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潘汉年的二位夫人
潘汉年的原配夫人许玉文，是1924年即他18岁那年，被双方父母强迫成婚的。
当时，潘汉年已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工作。婚后第二天，潘汉年就执意要离家返回上海，遭到父亲阻拦。直到按当地乡俗在家住了三天后，父亲才免强让他只身回到上海。两年后，他工作的中华书局，成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潘汉年也成为这一重要场所的重要成员。由于他父亲一再逼迫他和妻子同住，加上工作需要家庭作掩护，潘汉年便将许玉文接到上海。
但是，潘汉年除了工作，无心顾及家里，无心顾及这个他根本就不爱的女人。这样一来，夫妻俩陷入了经常吵架的恶性循环中，许玉文甚至还跟踪潘汉年吵到了中华书局。在这样的痛苦中，他们整整生活了二十年。
在潘汉年离开上海赴香港等地时，把许玉文一个人丢在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之后，她在各种红男绿女的影响下，和她的堂姐夫发生了暧昧关系，并于两年后公开地为她的堂姐夫生下了一个男孩。
潘汉年1944年底，潘汉年又回到了离别近三年的上海。回家后，他看到妻子许玉文，看到了原是妻子堂姐夫的那个男人，还看到了妻子和那个男人生下的小男孩。他一句话也不曾说就离开了家门。从此，潘汉年再也没有同他做了二十年夫妻的许玉文联系过。
1955年潘汉年被捕入狱，在揭发、批判潘汉年“反党”罪行的时候，许玉文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对前来调查的公安人员说了这样一段话：“老潘做了许多年革命工作，做错些事是难免的，哪里能算反革命呢？他做情报工作本来就容易得罪人......我们党样样都好，就是有时没有调查清便大张旗鼓地整人，而且连多年的老同志也不再见乎......”就是这样一段公道的话，使许玉文受到了“潘案”的牵连，历经磨难，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
董慧初识潘汉年1938年，潘汉年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经32岁了。在桥儿沟召开的六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负责人。他在中央党校讲过话，在中央社会部办的枣园训练班讲课。而且还参加接见来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李公朴等先生。社会部要开展工作，他向组织部门提出，需要一位在香港、上海等地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同志当助手。“行哇，就派给你一位香港小姐吧!”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开玩笑地说。
有一天，当他在窑洞里忙碌时，有人闯了进来，未等组织部来人先作介绍，一位剪短发的姑娘已风风火火地抢在前面，很大方地问：“您就是潘老师?”“我就是。”他愕然地看着这位姑娘，似觉眼熟，可立即，就觉得浑身被这位女子送来的一股热力裹住了。她穿得很朴素，但浑身上下，有一股子青年的活力迸发出来，白皙的鹅蛋脸，玉雕般的双眼皮，那如同深潭般明丽、多情的眸子，看得出来，她是一位很有教养、高雅的女子。是了，该不是在党校或枣园训练班里听过课的年轻人。
“怎么样?”那女子快人快语。 潘汉年夫妇 “什么怎么样?”潘汉年怔住了。 组织部门的来人才作了说明。 “怎么样?”那女子又问。“这......”潘汉年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 “怕我不行?” “干我们这一行，不仅要担惊受怕、要吃苦受累，还得出生入死......”“你瞧不起人!”那女子火了，“我可是自己来到延安的......”组织部来人点了点头，表示是事实。潘汉年含笑听着，仍没吭声。那女子竟噼噼啪啪放连珠炮了：“怎么?不行?因为我是女的，因为我年轻，因为我......不那么像是么?延安人莫非还封建脑袋......”一口带粤语的普通话，该是那位“香港小姐”吧。潘汉年这才笑了：“你看我像封建脑袋么?坐，坐......”“我来了，就像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舍弃自己贵族之家，舍弃宫廷一切的快乐与舒适、豪华的生活，追随自己的丈夫，走向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我就这样从北平来到这黄土高原上，由学生宿舍住进了洞。”
在俄国革命史上，那些罕见的贵族女子，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被称为“迷人的星辰”!董慧也是这么一颗“迷人的星辰”!不，她该是一颗璀灿的、光芒四射的恒星!她不仅追求光明，自身也在溅射着光明!给人以光明与温暖!她的确是“贵族”的女儿，她父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大银行家。作为一位大亨的千金，她来到延安，吃粗粮、住窑洞，这已经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了!董惠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年生于香港一个富商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辗转来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怎么来的?少年时，她就在广州真光女中读书，由于她开朗、激进，很快便担任了党校里学生会的工作。1935年，她年仅17岁，可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深得师长称颂。