第七届文明 毁灭 斗争 九兵兵史和满
注：本文因故无法在新浪博客登出，阅读请下载全文 http://t.cn/aRokwM2011年8月16日彩虹敬告。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a70610102drl3.html
附：和满老人《九兵兵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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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老人：
正好有网友来信，提出两个问题：１、能否学习“九兵兵法”，２、非武装人员，学兵法干什么。对此，我做公开回复：
1、我已经在讲解“九兵兵法”了。“上兵伐谋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人间正道”，也是“上兵兵法”------“九兵兵法”万年来皆适用，并未被时代淘汰。传统的，未必就是落后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毕竟时代在发展，在民智已开的当代，“九兵兵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２、“非武装人员，学兵法干什么”？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可以一直追溯到“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我提醒一点：任何战争的胜负，都是“总战力”决定的。假如实在弄不清楚，兵法对非武装人员有什么用，那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思考。无论在社会生活中哪一个领域实践，最后总是可以发现兵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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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所受的历史教育，华夏是上古“第二”战区。那时的战区序列是自西向东排列的。华夏战区与第一战区是以大海为分界线的，但圣女被接走时，华夏战区人口并没有扩张到边境，日本、朝鲜当时是“三不管地区”。华夏战区与第三战区有一个分界点是喜玛拉雅山，其它分界点我现在说就不好了，会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其它战区具体是哪里，我也不明确，因为我没有那时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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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乙型修道士"是一个硬性标准。"纯正乙型修道士"意味着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即“真功”。现在有，或者没有，本人无法下定论。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从汉朝起就没有"纯正乙型修道士"的记载，只有某些技术残片的记载。
没有甲乙型配合，假如甲型需要，理论上可以“由道推兵”而拥有乙型类似、甚至同样的技术。东周时期，“九兵外泄”，甲型中的一些已经掌握了“兵法”。以后讲“十位军人介评”时，会讲到“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的风格，很象甲型。暂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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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上古末期，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各个战区先后都出现了“强族老祖母专政”，“母系强族”逐渐取得对“男人”及“弱族”的支配地位。“强族老祖母”们根据前夏情况，提出“强族老祖母专政合法性”及“修士团不应干涉母系专政”。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剥削阶级合法性”的问题。面对这种现实问题，修士团内部意见不统一，是对现实问题分歧的开端，此前纯粹的学术不同意见也存在，但不影响团结。很遗憾，当时大多数修士们对此无法判断对错。
"第四战区"产生"意见分歧",传承只说是“对社会资源投入的不同意见”。但我个人估计，其中可能有“权力斗争”。"第四战区修士团"从圣女被接走以后，由指导者逐渐演变成了社会最高管理层，全面介入权力，在“老祖母专政时期”的现实利益划分中，是“老祖母阶层”之上的阶层。“修道士”并不等于“神界生灵”，权力会导致腐化，在“千年一堕”的大背景下，几千年垄断最高管理权，且缺乏监督，我就不信他们能完全不腐化。假如他们社会能施行毛主席倡导的“人民民主”就好了。
