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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尽绵薄之力 或可了却父亲所愿
——香港专访王耀武女儿及外孙女们
济南日报 逄金一
王鲁云女士与她的四位女儿
周总理与王耀武等在一起
对于王耀武这个名字，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但大多人的了解局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为，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全部人生，特别是他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恐怕多数人所知甚少。而对于他的家人与后人，更是鲜有人知。
王耀武被俘后，毛泽东曾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蒋介石也曾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陈毅与粟裕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客观、全面、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重新认识王耀武这位抗日名将。
3月18日起，本报开始连载《蒋介石的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这是王耀武生平事迹在大陆的首次全面披露。近日，本报记者远赴香港，在铜锣湾力宝礼顿大厦，对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女士以及她的五朵金花，也即王耀武的五位外孙女进行了独家专访。完全第一手的珍贵史料、鲜活生动的陈述首次披露于世，让我们进一步走进了王耀武的真实世界，也走近了王耀武的家人与后人们。
抗战时期。童年王鲁云眼中的父亲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他带着74军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王耀武在抗战中的战功尤其显赫彪炳，所以当时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1945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40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师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次战胜外敌，并以战胜国将领身份受降。他的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里只有74军逢战必有战功。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于抗战爆发前两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也是伴随着抗日烽火度过的。“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王鲁云女士缓缓地叙述，“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部队走，贵阳、桂林、长沙、汉口……都去过。父亲偶尔会回家来。一回家时，总是先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嘛。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作为军人，总是有点脾气的，但他平时语调多是平稳的，性格爽朗。他喜欢跟小孩子玩，老笑。有一次，他抱起我来让我说山东话，我就说了，他听后哈哈大笑，用标准的山东地方话说：‘你的山东话还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碌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会细心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意哄我开心。这些东西因为离开济南之前行色匆乱，都已经散失了。”
在童年王鲁云记忆中，父亲回家之时，母亲郑宜兰总会给他煮一顿好饭。郑是福建人，平时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来，她肯定会做山东菜，比如水饺啊什么的。王耀武在家时，还会有很多人来找他，“他会从早到晚都在忙，有来报告各种事情的，有的穿军装，有的着便衣。”
王耀武治军恩威并用，在个性上自信、倔强、好胜，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王鲁云也提到，虽然王耀武与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负面颇多微词。“父亲前半生事业中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王鲁云女士说，“父亲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她提到，有一次，她亲眼见到父亲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里踩来踏去，颇为不解，就问缘故。父亲告诉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为人讲求边幅，但平素办公，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
“父亲不许我们打牌。不许任何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暴露了出来——毕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亲照例把我抱起来问：‘家里都好吗？’我说：‘很好。母亲也没有打牌。’——这一句话漏了口风。父亲于是和母亲吵嘴。这也是我记忆中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鲁云回忆说，“父亲一直在抗战前线，一年当中也就回来三四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里来，很难过的样子，说某某卫士长牺牲了，这个卫士长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们跟着也很难受。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晰。”
济南战役前后。少年王鲁云从济南到青岛，再辗转上海，落脚香港
抗战之后是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王耀武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转折。“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政务，这次却也隐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在《蒋介石的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序言中，王鲁云这样提到。
事实的确是这样。据史料记载，王耀武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心态极为不同。抗战中，余程万弃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认可的，他认可的就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而到了济南，同样面对部下，他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
“1946年我们还在汉口，接着去了山东。去山东时，父亲没有带母亲，她留在了汉口。父亲和母亲照了张合影，然后就去了山东。”王鲁云深情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在他出战之前、打仗归来之后都要给母亲磕头，总会说：“让您挂心了！”
在济南时他们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王鲁云和两个哥哥去那儿念小学。
1947年，王鲁云12岁。解放军大军压境，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母亲带着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堂兄弟，当然还有一些护卫。去青岛坐的可能是飞机，记不太清楚了。从青岛又去了上海，之后坐飞机去了香港。”
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的消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他们九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
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说到去香港，我记得很清楚是坐飞机。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篮子的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得用一个大篮子的钱去买了。终天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父亲的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机。”
