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冬冬，策展人，《艺术界》资深编辑。策划当代艺术展览，并发表大量艺术评论文字。曾策划展览：“你应该学会等待”——龚剑个展（2009年）、“视觉的结构”（群展）（2011年）、“ 陌生人”——陈飞个展（2011年）、“余地”吕振光、李杰(群展)（2012年）。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在策展人风起云涌的今天，孙冬冬可以被称为小众策展人。他学的艺术史专业，在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做过策展行政，现在《艺术界》杂志社以编辑为生，偶尔选择性地做些展览。这样界定他的身份，是跟他的职业规划和艺术态度有关。所谓小众，是他有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他的艺术态度和艺术观念可以被范围内的艺术家所承认和接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冬冬谨慎地面对自己，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影响，在艺术界种种“诱惑”面前，始终自觉地保持低调的态度。这种清醒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将要做什么。他将这种正面的个人定位从容地纳入职业规划。
孙冬冬以策展人身份加入A4当代艺术中心“2012青年艺术家实验计划”项目，收集了在他长期观察范围内的6位艺术家作品，这个展览让我注意到每位艺术家在思路、表达语言、材料运用、观念能动上都相互独立，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仅仅是作品呈现，没有设定统一的展览主题。孙冬冬基于项目的实验性，只是给出了线索，这个线索围绕艺术家个体展开，策展人是退到后面的组织者。
谢帆：《一立方与一公里》
易鸿：了解到你是学艺术史专业的，现在《艺术界》做编辑，编辑和策展人身份兼顾，这两个身份对你来说，有何相关之处？
孙冬冬：学史论的人，是从美术史角度出发，与策展不一样，与批评不一样，有自己的学科要求。艺术批评范围更广，有不同的角度，可以选择文化角度，选择艺术角度，同样是文字工作，还是有细微的差别，这种细微的差别恰恰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决定的。一般来看，策展就是策展人写篇文章，把一群艺术家放在一起作展览。实际上不是这样，个人认为策展人工作分两部分，笼统地讲一个是案头的，分析研究艺术家。第二个是现场的，包括去工作室拜访艺术家，了解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时间和脉络，还有就是展厅，安排作品的摆放布置，结构关系。所以策展人不是我们往常认为的展览组织者，只要写一篇文章就好。相反，好的策展人不需要写文章就能让观众进入一个好的现场，通过现场就可以表达出他对于展览要达到的目的。
易鸿：现场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孙冬冬：对。因为文字是单身的，一些策展人的文字，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往往是“可能性”这类暧昧的词。相反的，一个好的展览现场可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和挑选与展览主题观念相契合的艺术家是有关联的。
易鸿：也就是说从观者的单向感受进入了策展人的立体思维这样一个转变。我注意到，中国策展人各种身份都有，有大学艺术史教授，有画廊老板，还有曾经的画家。而且中国策展人身份是没有行业标准来评判的。好的策展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孙冬冬：应该怎样去表述呢？比如说在大学研究哲学的人也可能做艺术策展人，他完全通过哲学的角度去看待艺术，但是我学艺术史，更多是从艺术范畴去看，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也许学哲学的看来，作品与作品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哲学上看到的都是本质的东西。我们更多的研究表述技巧，语言的搭配，观念的突破，会考虑艺术内部的一些问题。两种不同策展人表达主观不同的东西。
易鸿：策展人的专业和经验，决定了不同的展览方向。
孙冬冬：不管策展人是学文化，还是哲学、艺术，其基础和出发点是要具备对艺术的感受力，这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感受力，做展览，挑选艺术家，展览是成立的，作品对观众有影响，这是最关键的。艺术工作是开放的，如果艺术有门槛，艺术对我们人就没有那么重要，正因为它本身没有门槛，对于视觉，对于身体，对人是根本性的联系，我们不用回避所谓的职业划分，那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方式造成的。
鄢醒：《谋杀电视机》2
易鸿：我注意到这个展览的每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思路、表达语言、材料运用、观念能动上都相互独立，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一般来说，策展人在策划展览时都会提炼个主题，想方设法对展览进行解读。而这个展览仅仅是呈现，之前有设定过主题吗？
孙冬冬：有个线索。这个展览是项目，围绕艺术家个体展开，策展人是退到后面的，不是在前面的。做这个展览更像是个组织者，6位艺术家都是我熟悉的，是我考察视野范围内的，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实践和变化。
易鸿：每个阶段的生产。这个展览之前作品都成型了吗？
孙冬冬：对，因为他们很忙，给这个展览提供了难度。当初对这个展览的设定是从意识的角度入手讨论作品，而不是置于一个作品本身意义不断地阐释，是个回溯的过程。
易鸿：退到艺术家本身的出发点上。
孙冬冬：对。这是我对实验的一个看法。实验不是创新，是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发现自身的局限性，有限性。
易鸿：这6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将不同理念的作品呈现在这里，正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而艺术本身是包容的，所以，他们才同时存在，互相对照，又互为补充。
孙冬冬：是的。没有什么不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系统中，对当代艺术的认识，绘画变成很边缘，装置影像很实验，我认为都不是，单纯以媒介来划分出，这个价值就是在相互的参照中，都是相对来说的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这是我对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理解。
易鸿：做为策展人，选择艺术家时有没有一个标准？偏好哪种类型的艺术家？
孙冬冬：一方面是收集的过程，就是不停地看，去了解。曾经看到作品很喜欢，就打电话去艺术家工作室拜访。
易鸿：打动你的是什么？
孙冬冬：不知道，我对艺术的看法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乎艺术家如何去想一件作品，艺术和行动的逻辑关系，我非常在乎这一点。