华夏战区商朝末周初，修士团发生过惨烈的内部斗争，原文已述。华夏战区修士团一直未全面直接管理社会，但“阶级问题”不确定，在社会经历“母系专政”、“父系专政”、“男女平等”三种社会交织、更替、混合之后，最后还是出现了“助纣”与“助周”两派现实中的厮杀。可悲的是，“助纣”的惨败了，“助周”的也成了阶级社会的俘虏，都没好下场。
现在，我们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比较一下“前夏社会”与“强族老祖母专政社会”，对那个问题就清楚了：老祖母们错了，虽然两者都存在上层与下层，“男人”都是下层，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在“强族老祖母专政社会”中，男人们没有人身自由，弱族在生产资料划分上听命于强族。所谓“男人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但有一定的人身安全保障，按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农奴”。“强族老祖母专政社会”是阶级社会。“前夏”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农奴制”的水平，圣女能制造新的生物物种，还要农奴干什么？要农奴还要浪费精力灌输农奴制意识形态，要防止农奴造反，得不偿失。“前夏社会”不是阶级社会。
即使我对“强族老祖母专政社会”与“前夏社会”比较分析不对，我们今后也可以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衡量对错：反正搞阶级压迫就不好，搞人民民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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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分析方法，现在中国国际形式并不复杂，对我来说“内”是劳动人民，“外”是反动派，不存在“攘内”，只存在“打倒反动派”。既然您也认为是“表面”平稳，请问这种“表面”还能维持多久？对方现在就在猛取栗了，何需“火中”？在“表面”过后，栗取完了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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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之人 ：
我对四学修道士的一点分析，前辈见谅
第一战区是美洲大陆和太平洋东部和中部。中心在今天的中美地区。文化地域呈点状和条状分布。
第二战区华夏战区。西到乌拉尔山伏尔加河黑海地区。中心在夏。文明辐射状分布。
第三战区是西亚东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印度次大陆和澳洲地区。中心在恒河上游。喜玛拉雅山麓南侧，文明是集中存在的。
第四战区是地中海和欧洲，非洲。中心在埃及。文明块状分布。
那么，今天这些战区有远古四学的传人吗？
第一战区已经被第四战区的后人占领了。至少至今没有公开的文明传承显示。
第二战区（我们）在艰难的复兴。
第三战区应该是上一次与灭绝者战争决战的地方。（今天的印度。）第三战区屠学的内乱，是某些隐藏的伪装无灵灭绝者奴隶发动的。妇好的死也应该与此有关。
第四战区的分裂大概是由于一部分人向东北，就是今日北欧地区。向西南，就是非洲的几内亚湾地区。因为中心没有地学人才，所以撒哈拉进一步恶化。一部分到北欧的人，后来又返回地中海北岸。分裂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四学者争论那一学，为主造成的。去东北者强调地学，去西南者强调人学，埃及中心则留下了强调天学和屠学的人。
后来，因为天学与屠学缺少人学的调和，在外延上有很多的冲突，屠学修道士离开了埃及，埃及随之衰落。这些屠学修道士后来发展成一个民族，就是后来的犹太人。另外，屠学修道士并未仅仅局限在自己后代中选拔，他们与北欧返回的地学修道士结合，共同创造了瑰丽的地中海文明。所以，恺撒一定是一个甲型屠学修道士。阿喀素斯也应该是一个乙型修道士（特洛伊时代），还有他们发明了弩炮，攻城车，马其顿方阵，等等，都是屠学修道士与地学修道士结合的伟大结晶。
地学修道士的工作，是将人的精神物化，因此，戏剧化的表现力一直是地学修道士钻研的内容。因此，除了追求建筑的宏大华丽之外，他们还更追求内在思维的表现方式。戏剧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其次，在记录历史，引导未来的工作上，他们都始终保持着戏剧化的传统风格。
基督耶稣的出现，有着非常明显的戏剧化风格。
基督耶稣同时代的人大多数离世之后，修道士结束了以色列帝国。开始了外邦管理第四战区的历史。修道士隐居在散落各地的犹太人当中，就像唐朝开始的华夏战区的修道士一样，开始通过控制资源，来控制战区内的平衡。