“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父亲曾嘱咐我们不要说从哪里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很谨慎的。当时我们都在念书的年纪，都去上了学。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九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九个孩子都有校服。父亲被俘，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过得很艰难。”
“在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父亲’，曾经上过当地人的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功德林改造。青年王鲁云的北京之行，与父亲的一次短暂相聚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整理、两岸和平、一生总结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世的工作。
在功德林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王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是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之一。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150元。1963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巡礼各省建设状况。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尤其难忘的是，王鲁云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最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啊，父亲就说在香港。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
惠珍即黄惠珍，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7岁。
“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费彝民，也许是他手下，以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
“当时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老人真切地回忆道，“北京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她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我请他们吃饭，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每个人送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
王鲁云当时心疼难过，但又不想让父亲知道，就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出来，王耀武应声还是一口的山东泰安口音。
“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父亲就问没有男孩子，公公婆婆没把我怎样吧？问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
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次“讲话都是悄悄地，室内光线也不足够，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也暗，脸色也是暗的，声音低沉。”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有必要提一下郑宜兰，也即王耀武的妻子、王鲁云的母亲。郑宜兰后来与王耀武离了婚，“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在北京找一个人来侍候他。她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终生未嫁。1981年1月11日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终年73岁。”
1966年冬，在周恩来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64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等三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对我们表示，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
三项奖学金。五朵金花儿女满堂，12位世界顶尖学府毕业生
有资料记载，王耀武育有四子两女。此次香港之行，王鲁云女士亲口对我们证实，王耀武先生其实育有六子一女。
“父亲总共有六个男孩子，现在已经有三个不在了，其他三个全在哥斯达黎加，和当地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以当医生的为多，都不太会说中文，对中国也没有太多印象。我相信如果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他们会这样在中美洲永远居住下去的。”
“父亲晚年曾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建设大业，惜乎早逝，未能贡献良多。所幸我们目前事业尚能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经济良性互动略尽绵薄之力，或可弥补父亲些许遗憾。”晚年的王鲁云，依然不失优雅美丽，她平静、充满温情地为我们展示了王耀武后人们的不凡成就与风采。
王鲁云的丈夫黄振辉是一位富有远见与开拓性，并很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师。夫妻两人经过多年经营，为家族留下了香港首个、并且至今仍为最大的低密度环保住宅式洋房群地产----“锦绣花园”，以及另一个颇为壮观的高档大型地产----“康乐园”。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与大陆有多方联系、关心与热爱中华文化的子女。她近几年来致力于教育事业。据她透露，目前她已设立两种国际奖学金，其一便是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王耀武将军奖学金”，优先颁给大陆学生，其次再考虑香港、台湾的学生，获奖者中就有一个来自青岛的林粼，她给王鲁云女士写过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其二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设立的黄振辉奖学金、黄振辉研究生奖学金。无独有偶，她的女儿黄惠琪也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奖学金。
王耀武生于山东泰安，又曾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军政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于济南与山东，他有一种不能抹去的历史联系。同样，王耀武的女儿与外孙女们也与山东、济南有很多联系。
颇值得一提的是大外孙女黄惠珍。她是山东省政协委员，现在已开始了第二届的任期。黄惠珍在政协会上提过多个提案，其中一个是有关官员喝酒太多的提案，现在已证明是适时之作。还有一个提案与教育有关。未来她有可能做一个关于建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国形象的纪念馆的提案。此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内地企业联手，她在山东莱州也有大量的建设投资。
将军的五位外孙女个个气质不凡，她们有着平和而坚毅的神情，自然带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王耀武血缘的传递。排行第二的黄惠琪是一位物理学博士，香港俊业资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家族公司，实力不容小觑。排行第三的黄惠君是香港弘立书院主席，举手投足中书香气尤为浓郁。排行第四的黄惠菁是一位心理学家，现正在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内地女性到香港当妈妈的话题。排行第五的黄惠婷身在韩国，也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学子，在我们采访期间也打来了国际长途。五朵金花育有子女多人，王鲁云女士可谓子孙满堂，幸福美满。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光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毕业的成员就有12位之多，这在高学历人员密集的香港也是不多见的。
王耀武先生的传奇，依然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