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观察,基本规律是三十年一变,而且“逢九必变”。按这个逻辑推论,中国未来的三十年必有大变。
为什么?这是不是历史的宿命论?
不是。因为一切社会的变迁,都是由其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决定的。变化是必然的。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经济有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持续三十年平均增长接近百分之十,这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以致有“中国模式”之说。其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就两点,一是“外向型”,主要靠出口拉动,外贸依存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六;二是低价值工业化模式,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收益。充当世界工厂,把产品卖给世界,把污染留在国内。这种低价值工业化模式之所以难以为继,之所以必须改弦易辙,是我国资源消耗不起,环境污染不起。
据统计,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特大城市,有七个在中国;世界排碳总量为七十亿吨,其中三十五亿吨在中国;中国水体污染已经极为严重,九大湖泊,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五受到重度污染,七大江河体系,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受到重度污染;今后,许多城市将面临饮用水危机。我国的生态基座已经非常脆弱,严重透支了我们子孙的生存资源。
而且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到十二五期间末,我国能源消耗将达到五十亿吨标准煤,且不说排碳不允许,就是供应也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分配的不公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我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2010年为四十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达到八万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上,出现了极大的不公平:在社会与政府之间,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财富分配向资本倾斜,在不同行业之间,财富分配向国有垄断企业倾斜,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财富,资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以致民间,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改革开放成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处于危险的高位。
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日益操控经济生活,社会普遍的钱权勾结,按照权力分配财富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更是拉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不公平感充斥,社会矛盾在迅速激化。
第三,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看,文化凋敝,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使社会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
过去我们只看到,中国是在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开始搞改革开放,而没有看到当时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从五十年代以来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围剿,使中国文化几乎陷入沙漠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信仰缺失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大大污染了社会风气,相呈现出和一个崛起民族非常不称的颓废现象。拜金主义和权力的结合,形成权贵资本和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对金钱的追求而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形成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比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了国人道德沦丧到为了金钱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地步。
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和民族都处于急于变革的迫切状态。变,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如何变?
中国是个大国,大国之变,宜于渐变,不宜于剧变。这就犹如大船航行,急转弯容易倾覆。
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在变革中不能发生暴力,不能通过街头流血来实现变革。这是关键的关键。最近英国的事件,就是对我们的警钟。
那么,要实现渐变,稳变,不流血,其核心是朝野共识,共识越大,变革就越平稳,越顺利,暴力的几率就越小。
在这方面,台湾就是我们的榜样。
为了为变革作准备,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稳变革,为了不使辛辛苦苦积累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当前我们能不能在几个最起码的观念上达成共识:
1,有神论(宗教信仰)而非无神论,是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石;
2,改良而非暴力,是消灭暴力的前提条件;
3,多元而非一元,是社会思想的正常状态,;
4,宽容和妥协而非坚持,是讨论问题的根本态度;
5,只有高度的民主法治秩序才能与充分的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需要法治社会的保障。
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逐步达成共识,则是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