阿拉伯文明的诞生，是屠学修道士的重出江湖的巅峰之作。在统治阿拉伯世界数百年后，屠学修道士和地学修道士再次选择隐居。圣女贞德大概是漫长中世纪欧洲唯一现身的屠学修道士。
蒙古人出现了。横扫二，三，四战区。
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地学修道士再次出山。达芬奇肯定是一个地学修道士。
基本上，犹太人的中心控制者仍然是掌握总体均衡，因此从文艺复兴开始至今，第四战区的修道士后人基本上控制着该战区内的善恶均态。
在蒙古人时代以后，这些控制者开始寻求与其它战区联系，才有了大航海时代。郑和大航海也应该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寻找其他修道士。但郑和未必是屠学修道士，应该是人学修道士。
也应该是相同时代，第一战区的修道士全体向太平洋深处挺进，去寻找其他修道士。他们在复活节岛留下巨大的标志，这些修道士应该没有返回美洲大陆。失去修道士的美洲大陆文明急剧衰落。一些修道士到达了日本，就是早期日本文化的先师。到达日本的主要的是地学和屠学修道士的外围弟子，少量的真正的修道士应该及其隐秘的继续修行，从未出山。这些外围弟子形成了一种四学的次生文化，每次进攻中国，并不知进攻的真意，是寻找。
发现新大陆，使第四战区的修道士也控制了第一战区。康熙重新收回西藏，恢复了华夏第二战区的基本版图，此时印度也出现莫卧儿王朝，第三战区也主体统一，因此，16，17世纪，是修道士重新控制世界的时代。
文艺复兴之后，四学修道士在欧洲纷纷现身，那些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战略家，战术家，政治家，都是修道士。然而，真正的统治者和高级修道士依然隐身幕后。
再经过300年左右的准备，修道士们终于迎来了老神大祖。
如今，第二战区堂而皇之是老神大祖的领地。九兵身居庙堂，许多华夏历史资料的披露，说明华夏大地上的天学和人学大家已经或即将出山。地学一直是华夏后人隐藏最深的学问。但是该有的，从来没缺过，说明我们的实力。
第三战区与其他战区不同，第三战区的修道士出山，都是最终成为领袖。圣雄甘地是天学修道士。穆沙拉夫是屠学修道士。
第四战区的屠学修道士已经全部转至幕后，沙龙以前的以色列总理都是修道士，阿拉法特当然也是。第四战区善恶对立的戏剧演了5000年。只有中世纪黑暗是真正的堕落。第四战区也是靠这种办法保持了修道士的活力。
在南非的曼德拉的战友奥立佛·坦博应该是一个天学修道士。这是5000年来第四战区天学修道士首次现身世界。
有一个确认第四战区修道士的办法，就是那些名副其实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不是修道士，那些声名如日中天却没获奖的，如列夫·托尔斯泰，就一定是。还有那些名不副实的获奖人，如丘吉尔获得文学奖，爱因斯坦获奖却不是因为相对论，还有好多科学奖项都没有颁给真正的发明者，这些人都是修道士。
美国自华盛顿之后，就没有屠学修道士。反倒是地学修道士开始喜欢屠法游戏。游戏终究是游戏，和职业屠夫的工作性质有天壤之别。
目前，第四战区善恶对立的戏剧性冲突，已经成为全球修道者的共识。这是增加活力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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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老人：
天涯之人，您给我很大启发。
我曾困惑：为什么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优秀的人极推崇毛主席。例如美国原版的《世界一百位伟人》封面唯一的伟人教导是毛主席的教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一般学术原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教导很好，但也不至于成为唯一吧？又如，毛主席不是穆斯林，很重视伊斯兰教地位的巴基斯坦领导人也极推崇毛主席。甚至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领导人，也极推崇坚决反帝的毛主席。假如，是毛主席生前，人们因为现实需要吹捧吹捧，表示表示，不奇怪，但毛主席去世之后，他们仍保持公开崇敬，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政治信仰，不顾现实利益。这就有些奇怪了。
以后吧，假如我还能等到那时侯，我希望能把全球各种远古文化残片拼出个“远古文化总图”。修道士，就是远古文化的一种载体。但现在不行，现实问题太严峻，例如，渭河的水质已经达到最高污染级别，池塘里的鱼跑到渭河里竟然被毒死了。反动派越来越穷凶极恶，主观心情与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做那么大的学术课题。
对于：“我们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先把社会区分成合理的小社会。不是单一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要在大的复杂的社会权利关系中区分出几种基本的权利关系。并且找到这些权利关系和谐共存的规律。然后，是次一级的，再次一级的，再再次一级的------”