易鸿：关注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性，怎样把新的现实问题用艺术的形式转换。
孙冬冬：这也不算实验性，是应该做的。这次展览所有东西都是基于他们自身逻辑来做的，并不是为这个展览主题定制的作品。我很在乎这一点。我喜欢挑作品，更自然一些。
易鸿：何翔宇的“可乐计划”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用掉127吨可乐，工作量巨大。他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以及商业上的回报，毕竟要花一大笔费用支撑。
孙冬冬：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分化，艺术家都是基于自身条件来做作品，他能完成这样的事说明他的家境可以支撑这个作品的完成，这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可乐计划”开始于一次小的实验，何翔宇想看看可乐烧干后是什么，后来想做大，熬了一吨，再后来想再多点，于是回老家继续熬。一个事从量变到质变，看上去简单，其实必须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去解决，不是在工作室里解决。你会去搅动这个社会，你的行动就会让社会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年轻人多接触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些所谓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就会显露出真相来。在做“可乐计划”时，何翔宇了解到127吨是他老家当地一年消耗的可乐量，可乐公司不卖给他，因为可乐公司对销售地有监控，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何翔宇会通过别的方式去解决，他也是在挑衅资本主义的监管。
易鸿：这个计划的进程中，事先何翔宇并不了解会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反而是“可乐计划”有趣的一环，面对这些事去解决同时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孙冬冬：他给自己设定了很多障碍。
易鸿：他的作品把个人行为扩展到社会行为。这个作品投入了多少资金？
孙冬冬：作品都卖了。
易鸿：怎么卖？熬出的碳？
孙冬冬：对。就是有人喜欢。因为可口可乐在当代艺术史属于非常特殊的经典性的符号，所有的艺术家，特别是美国欧洲的艺术家对可口可乐所谓的批判和赞美，让这个符号性的标志深入人心，成为消费景观的表征。当一个中国艺术家做这样的一件作品，将它转换得如此彻底，在艺术收藏系统中影响力非常大，反而让他重新可以找到做下一个计划的钱了。
易鸿：收藏家更喜欢作品的结果——可乐渣，还是整个计划过程的呈现方式也被纳入了？
孙冬冬：连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工具都买了。
易鸿：也就是说不止一个收藏家，不同的收藏家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孙冬冬：将127吨熬出的渣分装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便于收藏。
易鸿：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很成功的商业运作，可能艺术家本人都没有设想到，但实际产生的效果显然超出了计划本身。
孙冬冬：是的。把景观重新又还给了景观。
易鸿：换了一种物质形式而已。
孙冬冬：重新占领吧。真正意义上判断一件作品的好与坏，不是东西画得好不好，做得好不好，而是某种东西打动了别人，他们就会去收藏。
易鸿：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艺术家鄢醒的作品《谋杀电视机》，将他拉大提琴的过程通过投影仪而不是电视播放，艺术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载体的转换吧。艺术家唯美的脸谱和大提琴如泣的音调打动了我，透出某种诱惑的隐秘和不可知的忧愁。
孙冬冬：鄢醒是做行为表演的，他的出发点是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他既是身体的欣赏者，也是表演者，是他作品的媒介。作品取自于美国艺术家白南准现场的行为表演。
易鸿：鄢醒移置过来用自己的身体重新解读经典。
孙冬冬：对，录像艺术之父白南准表演的是美国概念音乐家的作品。录像是基于电视机而产生的。鄢醒有意识打破录像之父对媒介的框定。单纯从媒介来讲，科技在不断进步，这种科技产生出来的媒介反而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最后变成影像画质的不断更新，设备不断变大或变小或变薄，电视机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液晶，变成高清数码了，媒介已替换。本质上，到底是媒介打动我们，还是商人的东西在打动我们，鄢醒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把身体纳入实验的原点，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表现力的，他的重新演绎，依然让人感到沉静，甚至感知到哀伤的情绪。作品本身在观念上的突破还未必，但你静静地站在作品面前，依然会感动，想依偎靠近，是件感人的作品。
易鸿：选择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归纳起来显示出这样的信号，他们试图打破常规，保持怀疑的态度，颠覆一切现行的既定的观念和行为，在颠覆中寻找自己的未知，对关注的对象给出自己的理解。
孙冬冬：在北京很多艺术家都在干这些突破常规的事。我选择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不同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与人性是相关的，就像艺术家陈飞作品中出现的电影坏人一样，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类型片恐怖片，都是基于人性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艺术，是很令人不爽的途径，你可能回避他的观念，他的突破性，但是基于这个层面，你会发现这些作品不是让人感到迷惑，它不会清晰展现出它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说艺术做的事，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替代。我们在说哲学时，可能你不太懂，但这件事用艺术来表达，也许说不出来什么，但可能会一拍脑门说你懂了，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跟其它媒介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懂了，不是说知识的领悟，也许是人性的某个角落起了反应。
刚才有人问我，展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说最大的特点是这6位艺术家一般不会再在一起做展览了。