父母也很钟爱这位自幼聪慧可人的女儿，自然不惜一切，把她送到北平念大学深造。其时，“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这期间，年少的董慧经常活跃在游行队伍之中，高呼抗日救亡口号，充满了革命激情!地下党一眼就看中这位热情奔放的亚热带姑娘。她也主动地靠拢了党组织。1936年春的大逮捕，“一二．九”运动有的领导人被捕，不少学生也被列入了黑名单。董奉然(董慧当时的名字)虽说仅17岁，也没被放过。于是，她毅然地告别了大学生活，随同一批校友，经地下党的引导，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她所向往的火一般的生活，从此奇迹般展示在眼前!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时，有的同学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同学落入了敌人凶残的手中，生死不明......然而，她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她向往延安，向往光明，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与解放...... 终于，她踏上了陕北的土地，如愿以偿。
“我就这么来了，现在向你报到。”这位年满20岁的亚热带姑娘，就这么带着一股扑人的热力来到了潘汉年的身边。
平日里她无忧无虑，有说有笑，心直口快，全没把已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放在心上。可为人她又格外周到体贴，尤其善解人意，每每教人如沐春风......然而，干起工作，却有一股子百折不回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手，接受了任务便一头扎了进去，决不讨价还价。就在20岁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春和日暖，万木吐绿的日子，潘汉年同董慧一道，离别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经西安、重庆，一个月后，到达了董慧家的所在地香港。这已是1939年的5月了。女儿已多年没有回来，如今从传说中的西北那不毛之地归来，举家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当女儿决定要去延安时，无数份电报飞向北平劝阻无效，家里无奈，只有千方百计寻找熟人，辗转托长信至延安劝说，但都无济无事。没想到，今天，她竟奇迹般地出现在亲人面前。两老热泪盈眶，抱住了自己的女儿。“我好好的呀。”董慧想说什么，也泣不成声了。
按照潘汉年的指示，她向父亲提出，就在自家的银行当一名职员。这有什么不好?父亲满口答应下来了，正巴不得女儿日夜守在身边呢。就这样，董慧以父亲银行中一位女职员的身份，往返于香港总行与上海分行之间，她通过来往于港、沪之间的亲友及可靠的同事，把一份份的情报、材料，经过伪装、包裹好，由香港带到上海，或由上海带到香港。分别转到潘汉年及廖承志、刘少文等同志手里，及时通过香港的秘密电台向延安汇报。自然，女儿的这些行动家中不可能没察觉。“阿慧，你可要小心些呀。”亲人这么劝。“当然，放心好了。”“日本崽没人性的，千万莫走漏消息。”是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爱国家庭，始终如一地支持着自己女儿的革命活动。
在家，董慧常常讲起在延安的见闻，让父母听得聚精会神。他万万没想到，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竟然活跃着一支最有希望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的西北部，我亲眼看见八路军战士是怎样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我们的战士，从战场上负伤下来，没有麻醉药品，可又不能不及时开刀，于是，一咬牙，就动手术了，嘴里一条毛巾咬得稀烂......”董慧很动情地追述着，“是的，连刘伯承同志也这么动过手术，眉头皱都不皱......”“嗨，这不同关云长刮骨疗毒一样了么?了不起!”父亲被深深打动了。“没有这种精神，他们怎么走得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怎么敢过黄河，开往抗日前线呢?所以，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他们。”董慧的声调变沉重了，“但是，苦还是非常苦的，虽然他们被正式编为八路军，重庆方面也应诺发军饷。可是，只是开始象征性地发了一些，后来就完全断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说吃的、穿的不够，过冬甚至好多战士没有棉衣，北方的寒冷，在这里没法想象，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几度。住，大家都住窑洞，我也住的窑洞......单说上前线打日寇的战士吧，有的负了伤，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伤口感染，本来可以不截肢的也只得截肢，有的甚至死......”董慧说得声泪俱下，难以自己了。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深情地注视着女儿，说：“就凭我女儿这份慈心，我也得表示点什么才行呀......行，有我女儿这几句话，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延安赠送一万大洋的医疗药品!”这一批医疗药品，可真是雪中送炭了!董慧以银行职员的身份，掌管着沪、港两地的地下党的开支经费。她从家中为延安争取到了一万大洋的医药品，使得地下党的同志大为吃惊，潘汉年也更为之感动。没料到这口中没遮拦的，快人快语的“香港小姐”，竟有这般深沉的心计呢!