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自上而下”分区，即会导致上层由分歧到分裂，又不能完全符合人民利益，最后大家都倒霉。我还是认为“自下而上”，上由下生，平等互利，自觉自愿组合的“人民民主”好。
是的，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不一样，王夫之的思想与朱熹不一样。儒家本是开放的。我们从《论语》问答辩论式教学方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论语》中有些观点不好，但不能由此否定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比填鸭式教学好。
儒家在先秦时代指的是平民或低级贵族人本主义伦理学家，他们试图为变化中的社会提供一套“价值体系”，其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国人暴动”时期，其共同特点是都坚持西周时的基本伦理观念：“仁义礼智信”。由于阶级出身卑微，他们在周朝的教育体系中未能受到良好的官方教育，缺乏“实证体系”训练。但“价值体系”与“实证体系”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判断的是“好坏”，实证体系判断的是“对错”。缺乏科学技术训练的人，并不等于其价值观就“坏”。“仁者爱人，义者益也”，我认为挺好的。我们从实证角度看一下“五常”：在我现有的认识中，古今中外所有文明，生存发展，都不背离“五常”，可以说“五常”是人类文明的底线。
毛主席是位很辩证的人，但当年批孔时未还“五常”真面目，有其深意。我以后在“威虎网”讲《大乱大治，百炼成钢》将讲到这个问题。我建议以后的小学教育，使用启发式教学，把“五常”与“三字经”列入教学内容。但要注意，西周时“礼”的内涵，与后世不同。
利用儒家搞“忽悠大创新”，董仲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一次“忽悠大创新”，是战国时代的齐鲁贵族统治者。
此前，孔子不算什么，在春秋后期，象他那样先被利用，后被抛弃，奔走诸侯，不被认可的社会下层人士，多着呢。由于先秦儒家人本主义价值观，符合人民的利益，儒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战国时代，各国已经不是“争霸”，而是试图“吞并”与“自保”，法家、兵家从实证角度，迫切要求“社会功勋制”。“社会功勋制”对“血统制”构成直接威胁，为齐鲁贵族统治者们所敌视。亡国需要时间，下台就立刻失去即得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利用儒家的威望，把“价值判断”与“实证判断”混淆，维护“反动血统论”，用儒家排斥法家、兵家。
结果，齐鲁贵族统治者们继续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然后齐鲁亡国。
第两次“忽悠大创新”，是汉武帝。
汉武帝需要打击其它势力扩 充君权，但秦始皇那种赤裸裸的做法，已经为广大臣民所反感，他需要意识形态，来说明他那样干“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才能如愿以偿。于是“大忽悠”董仲舒就被重用了。“仁义”是价值判断，“什么社会制度，有助体现仁义”是个实证判断。由于儒家的教育背景原因，儒家对这个实证判断五花八门，甚至希奇古怪。有一些儒家狂热强调“父权、君权”，例如，孔子。这即使对受过正统的西周文化教育的人来说，也是挺奇怪的。孔子狂热强调“父权、君权”，可能与他从小缺乏父爱造成的心理缺憾有关。还有一些强调“民权”，例如，孟子。“民权儒”被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认同，其学说广泛流传，直接扼杀，扼杀不掉。董仲舒利用了这些儒家的观点，弄了一套“三纲五常，罢黜百家”，就是宣扬“奴性服从老大，就有好日子过，除此之外，全都该死”。在先秦时代，“纲”是“为榜样”的意思，三纲本来是约束“君、父、夫”，争取弱势群体权利的，结果汉儒偷换内涵，完全颠倒。但董仲舒还不敢太露骨地把孔子称为“圣人”，只是让孔子这个缺乏父爱与教育的可怜孩子，披上“文化精英”外衣。
结果，汉武帝劳民伤财闹了一通，功勋却远不如秦始皇，晚年忏悔，已经晚了。先秦儒家“聚义堂”，成了后世儒家“忠义堂”。华夏人民的“理性”被扼杀，华夏文化被全面摧残，华夏族的“民主复兴运动”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人民性、革命性”逐渐被华夏人民视为“异端”。
毛主席在批孔同时，推崇孟子，因为《孟子》中有民主思想。
第三次“忽悠大创新”，是朱熹。
此前，唐朝广泛采用科举考试，吸纳听话的儒家知识分子做官。在武将豪族被儒家官僚逐渐排斥出中央政权的同时，唐朝在逐渐腐化。安、史起兵，儒家官僚们只会逃跑，毫无能力保卫人民，后来还是郭、李这些曾被歧视的武将出来拼杀收拾。
朱熹时的南宋儒家官僚集团面临两个“最可怕的问题”：
（1）南宋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黑暗专制，人民越来越对南宋政权不满。朱熹自己参加过镇压人民起义，深切感觉这点。
（2）岳飞等武将被打压迫害后，南宋军权落入儒家官僚集团之手，但儒家官僚军事水平有限，被将士们瞧不起，且有唐朝先例，故而军心惶惶。
于是，朱熹提出“理学”，其核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帮助军民“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其中“天理”可以是“忍”，可以是“GDP”。可以是“外汇储备”，但不能是“民族、民权、民生”，不能是“扶助农工”，更不能是“共产革命、人民解放”，否则，军民面对现实，肯定不能“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于是宋儒把孔子尊为“圣人”、“万世师表”。“看，孔子就是比孟子水平高呀，不讲民为贵，狂热鼓吹服从”。当然，这不妨害朱熹自己娶小老婆男欢女爱，反正本来就是忽悠嘛，自己不用相信的。
在此之前，华夏人并不讲灭人欲。大唐豪放，举世文明。汉朝有写实主义女人体的铜灯台，足以与一千多年后西洋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品媲美。当时朱熹因为搞得很露骨，军民很反感，南宋皇帝只得把“理学”宣布为“伪学”。但伪儒们与时俱进，终于在明清取得了理学的崇高地位。
结果是伪儒们“人欲天理”一起灭，自己逍遥快活，华夏人民的“人性”被严重扼杀，落入精神病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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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瑞被贬至海南岛，在“东坡书院”翻看藏书，才发现宋版《孟子》中有一句明版《孟子》中没有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海瑞震惊，后来在海南岛到处乱讲，直到今天，很多老海南人还知道这件事。可能海瑞当时心中骂到：“TMD，原来那群鼓吹圣贤的精英全是瞎忽悠，我还以为他们自己灭了人欲，存了天理呢，难怪我这么倒霉。”由此可见，当年的《海瑞罢官》不符合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前，还不懂“民、社稷、君”孰轻孰重，在一群骗子当中，他也做不了多少利民好事。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剥削阶级中的清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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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蛮横不奇怪，我以前很少讲民主的。时机不成熟，讲了也白讲，我以前讲的比较多的是“强”、“战斗力”、“逻辑”、“实证”、“时间”、“空间”、“干掉”。无论新老朋友，目前时机已成熟，让我们一起学习、锻炼、探索“毛式民主”！
天涯之人：
关于灭绝者的一点看法：
灭绝者应该是饿鬼道升起的魔。
既然人类甚至天上的男神女神都要和灭绝者作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个灭绝者的身份。
佛经，圣经上都提到过最后的诱惑，这是这些觉悟者在最后修行阶段必然面临的考验。这些魔不是低级的心魔，而是实实在在的魔鬼。
但是，我觉得灭绝者似乎不是一个具有强大能力的，可以诱惑那些圣人的大魔鬼，只是一些魑魅魍魉，真的，根本上，不会对心灵的发展有真正的吞噬能力。
佛经上讲的大魔鬼是神道欲界天他化自在天的大魔王，此届众魔，相视成淫，法力很大。而灭绝者似乎必须通过中阴阶段，才能对灵魂进行吞噬。显然，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福报的恶鬼。既然，只是一个饿鬼，消灭它的方法有很多种，为什么没有消灭？显然，这一次波动引起了天地间很多神灵和阿修罗的兴趣，开场拉的架势很大，其实，对手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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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老人：
假如那样,最可怜的是修士团的修士们：全团积极备战了上万年,结果对手只是个警察叔叔经常遇到的小混混。我们正走在大道上，问题只是个别。
假如那样，如何解释下述两个问题：
1 大洪水前就出现的“毛公山”。“毛公”亲自来解放人民，为什么？