她倾心革命。也倾心于她革命的引路人。未被派到潘汉年的部门工作之前，她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这位“红色小开”的许多动人的事迹，倾心相慕，一听说要调到潘汉年所在部门工作，她不知有多高兴。一俟来到了潘汉年的身边，一睹风采，见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于是由敬重而产生亲切感。她读过潘汉年十年前写作的小说，为他的出色的文学才华而暗暗赞叹不已。得知他为革命事业而弃文从政，既有几分惋惜，但又更肃然起敬。尤其得知他潜身敌后，在西安事变中穿针引线，出生入死，折服对手，据理力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更是万分钦佩。一起工作后，潘汉年时而香港，时而上海，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把党的工作视若自己的生命......像这样无私的、赤胆忠心的同志，自己能不爱么?于是，她不顾一切，凭着亚热带姑娘那种敢说敢为、火一样的热情，向比自己大了十多岁的潘汉年倾吐了自己的爱。潘汉年也终于把深藏在心中的恋情倾泻了出来!原来父母为他讨的妻子早已分道扬镳。这次是他一生中真正的爱情!就这样，两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永远不可以分开了。
家中早就风闻董慧与一位共产党的负责干部“过从甚密”，开始，只当是工作上的关系，董慧在延安呆过，本就是共产党的人了。可是还没有想到他们有更深一层的关系。然而，这总得挑明。有一次，父亲故意对女儿说：“这次回来，好像你是在为两位大老板理财吧，除了我，还有一个......”董慧顺水推舟：“可不，还有一位上海‘小开’呢！” 父亲认真了：“真的还有位老板？”“不过可是位‘红色小开’，怕不怕？”董慧得意地说，“相见识见识么？人家比你还阔绰，还有气派呢！”一听是“红色小开”，父亲笑了：“行哇！你什么时候领来见识见识......不会是‘拖友’吧？情人眼里出西施，看你把他说得太好了。”董慧一下子脸红了。
见了潘汉年，说起这事，她却故意说：“汉年，这问题可复杂了，你是知道的，我们家都信教，信教的人，可不能收不信教的人或异教徒当女婿呀？”“这么说，你是要我信教了？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没办法了。”潘汉年苦着脸。“你呀，放心吧，我们家也不是那么古板......”
董慧一回到家中，先是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毛泽东能即席赋诗，古文功底厚实着呢；周恩来等留学法国，见多识广，博学强记......才不是外面宣传的什么土包子之类。使父母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有好影响。潘汉年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未来的岳父、岳母面前，谈吐自若，颇有学问。父母为有这样的女婿而很高兴，平时他们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待潘汉年走后，两老说潘汉年一表人才，女儿确有眼力。“怎么样?”董慧问。 “想不到共产党里还有此等风流倜傥、出类拔萃的人物。”父亲感叹地说。“人家可是同斯大林、宋庆龄、宋子文，还有蒋介石、宋美龄打过交道的呀。” “哟哟，我可不算老几了。”父亲笑笑说。“怎么样......”董慧急迫地问。“这个，......人是没说的。”父亲略为沉吟了一会，“可我们是个信教的家庭，共产党是无神论者......” “爸爸!”“可我女儿的事，只能由女儿自己作主......让我为你们祝福吧!”董慧的父亲毕竟是一个开明的人，何况像潘汉年这样出色的人，使他钦佩不已。1940年，潘汉年与董慧结婚了。两人的命运从此牢牢地连结在一起。1945年，他们在香港隆重地补办了结婚典礼。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以“反革命罪”在北京饭店被捕。为了使丈夫的案子早日结清，董惠毅然北上进京。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也受到丈夫的牵连，于5月19日被逮捕了，和潘汉年关押在同一所监狱。1962年6月，董惠被结案处理，决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1963年1月9日，法院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又宣布假释交公安部门管制。
董惠被释放后，有位负责人找她谈话，告诉她：“只要你和潘汉年离婚，即可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还可以去香港和家人团聚，过上安逸的生活。”董惠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果断地拒绝了：“要享清福，当年我就不会去延安！”不久，董惠在香港的母亲经过有关方面的批准，派人来北京欲接董惠去香港休养或定居。董惠对来人说：“我不能让汉年一个人在此受罪，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终于，他们团聚了，那是潘汉年被假释后，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里。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凭着陈伯达的密谕，潘汉年和董惠又重新被揪出来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又是八年，直到1975年5月，他们才同时走出监狱。紧接着，专案组又将他们送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县境内的省公安厅第三劳改农场。当时，潘汉年年已七旬，董惠也年近花甲。他们没有子女，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只要夫妻能团聚在一起，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