2 目前，从“生存环境”、“高科技成果潜在误用”、“毁灭性战争”看，地球人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你说要复兴远古华夏文明，总得先弄出华夏文明的总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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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除了灭绝者吞噬这种情况以外，灵魂是不死的，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杀死灵魂。所以我们认为灭绝者极邪恶。但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传承这样认为，我无法对此实证，您能否实证自己的观点？
假如我们都无法实证自己的观点，不妨暂时求同存异。管他灭绝者是什么，反正美帝、汉奸反动派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地球众生生存，我是地球众生中的一员，我就争取把他们干掉。我可能头脑简单了点，但我这么想不能算邪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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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局毛主席早就安排好了。这个大布局比“谁领多少兵打哪里”要大很多。讨论不讨论，都是这样，未来的发展，基本也已经确定了。毛主席要到达目标，谁也阻挡不了。过渡阶段具体怎么办，“斗败格格巫计划”就是一个建议。我已经公开了。
今后每一阶段，包括过渡阶段，都需要群策群力。“人民民主”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可以不断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群策群力需要习惯批评。我前文中有好几个错误。希望有同志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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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改造社会”，而不是“抓坏人”。新中国成立时，枪毙恶霸，只不过是履行国民政府没履行的管理职能。恩格斯一直是资本家，成为工人阶级领袖之后还是资本家。假如把共产主义按“抓坏人”理解：“恩格斯是资本家，是坏人；马克思由资本家提供的劳动人民血汗生活，也是坏人；工人受坏人雇佣，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坏人；农民给坏人们提供衣食，也是坏人。最后，只有官僚们最干净，官僚们是唯一好的、革命的、进步的，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刘同志搞运动，不就是这样“上纲上线”的嘛。
“姓资姓社”不是一般资本家决定的，但人要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治国者，没有为人民提供一条“人间正道”，人民是受害者，能怪受害者嘛？
“资本运做”的结果是“经济泡沫”，“经济泡沫”越大，破碎时社会震动越大，等中国经济泡沫破碎时……。所以，索罗斯对我来说是自己人。共产革命要玩，就玩大，扣扣缩缩，只能去搞“改良”。
在“人民民主”社会，厂长与劳模都是民选的。假如劳模与厂长有不同意见，可以一方面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定前提下，先服从命令，另一方面在厂内“四大”，群策群力，共同讨论。不能达成一致，就扩大“四大范围”，把其它厂的劳模、厂长、普通工人、各方面专家，也拉过来。假如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中一方对，而另一方还是不服，可以请调。
不仅劳模与厂长有不同意见，可以此法处理，同单位各种不同职务劳动者之间的不同意见，也可按此法处理。“鞍钢”当年在此实践中，已取得很多较好的效果，在这方面马宾同志比我有经验。
从短期看，这种方法，不如“厂长负责制”效率高，但从长期看，这种方法效益高。在中国废除“鞍钢宪法”之后，日本丰田吸收了“鞍钢宪法”中许多可为资本主义企业所用内容，进行管理改革。丰田集团现在每年收到上百万个来自基层的建议与意见。日本是资源短缺国家，许多材料都需要进口，丰田车为什么价格那么便宜？关键就在管理。丰田早已实现“无仓储管理”，许多长的工人长期工作时间每周不到30小时，多生产了也没地方放，剩下时间，就讨论、学习、玩耍、陪老婆逛街。不能怪日本人现在瞧不起中国人，“宰卖爷天的败家子”谁瞧得起？
从局部看，仅仅提高了一个厂的长期效益，从总体看，提高了一大群参与者的国民素质。只要很多厂都使用这种方法几年，国民素质就能明显提高。GDP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本来就是很落后的方法，连世界银行都已经淘汰了这种方法。GDP没国民素质可靠。
不是反动派想改良，就真能改“良”的。而且反动派会相互揭发，帮助我们做国民教育。这要感谢毛主席。暂不详述。我争取一个月内，帮助我这边的一些老朋友正确理解“文革”。我要帮他们真正理解“人民民主”，而不是“听话”。到时，我会讲到《大乱大治，百炼成钢》的。
我补充一句：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社会主义是地球生物的希望！
我本来在网络上查找，历史上地球生物大灭绝情况，后来看到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Aug/950983.htm。我哭，救救地球生物吧。
我坚信共产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本人前文中的四个错误。
1、列宁的哥哥是被沙皇杀害的。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责怪沙皇，反倒因此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杀害沙皇全家不是列宁的指示，而是斯大林的命令。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1887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同年5月20日被杀害。受到极大震惊的列宁从血的教训中增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并坚定地说：“我们不走这条路”。列宁后来创造了“灌输”、“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断革命”这些建设新社会的方法。共产主义者不忽视暴力，但假如暴力使用不能有益建设新社会，这种简单暴力使用不仅对共产主义无益，反倒是有害的。许多人会因此认为共产主义者是一群杀人放火、草菅人命的狂徒。反动派是不择手段的，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反动派会教唆一些幼稚左派使用对共产主义有害的暴力，甚至会制造恐怖事件，再栽赃于左派，为中国人民解放自救，回归社会主义设置障碍。对此，我们不得不防。
2、孔子的母亲不叫“颜征”叫“颜征在”。由于三千年父系专制，人们普遍忽视了“孔母”的作用。孔子的思想总结出来三点：“五常”、“启发式启蒙教育”、“极端专制思想”。其中前两点是儒家共通之处，都是西周国民教育内容，“极端专制思想”恰恰是孔子自己弄错的部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创新对了，但此创新的基础，仍是“五常”与“启发式启蒙教育”。
华夏文明这三千年，是逐步衰落的，但延续三千年，都没灭亡。其它古文明都灭亡了。我们与其感谢“孔孟”这二位“圣贤”，还不如感谢“孔母、孟母”这二位先秦时代的平民妇女。
由此可见，国民教育对文明多么重要。新制度的建立与维持，都需要一定数量质量有相应文化的人。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正确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回归社会主义，那是永远等不到的。但回归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必须争取大多数中国公民能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下游厂商购买的上游产品中，包括了上游资本家的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量等于“总资本利润-资产阶级个人消费”。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典型市场特征的产业市场化，在货币币值不变情况下，仍会存在“总供给大于总供给差额”，但这个量在征收高额累进税之后，就变得很小，完全可以纳入计划，用货币政策处理。所以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有市场存在”会动摇“计划经济”。郎咸平同志对此可以算得更清楚。
4 、“大鸣大放大字报”。遗漏了个“大辩论”！假如没有“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操作得好，也仅仅是下层对上层施加压力，上层“为民做主”，操作得不好就是“武斗”。“人民民主”必须有“大辩论”。全民各阶层、各领域：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求同存异、讨价还价、平等互利、共同提高水平、才是“人民民主”。由于后世伪儒两千多年不断把专制主义贯彻到了家庭教育中，由于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填鸭试教学”，“辩论”这种人与人的自然关系，反倒成了奇怪的事情。要熟悉辩论，否则我们永远实现不了“人民民主”，地球文明总是不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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